对我们文保人来说，守护就是幸福！

文物，

见证着所有经历的过往，

沉淀着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时光深处,岁月静好。

在大众心目中，

文保工作者不过是守着悠远的味道，

捡拾记忆的碎片，

总是敝帚自珍。

但其实，文保工作者的爱，纯粹而执着；

他们的工作，与时俱进又乐趣无穷，

这些把人类文明捧在手心里的人，

用现代回应传统，用青春留取未来。

作为一个文保人，

这种简单的守护，

就是我们的幸福。

央视十九大特别策划专题片——

《我们的幸福时光》之“丹心照汗青”，

节目讲述了三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

和一个民间组织的文保故事。

李黎，

一个给石头、给土看病的“医生”，

为“病人”忧，为“病人”喜，

在它眼中是值得。

奔波于各个文物保护现场，

每天于岩土材料打交道，

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枯燥，

但李黎说，这是她的爱。

对她来说，

选择文物保护工作，

是偶然也是必然。

做了三年建筑师的郑宇，

半路出家，

源于纯粹的喜欢，

为文物进行专业的“体检”。

在他眼中，

曾经“只是建筑”的文物，

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宝藏和文明密码。

地质工程专业的理工男，

却成为敦煌研究院第四代“掌门人”，

王旭东说，

是莫高窟安静的夜熏醉了他，

一留就是26年。

他说：

“当你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它的一些优秀成分，

又了解其他的文化的优秀成分的时候，

那你就一定会，

这种文化自信你就会发自内心的产生。”

次元壁是新兴的网络概念，

有一群另类的文保人就是来打破次元壁的。

平凡的一群人，

因喜爱长城而结缘，

自发建立网站，

为长城保护奔走呼号，

这个网站叫“长城小站”，

他们是“小站人”。

成立18年来，

全国15省（自治区、直辖市），

43721处长城遗址信息，

9万张照片，

在他们的数据库中共享，

成为社会参与长城保护的一个重要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原视频：

▼

当然

幸福的文保人

可不只这些

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

一生都在为古建筑文物保护奔波、忙碌。

他走遍全国文化名城，

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2012年5月罗老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而就在此前不久，

86岁高龄的他，

经常是提起箱子就走，

下了飞机又上火车，

一个月数次出差在外，

不在家是常事。

问及罗老如此辛苦，

身体是否吃得消，

他笑笑说，

从前我们经常一起去跑的“三驾马车”中

我还是年轻的呢！

ps:历史学家单士元，99岁，建筑学家郑孝燮，94岁，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86岁，向他们深深表示敬意！

现在单老已不在了，

我们这“两驾马车”还在跑。

与古建筑研究保护一生结缘的罗哲文先生，

就这样不遗余力地

在这条他倾注深情的道路上奉献、奔跑。

1962年，一个25岁的北大才女，

抛下恋人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

爬进黑黢黢的洞窟。

这一待，便是半个世纪，

自此，

敦煌，

便是她血脉里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一间不足20平米的土屋，

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

没有水、电，

更别提卫生设备，

这个出生于上海的江南姑娘，

就这样守护国宝40多年，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戈壁，

她就是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敦煌的守护神。

樊锦诗曾在她书里写道：

“在莫高窟，不知不觉之间,几十年就过去了。

和千年洞窟相比，

人的一生非常短暂，

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

就是极大的幸福。”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

有个修宫廷钟表的师傅，王津。

他总是面带微笑，

无论是面对相处半辈子的钟表，

还是自己的学生，

抑或是跟自己显摆的钟表收藏家。

王津说：

“我身边太多的人，身处焦虑。

他们为工作和加薪焦虑，

为明天的肉包子焦虑，

为人际关系焦虑，

为买房买车焦虑。

那种焦虑，

像随时会崩溃的沧桑，布满面孔。”

而王津的微笑里，

裹挟着的是淡定与从容。

当他面对着钟表，

感叹人生有限，

能做好的事情并不多，

特别遗憾，

几丝落寞，几丝无奈。

他愿意穷尽一生，

陪伴那些钟表，

即便是这样，他也嫌不够，

因为不过数十年而已，太少。

我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跟文物的对话。

我们的使命，

就是让自己的

每一笔，每一刀，每一次刷漆，

赋予了文物再次传播文化的价值。

对文保人来说，

这种简单守护就是幸福，

这就是我们的爱。

如果要在这个工作前加上一个期限，

我们希望是

一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