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都城的大三角与小三角关系

秦统一中国直到现在，其所经历的2200年，即4000年历史的后一半，我国首都的变迁基本上是在以西安、北京与杭州为顶点的大三角形中的变动。

其中以在西安与北京两地为主。在此2000多年中，前～半以西安为主，后一半以北京为主。

由小三角形变为大三角形，主要是王朝的疆域扩大，南到南岭，北到秦长城，西到陇西与河西走廊，东到大海。从全国的地形图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三角形恰好代表黄淮海平原与长江三角洲相连成一体的范围。其由西安到北京的边大体上正是黄河与海河流域平原与黄土高原的界限；其由西安到杭州的边则正好反映了该平原与江淮以南的丘陵的分界线。

大三角形与小三角形所反映出来的首都变迁的范围，其原因除上述的王朝疆域扩大外，还有与边疆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从汉到唐，汉王朝与其北面的边疆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的矛盾与冲突主要集中于大同以西的长城一线。汉王朝的基地是其首都的长安（今西安），而少数民族的基础则在河套与河西走廊，再往北则是辽阔的荒漠与戈壁，水草缺乏，既无农业又不利于畜牧，成为一个隔离带。

当时，渭河河谷平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加上西安到其前沿地带不但有一定距离，而且多是丘陵与山地，既有利于对前沿的支援，又有利于防守。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对汉、唐时代的兴盛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京位居海河平原西北部的顶端，西临太行山，北接燕山山脉，其东南方则是广大的平原沃野，一直到黄淮地区。而唐中叶以后，大兴安岭两侧以及东北松花江、辽河流域一带的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兴起并相继强大，于是大同以东的长城一线，就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与冲突的前沿地区。与此同时，大同以西，除北宋时的西夏党项兴起以外，基本上是平静的。

大同以北的长城以外的地理环境与其西部有很大不同。西部的草原、荒漠与戈壁地带呈东西方向排列，而中间是水草缺乏，极端干旱，不利于人畜活动的隔离带。东部大小兴安岭两侧的草甸草原、森林、干草原与荒漠高原，则是与大小兴安岭平行呈南北向排列；因东北平原居于其间，山岭耸立两边。其气候，由于接近海洋，降水较多，除大兴安岭两侧以外，多是农牧交错区。大兴安岭以西为蒙古草原，地势坦荡，少起伏，这里的草原良好，非西部的草原与荒漠可以相比。

这种农牧交错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而地形条件与自然地带的排列，有利于少数民族骑兵的长驱直入，可以很快到达长城脚下。一旦突破了长城，占领了北京，广大平原则无险可守，敌骑可以横冲直闯。

对汉族来讲，除去出兵于长城以外，远征其基地，大大削弱其力量外，只有守护着长城，方可保证政权的安定。北京的区位在汉族与其外面的少数民族争夺中十分重要。少数民族占领它，即把它当作前进的基地与控制中原的政治中心。汉民族掌握它，就是支持前方战斗与防守的基地、指挥中心和政治中心。

正足长城东西上述自然条件的差异，造成东西不同的结果。在西部，由于自然地带是东西向的，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个宽阔的隔离带，而长城到当时首都有一个很宽的山丘地带。它使得汉民族与蒙古高原西部少数民族不能融合、整合，也使汉族的首都西安成为少数民族难以接近的禁区。

在东部，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的自然地带是南北方向，从地形上便利往来，而且水草条件较为优越，形成农牧交错地带，少数民族骑兵南下时不会缺草缺粮。对汉族来说，北京就在长城脚下，与少数民族兵戎相见既无隔离带，又无回旋余地，地理条件相对来说是不太有利的。结果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蒙古的元、汉族的明和满族的清5个王朝更迭中，4个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以北京为都，汉族中只有1个以北京为都的就是明。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理条件有利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往来，有利于文化与人员的交流，导致了融合与整合的结果，使其难以分离。

在大三角形中，在杭州这个方向，由于其离北方长城一线较远，而且南方从唐中期以后的经济发展超过北方，所以，这个方向就成为偏安经济拉力对首都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力。因此，在唐朝以后的五代，北宋与南京恰好处于首都从西安转向北京的过渡阶段，在北方少数民族武力强大、南方经济趋胜之时，首都也就从西安向东到开封、向南到杭州。结果是以弱势而选首都，终于以弱势而结束其王朝的存在。

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大三角形恰好是为山地、高原、丘陵所包围的黄、淮、海与长江三角洲联成一体的大平原。它是在小三角形向四周发展后，取代了小三角形，而成为新的、扩大了范围的核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