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 | 孔多塞： 我从未有过任何敌人
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是数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主要奠基人和吉伦特宪法的起草者，后被雅各宾派抓捕死于狱中。代表作为《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观》，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同是恩格斯所说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
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为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反过来说，十八世纪法国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推出了更多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比如“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等人。
1745年，法国出版商本来打算将“西方先进”代表英国的《科技百科全书》译为法文版，但发现其既不与时俱进，又不接法国“地气”，因此打算自己编一套，取名《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大词典》，由作家狄德罗和数学家达朗贝尔担任主编。
《百科全书》1751～1772年共出版28卷，参与撰稿的有160余人，在二十多年的编撰过程中，虽然他们观点不尽相同，信仰参差不齐，但也区别于一般的文学流派，树立起一面令当局噤若寒蝉的鲜明旗帜：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判和衡量，推崇机械工艺，孕育了资产阶级务实谋利的精神。
检察官在最高法院对百科全书派提出公诉，其罪名是“他们形成一个集团，为着拥护唯物主义，摧毁宗教，鼓吹独立自由和败坏风俗”。当权者把《百科全书》称为“魔鬼的新巴比伦塔”和“异教徒以及神和国王与教会敌人的大集合”。
看起来，《百科全书》花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法兰西的知识体系，似乎是颠覆国运、摧毁民族、破坏力惊人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这是新旧势力在社会教育阵地的白热化的争夺战。《百科全书》两度遭到当局封禁，有的作者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数学家达朗贝尔恐受连累，于1759年宣布辞职。
《百科全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然而狄德罗、卢梭、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都没有活到看见大革命爆发。只有达朗贝尔的一个学生，作为年轻后辈，不仅成为百科全书派里最后一位核心人物，也亲身经历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最后还为革命而献身，他就是孔多塞。
起初，孔多塞只是一个少年数学天才，师从达朗贝尔，和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交往甚密，后来在时代洪流中，科学家们也纷纷涉身司法、政治，孔多塞成为一位哲学家、政治家。
孔多塞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今天是被忽略的，实际上，孔多塞和康德两位宗师，他们拥有人类历史必将走向美好的最强信心，这个信心就建立在人类理性自觉的基础上。
康德开启了黑格尔以降的精神科学，孔多塞则开启了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两条路线相互颉颃，蔚为近代历史思想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幕。（何兆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
人类的理性自觉从哪里来？从《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孔多塞从未放弃一个领域——教育。
《百科全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但狄德罗、卢梭、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都没有等到大革命的到来
1743年9月17日，孔多塞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叫里伯蒙的小镇。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孔多塞的父亲在他刚一个月时死于军事演习，从此他的母亲将他奉献给圣母，给他穿上裙子当女孩子养，一直到他9岁。
孔多塞对童年的回忆是甜蜜的，对母亲的感情是崇敬的。反倒是9岁时，不得不脱下裙子，穿上男孩子的短裤，让他感到别扭，对自己不知如何是好的身材感到拘束，这造成了他一生的表现不自然和羞怯。
11岁时，他按照主教叔父的意愿，到耶稣教会学校当寄宿生。那些当时被誉为最佳教师的耶稣会教士，给孤独的他和同学留下了痛苦的回忆。18世纪教会学校教育制度的三个关键是：一、无时无刻不在的监视；二、按照政府原则确立的告密制度；三、体罚。
1763年，耶稣会教师被取消了。然而，孔多塞走出教会学校20年以后，谴责耶稣会教师所给予他的那种教育的文稿，加起来有好几百页。
他既揭露教育的内容，也揭露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他嘲讽第一学年的哲学课（神学预备课）的荒谬，这种哲学“教人反驳哲学家们教授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在实践上，则是教人跪在神甫面前“卑躬屈节和忍羞受辱”。孔多塞写道：年轻人在离开教会学校时，觉得这种教育不分是非，滑稽可笑，失望之余，将之完全抛在脑后，“成为放荡鬼或伪君子，无赖或强盗。”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所有的先生都是单身汉，他们都自吹见到女人就退避三舍，后来在先生们中间却出现了堕落的人。这种事经常发生，而又总是出现在教士和修道士身上……”在青春发育期，由于学校宣讲的禁欲，和大家暗地里观察到的不道德事件，孔多塞和许多青少年内心非常纷乱。
幸好，孔多塞在1758年考入了巴黎的纳瓦尔学校，它以科学精神而著称。头一年的学习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但少年孔多塞只看到其中的经院哲学诡辩术、神学啰嗦话，直到第二年的完全用于数学和物理学的哲学课，才让他兴奋起来：“一些非常有学问和热情的教师在第二学年讲授几何和代数的基础知识、截面和级概念，这些是新运算的基本法则，然后又讲解运动的普遍原则，并将之用于万物分类……”
孔多塞一生腼腆，没有一般启蒙主义者的享乐，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世界，在这里，通过科学的思考，人们超越于贫困和不公，这是自由和不带偏见的世界，在这里幸福不依赖于他人。
他的启蒙教师是纳瓦尔学校的凯鲁东教士——离开家乡以来遇见的第一个友善的教士，他是将孔多塞引向苏格拉底思想的助产士。纳瓦尔学校决定了孔多塞一生的志向。
数学与人文
在20岁出头的几年时间里，孔多塞在数学领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体系，他得以结识权威的数学家达朗贝尔、博絮等人，可以向巴黎、柏林、波兰或圣彼得堡的科学院提交其数学论文。
然而有志于数学与科学，在法国大革命前，并不是今天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么高大上。首先，孔多塞家里人就不同意，认为他应该子承父志，去做“骑兵队长”，这才是一般贵族家庭之子的体面选择。
而成为数学家只能靠做家庭教师或学校教师维持生计，虽然孔多塞看起来少年得志，早早就进了科学院，但那不是贵族的选择。而且他只是助理科研员，还得靠母亲寄膳宿费用和老师凯鲁东关照。
数学对孔多塞，并非一种孤立的游戏，而是加深对宇宙客体、特别是对人的认识的一种手段。由此，他才会跨界崇拜达朗贝尔的好友伏尔泰。他不仅崇拜伏尔泰的文学作品，文学家伏尔泰拿起笔为无辜者辩护，为正义服务的光辉形象也在年轻的孔多塞的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
自1777年起，孔多塞参与《百科全书》的编撰，为1666至1699年间去世的科学院院士写“颂辞”——对已故院士的平生学术成就作分析性的论述。这些“颂辞”多达1400页，涉及各个不同的学科。伏尔泰对这项工作高度夸奖：“您的科学院秘书职务，将导致国家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
此时的孔多塞已经被任命为科学院秘书，每一天都不忘钻研数学，以至于日子过得忘了日期，写信时都不写日期。达朗贝尔的情人朱利·德·莱斯皮纳斯只比他大11岁，但对这个腼腆的年轻人担负着监护的责任——“不要在浴盆里做数学啊……”
有的长辈科学家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誉，称孔多塞是当时欧洲十位第一流的数学家之一。1782年，虚岁刚满四十的他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1785年，孔多塞在一本声学著作中写道：“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真理的确实性，可以认为与构成物理科学体系的那些学科，甚至它的分支学科（如天文学和数学）的确实性是一致的。”这流露出用自然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科学的意图。
孔多塞怀着科学能够提升人类幸福的信念，把大洋彼岸新成立的美国当作自己心中的理想国，把美国人描写成不受阶级偏见干扰、一心致力于提升聪明才智的好学之众。
捍卫人权让温和的他容易变得激动，他的道德准则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卢梭阐释的人的天然感情——怜悯。他为黑奴呼吁，比美国后来的黑奴解放早了近百年。他主张女性应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及接受公共教育权，他甚至主张爱护动物，早早就放弃了打猎。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婚不久的孔多塞被选进政府，参与起草法案，任职于国库，还参与创办了《共和报》。1791年，他进入立法议会，成了一个手握权力的共和主义者，在吉伦特派议员当中结成了自己的政治团体。
面对革命的复杂形势，孔多塞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大革命只有将人类从最顽固的羁绊——愚昧中解放出来，才算真正确立了自由。而唯有教育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孔多塞当选为公共教育委员会议长，亲自主持全盘组建公共教育。他向议会提交教育议案，力推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教育精神——
首先是原则。教育对儿童应该是普遍的，对男孩女孩、穷孩子富孩子应该是平等的，对成人应该是终身的。一个自由国家的教育由此实现完备；
其次是实施路径。小学—中学—大学的进阶教育方式得以规划出来，而各级教育都应该是免费的。国家不应变卖知识，贫穷儿童可以获得奖学金，成人可以得到补习。
第三，公共教育存在一种很大的危险，即教育反而成为一种政权奴役人们思想的优先手段。所以只有当公共教育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教条主义影响的，并且允许批判的理性时，才会有公共教育。孔多塞一锤定音：“教育的独立性是人权的组成部分。”
基于第三条理由，教师的选择也必须保持独立性，由全国的科学和艺术协会自行遴选。
为了建立心目中理想的公共教育，孔多塞甚至拒绝将自己参与起草的宪法和人权宣言神圣化。在他看来，即使是有益的真理，也不能要求必须相信它、喜欢它，否则，“人类依然划分为两个等级：一个等级的人在思考，另一个等级的人在听信，即主人等级和奴隶等级。”
1792年，孔多塞写完了他的教育提案，然而，法国大革命搅动了欧洲的君主制，国际形势只有两个字——遏制，战争正山雨欲来。4月20日，议会在同一天，既要听孔多塞的公共教育提案，又要等国王来发布向奥地利宣战。
这两件事搅在一起，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孔多塞面对座无虚席的议会大厅和情绪激昂的旁听席人群，在吵吵闹闹中宣读教育提案，然而所有的人都心不在焉，他们在等待国王的到来，等待宣布战争。
哲学演说的时代过去了，如今一切都要取决于战争了。后来，孔多塞写道：“我正是出于厌恶战争而投票支持了宣战。”
不是只有孔多塞是这样，很多有发言权的人物，想到战争就发抖，然而见识到民众情绪的作用，被这种集体的意志带动，也发誓要进行战争。
就这样，孔多塞上午还在宣读理性是万能的，下午就选择了支持宣战。
我们假设，就这次宣战投票，三级会议各选出一个代表，分别为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让他们选择：战、备战、和——
教士首选战，其次备战，不选和；
贵族首选备战，其次和，不选战；
资产阶级首选和，其次战，不选备战。
按照多数投票的原则，教士和资产阶级选战，因此选战胜利；教士和贵族选备战，因此选备战胜利；贵族和资产阶级选和，因此选和胜利——选来选去，产生了一个胜利压倒下一个胜利的循环，等于选不出个确定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孔多塞悖论。
孔多塞悖论指的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这是更早的“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
1784年，同行波达的一篇有关选举方法的文章发表在孔多塞任编辑的《科学院纪要》上，波达在文中谈到了他认为多数投票制的评选结果，有可能违背大多数选民的初衷，建议选民使用一种根据自己的喜好程度，比如战＞备战＞和，给所有候选项进行投票。这就是波达计数法。
孔多塞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从这种方法中发现了孔多塞悖论。为了解决孔多塞悖论的循环，当没有赢家出现而选择特定版本来决定赢家的状况，被称为孔多塞完结法。
时至今日，即便是在最重要的政治选举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方法。比如，以色列等国家采用单一选区的制度来选出整个国会；爱尔兰、比利时等则将国家划分为很多小选区；英美则采用单一获胜者的制度。
民主选举面临着尴尬的情况，孔多塞亲身体会过。在革命中，他作为贵族出身，但自己的意愿是想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由于太接近资产阶级，他当然会被贵族们撇到一边；但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他又被资产阶级拒之门外。
1792年9月22日，新选出的议会即国民公会开幕。国民公会通过废除君主制的议案，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担任国民公会秘书一职的孔多塞，为执掌共和国政权的吉伦特派撰写了新宪法的大部分草稿，其中包括废除死刑的条款。但随着温和的吉伦特派被极端的雅各宾派所取代，孔多塞就大祸临头了。
雅各宾派不理会孔多塞草拟宪法里的条款，执意将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送上了断头台。1793年7月，孔多塞也被雅各宾派定性为革命的敌人，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的罪名遭到通缉。
关于民主投票，产生了著名的“孔多塞悖论”
从启蒙思想核心的沙龙主人，到深受器重的国会秘书，再到专制政权下的流亡者，最后成为阶下囚，孔多塞的感觉一定糟糕极了。
是这样吗？实际上，这只是我们想当然的同情心。像后来的革命者的理想境界一样，孔多塞是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的。革命中的暴力，在他看来大概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孔多塞一生在尝试用数理方法处理不能精确描述的社会现象，概率论是其中重要的一道桥梁。自己的境遇，当然也在运算之中。这让流亡的孔多塞没有唉声泄气，而是一如既往的理性和乐观，对革命的未来充满坚定的希望。
趁着流亡，他甚至厚积薄发，写出了在论调上比他先前的所有作品都要乐观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这本书不是革命的工具书，没有振臂高呼的口号，倒是凝结了作者一生深邃的思索，全面而鲜明地反映了启蒙时代的历史观，朴实无华地叩问历史发展的规律、阶段和动力。
在哲学上，孔多塞秉承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并以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相调和。很难想象，一本看起来严肃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从人和人群的感觉分析入手：找出人类个体感觉的普遍事实和永恒规律，这叫形而上学；孔多塞是从个体的感觉倒推时间空间的发展，并对世世代代的感觉加以追踪，最终迫使一张人类精神进步史表得以呈现。
在被雅各宾派通缉逃亡的几个月里，孔多塞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这本代表作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作为逃亡者，孔多塞写作这本纲要时几乎没有参考书，此时他一生的博闻强识派上了用场，超强的记忆力成为法宝。他将政治斗争的烦恼和严酷抛诸脑后，在对宇宙的研究中重新找回了平静，人类的沧桑祸福再次成了他探究的试验场。政治家日理万机高速运转的那一面不见了，拥有宽阔视野和博大思想的哲学家的那一面又回来了。
在书中，他这样回答指控他的挂着民主、共和名头而行专制、暴力的雅各宾派当局：
“人世间仍然遭受着谬误、犯罪和不公正的玷污……然而，人类以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前进在真理、道德和幸福的道路上……哲学家感到他为理性进步、捍卫自由所做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他真正地与志同道合者共同生活在一块乐土之内。”
人类自由的增长，其本身也是自然律的一部分，就和人摆脱自然环境的束缚是一样的。自由的增长是通过摆脱历史的束缚实现的，这个束缚包括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也包括下者的愚昧和偏见。这个过程是与人斗的过程，但就像人类与自然环境斗争一样，毫无必要对斗争对象带着仇恨。
1794年，昔日的朋友纷纷被暴政送上断头台，51岁的孔多塞也落入宪兵之手，很快在关押他的地方身亡，后人考据，他可能是随身带毒自尽。
在孔多塞看来，丑行和谎言无须揭露，抗议和反驳也属枉然，因为作为哲学家，他已率先获得自由，而且坚信：“有朝一日，阳光照耀之下的都是自由人。”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对妻子索菲说，“你告诉我们女儿，切勿沾染任何复仇情绪，你要告诉她，我从未有过任何敌人。”
孔多塞死于法国大革命，但临终他让妻子告诉女儿，切勿沾染任何复仇情绪
END
2021年/第61期∣2021/0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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