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欧陆战场的尾声，美国陆军第42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冲进了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一个风光美丽的小镇。很快，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将作为人类在20世纪最不堪的一页，载入史册。美军在集中营旁边的铁路上发现了一列火车，它有几十节车厢，每节车厢里都有几十具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后脑上有子弹孔的人类尸体。他们是苏联人、波兰人、法国人……当然，还有犹太人。42步兵师的师部副官威廉·考林中尉和几名记者一起，坐着一辆吉普车驶入集中营的大门，来到一个广场。突然之间，有人——他们几乎不成人形——从各个方向走过来。他们身上很脏，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大叫着，呼喊着，哭泣着。他们跑过来抓着我们。我自己和那几个搞新闻的，我们的手和脚都被他们亲吻着，他们所有人都想要触摸我们。他们抓着我们，把我们抛向空中，同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德国党卫军士兵企图逃跑，但被大概200名囚犯围住。一个体重最多只有35公斤的男囚犯抓住了他的领子，而另一个人抓住他的枪，开始打他的后脑勺。在场的一名美军士兵见状，想要上去干预，想了想，走开了。15分钟后他回来时，那个德国士兵的脑袋已经被打没了。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这样的复仇场景，发生在被盟军解放的每一个纳粹集中营里。我发誓，我再也不会活捉一个德国人了，无论他是否携带有武器。他们怎么能指望在做了这些事以后，还能简单说声“我退出”就逍遥法外呢？他们不配活在这世上。随着二战正式结束，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罪行大白于天下，震惊了全世界。许多人发誓要将这些凶手绳之以法，血债血偿。其中，复仇意志最坚决的，要数犹太人。光被纳粹德国杀死的犹太人就达到600万，其中一半都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有5年的历史，担任它前三年指挥官的鲁道夫·霍斯，是被一个犹太人抓住的。这个犹太人穿着英国的军装，他叫汉斯·亚历山大——汉斯，是个典型的德国名字。他正是一个德裔犹太人，在战前德国开始排犹时就逃往英国，并在战后成了德国战争罪行的调查人员。真是冤家路窄。亚历山大很快调查出霍斯还活着，妻子和孩子跟他还有联系。在他们家里，搜出了一封霍斯写来的信。霍斯的妻子嘴很紧，坚持说她丈夫已经死了。亚历山大威胁她的几个孩子说，如果不招出他们的父亲在哪里，他们的母亲就要被枪毙，但孩子们仍然一字不吐。亚历山大亮出了王牌。他调来一列火车，监狱里每个人都能听到它的汽笛声。你的孩子们即将被送上火车运往西伯利亚，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几分钟后，霍斯的妻子就招供了她丈夫的藏身之地，以及他使用的假名。亚历山大亲自带领突击队前往，将其抓获。在确信面前这个战栗的男人就是杀死无数犹太人的凶手后，他故意离开了现场，走之前告诉手下：我会在10分钟后回来，并且回来后我要看到他毫发无损地待在车里。等他回来，霍斯果然被几个人剥光了衣服，拿斧子柄狠狠揍了一顿。作为最后的羞辱，他还被迫光着身子走过积雪皑皑的广场前往监狱。并被判处死刑。在接受审判的间隙，霍斯对一位医生说，他是个正常人，只是在服从命令。甚至在从事人口灭绝工作时，他也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做着其他正常人会做的事。这个，刚开始很正常，不过在我妻子发觉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之后，我们就很少有性交的欲望了。在战后对纳粹战犯的追查中，到处都有犹太人的复仇行为。有私人的，也有在官方名义下进行的。一个叫阿巴·科夫纳的俄罗斯犹太人，提出一个口号“一命还一命”。他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在德国的慕尼黑等四座城市的水源地投毒，以牙还牙杀死600万德国人。但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还没实施，阿巴·科夫纳就被逮捕了，只得逃亡以色列。后来，他担任了以色列的作家协会主席。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关押着一群党卫队军官。在审讯时，其中足足有137个人的睾丸被美国的战争罪行调查团队的办案人员踢坏，永久丧失了性功能。对这一事件的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审讯者都有个犹太名字。然而，大屠杀的凶手们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追究，正义被伸张的程度很低。7名为首的纳粹高官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绞死。但在冷战的大氛围下，大部分血债累累的凶手很快得到了英美盟国的宽恕，被利用来对抗苏联。更不用说，大批战犯趁乱逃到了对法西斯同情的南美、中东等地，逍遥法外。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中有超过3000人每天竭尽所能地杀害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我起诉了其中的22人，让他们全部被定罪。其中13人被判死刑，但只有4人被真正执行了死刑。其他人几年后就出狱了。至于余下的那三千来人，他们身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曾经每天都在屠杀他人。但犹太人，这个在世界流浪了两千年，被欺辱和屠杀了两千年的民族，并未忘记历史。以色列1948年成立，立即陷于与周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展开复仇。阿道夫·艾希曼，前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他不过是一个中校，但却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根据估算，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中，有大约200万人的死与他直接相关。前面提到被处决的战犯鲁道夫·霍斯，就是艾希曼的直接下属。战后，艾希曼几经逃亡，最终藏身在亲纳粹的阿根廷，为奔驰公司工作。经过一群犹太人接力式的传递，这条情报最终送到了摩萨德局长哈雷尔的办公桌上。哈雷尔看了整整一夜艾希曼的档案。原本他还不知道艾希曼是谁，到天亮时他已经激动得有些浑身颤抖。我们被命运选中，要确保史上最邪恶的罪犯之一，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犹太人将会审判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即将采取的手法的确不太体面，但除了采取这种行动以外，我们没有其他能达到道德和正义的标准的方法。一个精干的行动小队立即成立，抓捕预案做得非常完备。——怎样把艾希曼运回来？那几天，以色列外交部正好有一架专机去参加阿根廷独立150周年庆典，两艘运牛肉的以色列船只也在。——如果行动失败，被阿根廷警方抓到怎么办？特工们可以承认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不能说这是以色列政府的行动，而是自发的。哈雷尔交给行动小队队长一副打开的手铐，但把钥匙留在了自己身边。他命令：如果在抓住艾希曼后，他们不幸被警方抓到，队长就把自己的手跟艾希曼铐在一起，到时候可以让警方把他们两人一起带到以色列大使那里。他不知道的是，队长已经跟小队成员秘密商量好，如果行动真的失败，就当场杀掉艾希曼。连枪都不用，扭断他的脖子就行了。包括队长在内，行动小队大部分成员都在纳粹大屠杀中失去了亲人。1960年5月22日，载着艾希曼的专机飞行了一万八千公里，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此时，总理本.古里安才向一无所知的内阁成员通报了这一消息。那次内阁会议的文字记录属于以色列的最高国家机密，在50多年后才被解密。目前我们可以知道，那次会议上做出一个决定：艾希曼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聘请任何他想聘请的律师，费用由以色列政府支付。艾希曼表现得像一个害怕、听话的奴隶，唯一想要的就是让他的新主子满意。他不太能理解我们的行为，他觉得我们应该殴打他，对他残暴一点。而我们正在按照以色列法律的要求对待他。以色列对艾希曼的跨国抓捕，无疑是一种蔑视国际法和他国主权的行为。国际社会马上群情汹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侵犯阿根廷主权；——阿根廷外交部部长立即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以色列给个说法并将艾希曼遣返回阿根廷；——《华盛顿邮报》刊登社论，指责以色列诉诸“丛林法则”，一个国家没有权利这样做；——英国犹太裔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称，这么做在政治上不明智，最好是把艾希曼交给另一个国家审判；此时此地，有600万指控者与我站在一起。但他们没有办法站起身，伸出手指，向坐在玻璃隔间里的那个人喊出：“我指控”！他们的骨灰如今撒在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以及其他遍布欧洲的屠杀场里。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随即处决。他的骨灰被以色列海军用一艘快艇运出以色列领海，扔进公海里。艾希曼是以色列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死刑判决，但他不是唯一一个。1965年2月23日，65岁的巴西商人，前拉脱维亚法西斯党的领导人赫伯特.丘库尔斯被谋杀。他的尸体上放了一张纸条：鉴于赫伯特.丘库尔斯被控罪行之严重，尤其是他导致30000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受杀害，并且考虑到他在实施犯罪时的残暴表现，我们判处他死刑。——永世不忘之人。在几十年后，一位以色列特工的回忆录透露，这是以色列对前纳粹战犯的一次追杀。这位特工真名雅科夫·迈达德，是五年前绑架艾希曼的摩萨德小队中的一员。迈达德说，以色列决定杀死丘库尔斯，是因为四年前对艾希曼的绑架对纳粹战犯的威慑力已经渐渐过去，以色列必须做点什么。尽管没有能力追捕所有凶手，但这可以成为对低级别凶手的警告。丘库尔斯行动的成功把对死亡的恐惧放上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战犯的心头，让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无法拥有平静与安宁。在追捕和暗杀纳粹战犯的另一面，以色列在复仇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让很多人震惊不已。德国（当时是联邦德国）在14年内支付以色列价值7.5亿美元的物资，这笔资金将用于以色列的经济建设。德国政府还要向大屠杀幸存者赔偿约1亿美元，并对受迫害的犹太人进行个人补偿。以色列议会以61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决定。在野党领袖梅纳赫姆·贝京坚决反对接受德国赔偿。在以色列议会表决时，贝京领导的组织在外面公开游行示威，用石头砸碎了议会大厅玻璃，并直接跟警察发生冲突，导致100名警察受伤。贝京的父母兄弟都死于纳粹大屠杀，后来担任过以色列的总理。他会说德语，但他出于外交任务不得不跟德国人交谈时，只说英语。有一次，贝京和妻子在梵蒂冈图书馆访问，走过来一对夫妇，用英语说自己是德国人，但非常崇拜和敬重以色列。贝京问明对方在二战时差不多20岁之后，立即拉下脸转身就走，再也没有跟对方说过任何一句话。我心里想，也许这个男人就参加过对我父母、对我们犹太孩子的屠杀。有多少犹太天才被闷死烧死？有多少人遭到了活埋？谁能算出来？对我们来说，大屠杀的损失永远无法得到补偿。德国人对这样的恐怖行为负有集体责任。贝京这种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以色列犹太人的看法，更影响了他身边的人。多年后，他的英文秘书耶胡达·阿夫纳担任了以色列驻英国的大使。在一次受邀参加国事活动时，耶胡达·阿夫纳当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来访的德国总统的面，在乐队演奏德国国歌时拒绝起立，酿成轰动国际的外交事件。演奏的这首《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几个历史时期都是德国的国歌，自然也包括纳粹德国时期。尽管这位德国总统对以色列很友好，在访问以色列时公开承认德国的罪行。……我也作势要站起来，但两条腿不听使唤。它们不愿意直起来。宫廷管家、女侍和其他尊贵的客人向我投来反感的目光，我心里迟疑着。但这时，梅纳赫姆·贝京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我不能为这首国歌起立。虽然歌词确实改了，但音符没有变。它的旋律中仍然回响着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胜利欢呼声。从政界到民间，从组织到个人，犹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复仇。他们抵制德国制造的产品，拒绝与德国在文化上交流，并时时不忘提醒德国：我们记得那场大屠杀。比如美国《大西洋杂志》的总编辑杰弗里·戈德伯格，他是战后二十年才出生的犹太人，跟大屠杀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仍然本能地抵制德国产的汽车。因为他知道，奔驰、宝马、大众这些汽车品牌都曾经服务于纳粹。1968年11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在柏林参加一次公开会议。他正是战后逃过了追责的前纳粹分子之一。从1933年起他就是纳粹党员，在战时担任了纳粹德国外交部的广播局副局长，是戈培尔的得力助手。在这次会议上，一个29岁的女人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悄悄混入媒体采访团，走到基辛格背后突然大喊“纳粹！纳粹！”克拉斯菲尔德是德国人，但她嫁给了一个父亲死于奥斯维辛的法国犹太人。她丈夫致力于追捕几个纳粹战犯，装成记者不断地追踪、恐吓他们，并最终将他们送上法庭。被判处一年监禁的克拉斯菲尔德事后意识到，她做这样的事情，确实很危险。1968年是“撞击世界之年”，全世界的政治运动和暗杀行为风起云涌。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掌掴总理的她非常容易被误认为刺客，而基辛格的保镖全都带着枪。他们不需要花费什么功夫就能把我击毙。但是，我仍然要这样做。奇女子克拉斯菲尔德的行为震动了德国，也推动了它加大反思和认罪的力度。第二年，基辛格黯然下台，由反对党领导人勃兰特继任总理。这位新总理出访波兰，在犹太人大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时，突然双膝跪倒在纪念碑前，低头忏悔。2015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0周年。就在这一年，一个93岁的老人在德国受审。这个老人叫奥斯卡·格勒宁。当年，他在奥斯维辛担任看守，负责在犹太人前往毒气室的路上清点他们的财产。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那台杀人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你的决定或许受到了所处时代的影响，但绝不是因为你没有自由选择权。鉴于这些罪行的残暴程度，我们应当承担起对幸存者和受害者的责任，而不是说“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因此这些事应当被扫进垃圾堆了。”二战结束70年了，像格勒宁这样的老战犯，活在世上的已经不多。跟他们的受害者一样。以色列与德国的关系早已正常化，双方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一直不断。以色列所有的火车头都是德国制造的。像那位《大西洋杂志》的总编辑杰弗里·戈德伯格，也已经不再抵制德国车了。从美国这样的战胜国，到犯下罪行的德国，再到同样参与过迫害犹太人的许多国家，都相继公开对漏网的罪犯展开追捕和审判。尽管这种正义已经来得很晚。掌掴德国总理的勇敢女性贝亚特，和她丈夫一起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几年前，贝亚特甚至被提名为德国总统候选人。在投票时，总理默克尔同她握了手。在这一年，德国驻法大使向他们颁发了德国最高荣誉——联邦十字勋章，理由是：
有一句话说：犹太人经常被说跟中国人像。因为两者都勤劳、聪明、重视教育、爱惜家庭……
但是接触之后，会发现两者其实很不像。比如，犹太人比中国人顽强、团结……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犹太人懂得记仇。
在德国，否认纳粹罪行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而在日本，至今还有一小撮右翼分子死不认错。
不同的民族性格，造就了历史截然相反的结局。
宽容有宽容的优点，但难免会留下弱者的阴影。
以牙还牙，或许是一种更为正当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