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香港和澳门,还有一地被租借99年,面积是澳门的75倍

租界,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这个被西方高度美化的词汇,绝非仅仅是一片租地,其影响要深远和恶劣得多。

由于租借国掌控了租界的独立法权和独立行政权,使其名曰租界,实际已为他国领土。两者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法权割让,使租借国能大量输出本国意识形态,奴化租界人民思想。

独立行政权割让,使租借国能高效落实其法律规定的意识形态,加速奴化进程。除这两处最根本的影响外,租界当然还为租借国大开地缘、经济、商业和教育等领域的方便之门。

以澳门为例。112年的租界历史,带来的不仅是为葡萄牙提供了无数经济利益和其它各种利益。损失最惨重的,是租界人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租借澳门期间,葡萄牙用尽各种手段,淡化租借地人民的国家意识。其中不但淡化他们对中国的国家意识,还淡化他们对葡萄牙的国家意识。

一代代传承下来,他们的思想深处只有非常模糊和淡薄的国家意识——思想的奴役,才是最深远的奴役,所以最可怜的就是他们。

除香港和澳门外,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曾长期作为法国租界而存在,租借年限99年,却鲜为人知。

清朝时期的广州湾,主要在今湛江市赤坎区、硇洲岛和东海岛等区域。面积近2500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33平方公里)的75倍左右。

19世纪,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朝国门,继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我国南部大开租界先河后,作为传统列强之一的法国也蠢蠢欲动了。

1897年,法国以海洋科考名义,派出了一艘叫做白瓦特号(Bayard)的轻型战列舰,舰载了许多科考人员和科学仪器,号称要在东南亚等地海域进行海水深度的重锤测量。

但犬子野心是藏不住的。白瓦特号到东南亚海域不到半个月,就以舰载悬挂设备损坏和补充食物为由,虚伪地请求清政府允许靠岸数日。

清朝方面一眼看穿法国的图谋不轨,拒绝其靠岸。荒唐的是,拒绝靠岸的消息还未送达,这艘土匪舰已经快要到达广州湾了。白瓦特号刚靠岸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从法国方面看,白瓦特号在谈判未果后,原本计划直接入侵,可他们预想的激烈抵抗并未立即发生,这导致他们在到达广州湾后,并没有太多敌意;从清政府方面看,虽然他们做了防御准备,但白瓦特号的到来措手不及,又没表现出明显的敌意,这一落差让清政府一时拿不定主意。

这种尴尬和诡异,导致白瓦特号靠岸后,一直没有上岸,而广州湾方面也没有出面干涉。最后,这种局面还是被法国人打破了。

白瓦特号派出部队登上东海岛南岸,登岸后不久就被发现。

当时负责抵抗法军的战士包括清军和民兵,由于清军数量少,民兵成为这次抵抗的主力军,在战斗中表现卓绝。法军进军到寸金桥时,民兵进行了殊死抵抗。

他们在桥底掩埋炸药,又将调来的数门大炮对准寸金桥,决定失守后立刻炸毁桥梁。

然而战斗素养的差距还是显了出来,法军派出小股部队,佯攻寸金桥,却派出大部队绕道后方,在现在的寸金桥公园附近,围剿了民兵部队。

广州湾的初次抵抗虽然失败,但抗争的英勇顽强引爆了周边地区的人民。一时间,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这是法军万万没想到的。

当时,广州湾附近的许多村庄,例如沙头村,礼周村等村民,都拿起自家的农具,上前线与法军战斗。

寸金桥失守后,民兵部队将下一个抵抗据点设在万年桥处,他们将那些从寸金桥撤下来的大炮,重新安置在新的桥头堡。

这一次,民兵部队没有再让法军迂回后方,他们在万年桥两岸设立了长达四公里的防线,防线之外,又设立了一些岗哨,只要法军有丝毫迹象从别处过河,民兵就会提前开赴战场。

广州湾抵抗之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终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国力差距悬殊的影响下失败了。1899年,清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条约内容的无耻程度堪称空前绝后。

例如,条约中第一条规定:“因和睦之由,清朝政府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

明明是强夺强占,却美其名“因和睦而占有”。明明是被迫割让,却歪曲成“清朝方面将广州湾租与法国”,瞬间颠倒主被动关系。

明明是“抢夺利益和资源”,却称“停船趸煤”之用。果然,行径越是卑鄙无耻,门面越要伟大高尚。

《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的签订,使整个东海岛、硇洲岛及其它众多小岛屿,并赤坎区大部分地区,都成为法国租界。

根据《条约》规定,租界在租期内完全归法国管理,上文提到的独立行政权和独立法权归法国所有。

为落实两项权利,法国在广州湾建立公使署,作为在租界的最高统辖机构。法国租界之后的立法和政策,都由此公使署而出。

例如,当时法军在广州湾进行的许多抢劫和杀戮,就是由公使署授权的。光绪年间的《广州湾近事汇志》载:“法军登陆,被烧杀抢掠者不计其数,不从者即处死。”

除在社会层面控制租界外,《条约》还允许法国对租界进行武力控制。《条约》第四款规定“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并设保护武器各法……”,法国以极高的效率这样做了。

《条约》签订后不久,他们就在许多岛屿上建立起军事据点,在一些海角处浇筑炮台,又在东海岛建立港口。这些军事设施中的常驻法军,大部分由清政府财政供养,法国方面只提供很少的资金。

作为天主教国家,法国当然不会忘记通过宗教输出意识形态。《条约》签订后,法国在租界内建造了许多天主教堂,从国内派出数量众多的传教士来到广州湾传播天主教。

这种宗教灌输在短时间内不能起效,但在长期灌输下,许多国人开始信仰天主教,意识形态的防线进一步溃退。

当然,宗教奴役之外,还有更厉害的精神奴役,鸦片。法国租借广州湾时,虽然鸦片的输出已不如鸦片战争时期猖獗,但依然有许多国民深受其害。广州湾港口建成后,法国向租界输出鸦片,法国对外宣称,这些鸦片绝不会落入租界以外,实际上绝大多数鸦片都落入了租界以外。

广州湾租界最终没有存活99年。清朝灭亡后,由于广州成为抗击西方列强的重要前线,许多中国起义部队都在这里发动起义,这对法国租界造成了重大冲击。

同时,广州湾内部的国人到处渗透,他们打入租界中一些重要的机构和部门,破坏租界与法国本土的情报联络。1927年广州起义后,法国租界公使署为避免各种压力,不得不将地址一迁再迁,前后达到3次之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重新站了起来,同时,由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同属于同盟国阵营,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广州湾的回归便提上了日程。

1945年,由于法国在这里的利益已经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在广州湾被占领的第46个年头,它终于回归了中国,这也是它很少为人所知的原因。

广州湾回归后,由于许多法国人世代生活在这里,产业和工作也在这里,所以不愿同法国相关人员回到欧洲,而选择在这里永远定居。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些与中国人通婚,其后代成为中法混血儿,现在仍有不少当年的法国人混血后裔生活在中国。

当年租界内的许多建筑,后来都得以保留,如法国公使署,其它行政机构和许多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如今也都成为了文物。但保留这些建筑,并非仅仅供人游玩,这些承载着巨大历史耻辱和代价的洋楼,时刻警醒着我们:今日美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的。

当闻一多为这场抗争写下《七子之歌·广州湾》时,当郭沫若写下“一寸土地一寸金”时,作为后人的我们,当铭记国耻,砥砺前行,并让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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