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地位、权力与鞋
庄子走在路上，碰见了个很嘚瑟的人。
此人名为曹商，来自宋国。起初，宋王派遣他出使秦国，赏赐了数辆车马。待他到秦国以后，他把秦王哄得很开心，于是又得到了秦王的百辆赏赐。有此收获，曹商的虚荣心已经要按捺不住了。
曹商归国途中，没想到竟遇见了大名鼎鼎的庄子。
他便开始了表演，对着庄子发表了一番拉踩言论：
“先生你居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贫困到要自己编织麻鞋，脖颈干瘪，脸色饥黄，这是我比不上的短处；而能让大国君主省悟，使得自己的随从车辆达到百乘之多，则是我的长处。”
庄子一听，平静地回击道：
“听说秦王生病召请医生，破除脓疮、溃散疖子的人可以获得车辆一乘，舔治痔疮的人可以获得车辆五乘。凡是治疗的部位越低下，所获赏的车辆就越多。你难道给秦王舔过痔疮吗，怎么获得的车辆如此之多？你走开吧！”
曹商嘲笑庄子不成反被讥讽，活该。
在两人言语交锋之中，曹商用来攻击庄子穷困潦倒的“织麻鞋”，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歧视，也是迅速判断身份地位的方式。
譬如，孟子曾形容前来拜见滕国之主的许行说，“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也是用打草鞋、织席子来描述许行一行人穷困潦倒的样子。
用来保护双脚的鞋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裹足皮”。但随着“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服制观念形成，鞋子作为服饰穿着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身份、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商周时期，中国形成了与礼治相配的冠服制度。当时，鞋子有数种称呼——舃、屦、履、屝等等，它们的穿着场所和用料均有所不同。
以舃为例，这是一种在礼仪场合穿着的鞋子。舃是指在鞋底加了木板或注腊的双底鞋，比较厚，可防潮，可保暖，只有贵族阶级才穿得起。
根据《周礼》记载，周王朝曾设立“屦人”一职专门负责管理天子和王后穿的鞋子。于天子而言，脚下之舃可分为三等，分别为赤、白、黑三色，其中赤舃为天子身着冕服时所用。相对应，王后之舃也分为三等，分别为玄（元）、赤、青，王后只有在身着祭服时穿玄舃。
相较于高端的舃，屦和履则是工艺没那么高级的单底鞋的统称。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屦多用于日常生活，履多用于礼仪场合。
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单底鞋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丝绸做的鞋，是为丝履、丝屦。史籍有云：“国家靡敝……君子不履丝屦”，可见穿丝履是富足的象征。而用葛、麻等草料编织而成的鞋子，就是穷人或治丧时才穿的草鞋。
屝也可用来指草鞋，或是皮革做的鞋子。
高级的鞋子除了用料和颜色，在装饰上也有讲究。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曾特制过一双鞋，选用黄金做鞋带，用银作装饰，串连起一颗颗珍珠，还用上等的玉料做鞋头装饰。完工后，这鞋又长又重。当晏子上朝觐见景公时，由于鞋子太重，景公只能抬抬脚，实在是“寸步难行”。
鞋面上的装饰，那时分别称为絇、繶、纯、綦。
中原地区所穿的鞋，都属于浅帮鞋。而当时在西北地区，由于寒冷、干旱等气候特征，那里的人穿的多是用兽皮制作的高统靴。这种靴子，随着战争流传到了中原。
一切源于公元前307年，赵国第六代君主赵雍的一句“吾欲胡服”。
许久以来，中原地区习惯称域外为胡地，称异族为胡人。胡人所穿着的服装，自然也被称为胡服。
战国时期，赵国北临燕国，东临东胡，西临林胡、楼烦、秦国和韩国边境。这地缘关系对赵武灵王（赵雍）而言，犹如四面楚歌，守住国家边境乃头等大事。
经过数次战争，赵武灵王发现了中原军队在装备上的劣势：在与游牧民族的游击战中，宽大的上衣下裳显得笨重、不灵活，脚上的浅履也不适合跋山涉水。
于是，他与两派不同背景的重臣商量，认为应推行胡服骑射。
这是一个壮举。因为，自西周传承的衣冠礼俗，自上而下，早已深入人心。如今要推行那些中原人“瞧不上”的胡服，无异于离经叛道。赵武灵王也很清楚，此举一出，“世必议寡人”。不过，为保社稷安定，他早已做好“负遗俗之累”的准备。
赵国所采用的胡服，为窄袖短衣、合裆长裤和短靿胡靴。这样的装束有利于骑兵与步兵在战场上大展身手。
服装改良后的赵国军队，实力果然大增。随后几年，赵军屡有捷报，不仅守住了边界，还开疆拓土，对中山、林胡和楼烦都造成了痛击，成为强国之一。
靴子便是从这时起，在中原服饰中崭露头角。
时间来到了秦汉时期，社会制度得到了重建。这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鞋子的样式往多元方向发展。男子多穿方头鞋，女子多穿圆头鞋。
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中国的鞋文化呈现出一片独特的风景：木屐盛行。
当时，上至天子贵族，下至文人士庶，都爱穿木屐。西晋阮孚喜欢收集木屐，当时人认定他肯定为外物所累，境界不高。但阮孚说：“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人这一生能穿几双木屐呢？说完，神色自若。人们才知道，原来阮孚对外物还是很看得开的。从此，世人便以“阮家屐”或“几两屐”来代指木屐。
所谓木屐，是在屐的底部装有竖直的两齿，前后各一。这样既避免了鞋底和地面进行接触，方便淌水溅泥；同时，穿着的人也会因竖起的木齿显得高挑，走起路来还带有几分飘逸。
春秋时期，著名的木屐爱好者有孔子。相传，孔子前往蔡国在客舍休息时，半夜有盗贼偷走了他的一只木屐，然后放到一户被盗之家进行栽赃。因为，孔子的木屐长一尺四寸，异于“凡人”，很好辨认。
后来，由于孔子名气大盛，他穿过的木屐还以“孔子屐”的名目跟王莽的头颅、刘邦断白蛇的剑等奇珍异宝一同收藏在国家府库之中。只可惜，在西晋元康五年（295年）的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未再得见。
一直以来，穿木屐的人并不少，但魏晋时期才成为潮流。木屐的流行，自然也离不开风流名士们的“代言”。
首先，穿木屐后高挑的身姿，很符合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追求。
根据《颜氏家训》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多不学无术，他们喜好打扮，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捣鼓一番后，便驾着长檐马车，穿着后齿较高的木屐出门了。他们把玩的器物常放置在左右两侧，出入从容自若，这样的派头，看上去就像个“神仙”。
其次，木屐是一种方便行走的工具。
曾经在曹魏和蜀汉的战场上，面对满地蒺藜，魏帝就命令士兵们穿着平底木屐前行，最终顺利通行。南朝时，著名诗人谢灵运还曾改良出一种十分适合登山的可拆卸式木屐。
根据记载，谢灵运常穿着木屐登山，而他所穿的木屐，上山时可以去前齿，下山时可以去后齿，从此登山如履平地。如此灵活实用又安全的“谢公屐”，深受后人喜爱。唐朝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山的时候，就曾幻想自己“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而大文豪苏东坡，也曾有过一段“木屐”轶事：相传，某日苏东坡出外拜访归途中，忽然风雨大作。于是，他向农家借来箬笠和木屐。然而，因为不习惯，穿着木屐的苏东坡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路过的行人忍俊不禁。但是，苏东坡不以为意，潇洒自若。这一趣事，为文人墨客津津乐道，被后世许多画家描摹下来。
关于木屐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当时流行服食“五石散”，穿着木屐，方便名士们行走，散发体内的热量。
木屐的潮流过时之后，中国迎来了靴子的黄金时代。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内迁各族建立了多个政权，与原来的中原文化实现了交融。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逐渐为汉人所接触和熟悉。
此时，胡服虽被禁止，但“长帽、短靴、合袴、袄子”这种明显带有胡风的穿着，却被民间男子自发穿上。“上衣下裤”逐渐成为北朝服饰的主流。
等到杨隋再次统一中国，李唐继之，这样的主流穿着更是从北至南风靡起来。
国力强盛的隋唐，因为自信，所以包容，这便是胡风得以盛行的原因。
穿靴的人，有男有女，有官有民，有汉有胡。而面料和样式，更是多样，有高统、短靿、棉、丝等，有尖头、圆头、高头、平头等。
史载，隋炀帝出巡时，曾命百官身着戎服随从，而他们的戎服下，穿的就是黑色白底的皂靴，亦称马靴。这身穿着打扮，后来成为了朝服。
唐朝建立后，靴子被正式钦定为宫廷官鞋。
这种可以穿着上朝的靴子，每只由六块皮缝合而成，寓意东、西、南、北、天、地六合，被称为“六合靴”。一开始大家多穿高统靴，后来慢慢流行短靴。男子上朝、日常都会着靴，而女子方面，则是宫女、歌舞伎和乘骑妇女着靴较多。
唐代宗上朝时，身旁两侧服侍的宫女，穿着的就是红色的锦靴。这红锦靴在当时算得上是时尚单品，李白《对酒》一诗，就曾写到过吴地美女的红锦靴：“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一直到宋代，宫中女子还是流行穿靴子。苏轼要去杭州做官之前，做梦梦见宋神宗召见他，一去，就见“宫女环侍，一红衣女捧红靴一双，命轼铭之”。
除了靴子，原来的浅帮鞋也有市场。
唐代妇女常穿的，是一种轻巧便利的翘头履，也称重台履、高墙履。它的特色在于，鞋头的翘头装饰大有文章。上指青天的翘头，如同国家实力一般，国家越强盛，翘头越高、越精致。翘头上可以是凤凰、虎头、虎眼等绣花样式，手工细腻，生动逼真。
翘头履除了有平步青云的寓意，其实用性还在于，翘起的鞋头可以托住长长的裙摆，以免绊倒或行走不便。
▲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女子穿着翘头履。图源：网络
在普通人家，人们穿不起飘飘然的长摆衣服，自然也无需穿鞋头高高的翘头履。他们选择的是简单的麻履、草履。比起前人，唐代的草鞋不管是编织技术还是装饰，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简约而不简陋。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蒲草鞋。图源：网络
当宋朝取替大唐后，人们的服饰逐渐从绚丽走向了质朴。
关于脚和鞋，不得不提一种病态的社会风俗——女子缠足。这一落后、残忍的封建礼俗，影响巨大，直至民国才被真正地废止。
一般认为，缠足之风自五代十国起。相传，南唐后主李煜让自己的嫔妃以帛缠足，把脚掌弯曲缠作新月状，然后穿着素袜在莲花中翩翩起舞。此情此景，甚是迷人。从此，女子们纷纷效仿。
无论缠足之风是否从李煜起，到两宋时已比较流行——当然，这时还主要在宫廷贵族妇女中传开。苏东坡曾作《菩萨蛮》一词专门吟咏了缠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曾有记载称，宋时女子有鞋名为“错到底”，鞋底尖锐，由两色合成。这应该是早期的缠足鞋。
而从元至清，在男权社会畸形审美的暗示下，缠足开始渗透于各阶层女性，往越来越小、越小被认为越美的方向发展，缩至三寸，才可称为“金莲”。
缠足的方法，是在女孩三至五岁时，用长布条将拇趾以外的四个脚指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处，形成脚背弯曲的笋状。因此，后来小脚所穿着的鞋子，称为“弓鞋”。
尽管弓鞋颜色绚丽，刺绣精美，但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实在难以夸赞这种“艺术”。
满人入关后，其实统治者并不倡导缠足之风。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曾下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后康熙三年（1664年）又下令，“自康熙元年后所生之女概禁缠足”。
然而，社会上针对女性的审美已经扭曲，缠足之风屡禁不止。
只有刚入关还没被荼毒的旗人女子，穿的是清宫大戏里常见的高底鞋，一般为花盆底、高底、马蹄底等。
关于这高底鞋的来历，一说是过去满族妇女经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方便在树木灌丛中行走，防止伤害绣花鞋面，便在鞋底绑缚木块。后来这鞋子日益精巧，便发展为高底的“旗鞋”。
在古代女性备受压迫的几个朝代，男人们又在穿什么鞋呢？主要还是靴。
辽、金、元时期，靴的造型简单，多数无装饰。到了明初，靴被定为“公服”，但此时，官吏和平民皆可穿靴。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下令禁止商贾、技艺等庶民百姓穿靴。清朝初年，仍然规定平民百姓不得穿靴。靴成为了官阶和权力的一种象征。
或许，只有当女人的脚可以解放了，男人的鞋可以随便穿了，历史才进入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通道。
感恩我们都活在一个穿鞋自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