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的魅惑
詹姆斯·芬顿 飞地Enclave
奥登的魅惑
[英] 詹姆斯·芬顿
王敖 译
后来，史本德还是写过些散文，包括上面引用的他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还有我强力推荐的《欧洲见证》，一本不常见的书。他的日记很重要，而且他也和戴·刘易斯一样试过写小说。真正的瓜分行为发生在奥登和依修伍德之间，一位是杰出的诗人，另一位是杰出的小说家。依修伍德远离诗歌，除了一些很早期的韵文和若干翻译。奥登则力避一切像小说的东西。他们两人合作过戏剧——那是一个他们可以友善地分割的领域。依修伍德编电影剧本，而奥登为纪录片写作出色的文案，其中的两个本身就是诗。*依修伍德后来参与了一部弗兰根斯坦式的电影，稍后乔纳森·济茨（Jonathan Keates）提议给它加一个副标题“诺里斯先生换大脑”戏仿依修伍德的小说题目《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然而，散文不可能被轻易划分出来，或者像前面提到的，只留给史本德来写。散文是个太重要、太难以令人满意的概念，而且散文在它的各种分支之中显得太有趣了。怎么可能把诗歌交给奥登，把小说交给依修伍德，而把散文交给史本德呢？散文是不可相加也不可划分的。况且，奥登也需要散文。
他因为不同的原因需要散文，比如为了生计。正如他在《染匠之手》一书的导言里所说，他写所有的讲座发言稿、导言，还有评论都是因为需要稿费。他希望一些爱能够贯穿在这些写作中。但当他再次审视自己的批评文字的时候，他决定把它们缩减成一系列笔记。在奥登看来，成体系的批评是有问题的。在1946年，阿兰·安森（Alan Ansen）对奥登说，“我觉得，你大概可以出一本散文汇编了。”奥登说，“我不这么认为。批评应该是不经意的对话。”
W. H. Auden (L), Stephen Spender (M),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 (R) in 1931
一个诗人最痛苦的经验是：发现他有一首明知是虚情假意的诗已经满足了公众而且进入了选本。他明白这首诗可能还不错，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就不应该写下它。
没有哪个诗人或小说家希望他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但大多数人希望自己是当世唯一的一个，而且很多人开心地相信这一希望已经变成事实。
一些书被冤枉地忘记了；没有哪本书被冤枉地记住了。
在评论一本坏书的时候，人不可能不卖弄。
——奥登，《序言》（Prologue），见《染匠之手和其他随笔》
这些都是来自书上，下面这个来自谈话：
叶芝用他前半生的时间写次要的诗歌；在后半生的时间里，他写关于怎么做次要诗人的重要的诗歌。
再看这个：
不管怎样，除了《小老头》之后的晚期诗歌（微笑），艾略特什么都没写。（阿兰·安森，《奥登闲谈集》）
安森加入“微笑”一词，表示奥登意识到他所说的并不是真的。
奥登很长时间都不整理给期刊写的批评文章，到后来他都忘了自己写过的很多东西，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它们。《染匠之手》初版于1962年，由一位助手在奥登的指导下收集而成，他的工作是去图书馆复制疑似的文章。然后，应该是由奥登本人来去掉一些篇目。十年后出版的《序跋选》（1973）首次收集了奥登三十年代写的报刊文章，此书由爱德华·孟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选编审订，他是奥登文学作品的委托管理人和《英国奥登》（1977）的编者。此书出版之际，只有极少数博闻强记的读者才会对奥登的全部作品有所理解。我还要提一下，孟德尔森近期出版的权威性的合集——《散文：1926—1938》仅仅是收集奥登佚文的开始。尽管我们现在比不久前有更多条件来考察整体上的奥登，我们只有看到他的全部散文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中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期待他的散文胜过他的诗，或者用散文去补足他的诗中已经被觉察到的缺陷，而在于奥登著作中的散文和诗在互相贯通渗透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二十世纪的英语诗人。在奥登的作品里有不同的导向：布莱克和后期的亨利·詹姆斯，两者在他的诗和散文里都有迹可寻：
剑在贫荒之地歌唱
镰刀在丰沃的田间歌唱：
剑高唱他的死亡之歌，
但无法让镰刀屈服。
流水中的阿米巴原虫
在儿女之中更新换代
“山谷上悬的利剑”
虫子对钢镚儿说道
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
禁戒洒满了沙；
但是满足的欲求，
种起生命的与美的果实。
不愿思考者
毁于这行动：
不愿行动者
毁于这理智
无矛盾则无进步。吸引和排斥，理智和能量，爱和恨，皆为人类存在之必需。
承担一切的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他是在自我欺骗，而且将毁掉一切他经手的东西。
有人压抑欲望，因为他们的欲望虚弱到能被压抑的程度；而压抑者或理智篡夺了欲望的领地，并统治那些不甘心的东西。
丰产者和饕餮者：艺术家和政客。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各自有一个对方无法理解的世界观。但也要让他们认识到双方都是必要的和互补的。此外，政客和艺术家也有好有坏，其中的好人必须学会识别和尊重对方。
饕餮者觉得，制造者似乎真的被束缚在他的锁链里；实际并非如此，他仅仅是得到了存在的一部分就幻想得到了全部。
丰产者将不再丰产，除非饕餮者像大海一样，得到他过剩的快乐……
这两种人永存世上，他们应该是敌人：任何试图调和他们的人都会损毁存在。
詹姆斯发展出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对情感的隐喻性描绘，这是一种现代的贡戈拉主义。在《美国游记》里，不再受制于人物之手的约束，或急躁的情节上的拉扯，这种喻像到达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应该说，也许进入这本书的最佳方法是把它当作一流的散文诗来读……要逐句地品味它，因为正像《夜莺颂》不是一篇鸟类学的文章，它也不是一本旅行指南。
对那些难以欣赏詹姆斯晚期手法的读者，奥登推荐了关于里士满的章节的最后一段关于李将军雕像的描绘——他称之为“华章蔚藻”，并补充说还有很多别的段落可以与之媲美。它写道：
这位南方英雄的骑马雕像，在遥远的，对它没有任何兴趣的法国制造成型（这措辞听上去多像奥登的），它是大师之作并具有艺术趣味——风格上的精妙，在我们观看的印象里，在它的位置上，似乎就像海里贵重的珍珠被冲刷在一片原始荒凉的海滨上。极高的华贵底座带有最后的法国式的高雅，而那位伟大的战士怀着伤感的高贵坐在马上，抬起他英俊的脸远望荒凉的空间。我们感到他得其所哉，坐在他可以到达的高度，而且在他的孤独的幸存中，极目怅眺，俯瞰众多品类；盖因命运的反讽，君临这幅图画，赫然尖锐地印在他周围的景色中。这地方不过是两三条交叉道路模糊的中心，空空的没有形式感，只有一圈外围，由三四组小的、新的、敝陋的房子将它粗略勾画出来。它虽不雅观却不知为何显得空荡，尽管空荡却有表现力。“荒凉”，人们这样形容这里的气氛；然而它的效果却奇怪地带有某种自得，因为这是荒凉“时新的”范本或样式。只要我们站在那里，那高大的形体——提醒仰慕者注意它很自觉地，很主观地，甚至很崇高地极力漠视着，端坐着，也就是说，高高在上而且超然，这是它最后留给世界的姿态——乐于自己有仰慕者作伴，也因此有人会感同身受——所以，关于徒劳无用的强烈的联想会一时间离它而去。但当我们转身，会感到它再度孑然一身，在它的高度上，在这高度呈现出的某个非凡的、标杆般的孤栖之处，在某个永存的用于忏悔的高座上，跟那个徒劳无用的天堂交流着。因而，当我遭遇我最初的震惊，当我解开里士满的历史性贫困的谜语，至少我感到了再次的觉醒。这种贫困绝对是历史性的：照此理解，它就会鲜活起来。已经被证明的就是这种处境——或者，也许那是一个更晚的、更模糊、更虚弱的残局——假神受到了膜拜。离去之前，当我回望李将军进退两难的无助形象，它就这样被时间和命运骗走了一半的意义，我想，还有这样骗走的一半的尊严，骗走的伟大的纪念，我领会到的不止是对注定的失败的伤感。这全部的不幸诉说着一种永远不可能获得的理想。
——亨利·詹姆斯，《美国游记》
就这样，奥登听到了这种音乐，这种贡戈拉主义，而且被它魅惑。他自己的散文需要这种散文，他自己的诗歌需要这种诗歌。热爱晚期詹姆斯的人当然不止他一个。但另一方面，他也绝没有追随大多数人，而且，也许是他的个人发现的意识，还有他对晚期的詹姆斯被忽视处境的认识，使他的借鉴成为可能。
John Singer Sargent丨Henry James (1913)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对那些无论如何不再盲信奥登的人来说，这种詹姆斯的影响是令人不快的。然而奥登需要各种影响，并总是需要它们。当他用尽了各种影响，他会进入沮丧的状态，然后很快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在哀叹詹姆斯对他的影响，或者希望它不存在之前应该三思。这里是写于1941年的《在亨利·詹姆斯墓前》一诗的开篇段落，这首诗初期的形态是一个二十八节的重磅作品，而到了1945年它被缩减为二十四节，最终它被浓缩到只有十节，这是1945年的《诗合集》的版本：
雪，比这些坟墓的大理石少一些顽固 把捍卫白色的任务留给了它们； 我脚下的水洼正容纳着 蓝色，回应着浮现在天空中的云彩 那一闪而过的瞬间所觉察的，无论是飞鸟 还是哀悼者，都被它们重复。 而那些石头，上面的名字来自 各具特色的空间，形象们曾经迷失其中 让所有人发抖和犯罪， 岩石在天真的沉静中站立，每一块 都标出一个地点，在这里 又一连串的错误不再显得独特 新奇感也就此消失。 当反思的语言被换成了树木，这种交易 会使谁真正受益？什么生活的场景可以 对缺席者公正？哦，中午只是在反思自己， 而那块沉默寡言的小石头，是那位伟大 而多话的男人的唯一见证， 它做的评判，比不上我可憎的比照 留下的无知的影子 ，或者，也比不上 那遥远时钟，它用心灵对时间瞬息的读取 挑战着，干预着，而这时间 是一个温暖的谜，不再拥有它的你 让我交出我私人的喝彩 惊人的，是我的忧虑迈出的笨拙脚步 对你的赞誉带来的热烈的侵犯 是这可疑的时辰中的主题 哦，难缠的省份里严厉的总督 哦，有难度的诗人，亲爱的沉醉其中的艺术家， 请接受我的泥土和花朵。 ——奥登，《在亨利·詹姆斯墓前》
在《后期奥登》（1999）一书里，爱德华·孟德尔森称这首诗“饶舌地令人沮丧”——我们知道，奥登本人说到底是同意这一判断的。而且，奥登这首诗最早的版本，以及它最后的删节版本（程度上轻一些） 的确是把詹姆斯变成了一个圣人，并且要求他为奥登祈祷。孟德尔森说，“詹姆斯死了以后，可以很放心地叫他来做祈祷，尽管他活着的时候很少祈祷过。”**
孟德尔森指出了该诗最早发表时的一个有趣的情况。它首次发表于《地平线》，之后是《党派评论》。孟德尔森写道，在《党派评论》里它曾被读作是一场“把美国文学经典化为英国和欧洲现代主义的先驱”的批评之战的一部分，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奥登的熟人迈锡森（F. O. Matthiessen），他的《美国文艺复兴》在同年的晚些时候出版。奥登对詹姆斯和麦尔维尔的热爱是真诚的，没有矫饰的，但人们仍然会猜想，在向他安家落户的地区的文化致敬的过程中有某种特殊的快感（亨利·詹姆斯的墓正巧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族墓区里）。关于这首诗首次在英国的发表，《新政治家》的评论是，詹姆斯和奥登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为同一个原因改变国籍——美国的中立性。”***
** 爱德华·孟德尔森，《后期奥登》（Later Auden, Lodon: Faber and Faber, 1999），163页。
***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41年6月21日。
奥登是一位修辞专家。他知道自己属于能力最强的那种修辞专家，当他看到自己的这种能力的时候，他在深深的恐惧中畏缩不前了。他畏缩的时候，追随者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他看到的那些混乱。他们看到了《西班牙》一诗的修辞的美，这首诗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制造重复和变化的手法简单得令人震惊，但却支撑起了意象丰富的一百零四行。奥登自己看重的句子，体现的是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ens）的评论，“在这里他正在为很多有骑士精神的心灵说话。”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蓄意地增加
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恶清醒的接受——奥登，《西班牙》的最后版本
这诗句激起了奥威尔在《阿德尔菲》（Adelphi）1938年12月号上的第一次粗野的攻击：
我们的文明越来越多地生产出的两种人，暴徒和娘娘腔。他们从不见面，但是互相需要。某人在东欧“清洗”了一个托派分子，另一个人在布鲁姆斯伯里为此写一个辩护。而且，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英国的生活里彻底的软弱和安全导致了对流血（很遥远的流血）的向往。奥登先生能写“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恶清醒的接受”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谋杀过人，也许他从没有哪位朋友被谋杀，很可能他从没见过被害者的尸体。这些完全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年前“开始从事”罗马天主教 ，现在“正在从事”共产主义 ，而且在几年后“将会从事”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变种，他们的存在是英国现状的特色。重要的是，他们的金钱、影响和文学才能让他们能够独占大量的出版。
然而，奥登说的“斗争”的意旨何在仍然要视情况而定，我觉得他不一定认为战争和革命应该分开，或者革命一定要拖后。毕竟，这些诗句里的“今天是，单调短命的小册子和无聊的会议/消耗着力量”把政治工作定义为当前斗争的一部分。此外，在《在鲸鱼腹中》里，奥威尔那段有名的对奥登的批驳并不是建立在詹金斯观点引导我们预期的立场上。他引用了两节诗：
明天，对年轻人，是诗人们如炸弹爆炸
湖边的漫步，亲密交流的时光；
明天，是自行车比赛
穿越夏夜的城郊。但今天是斗争。今天是，死亡的机会蓄意地增加
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恶清醒的接受
今天是，单调短命的小册子和无聊的会议
消耗着力量。
奥威尔把第二节诗给漫画化了，他说：
它想要表现的是“好党员”生活中的一天的小报插图。早晨是两个政治谋杀，一个用来抑制“资产阶级的”自责的十分钟间歇，然后是一场匆忙的午宴，之后是晚上忙碌地在墙上写字和发传单。这一切都很有教育意义。
显然是奥威尔自己加上了“好党员”，政治谋杀，资产阶级的自责，午宴和晚上在墙上写字。所有这些都引起愤慨，但又安抚读者等着看下面的内容：
可是请注意“必要的谋杀”这个短语。它只可能由一个只把谋杀看作一个词的人写出。我个人不会如此轻易地谈论谋杀。刚好我曾经看到过很多遇害者的尸体——我不是说那些在战斗中被杀的，而是说被谋杀的。因此，我对谋杀意味着什么有一定的认识——恐怖、憎恨、嚎叫的亲属、验尸、血腥、难闻的气味。对我而言，要避免谋杀，对任何普通人都是如此。那些希特勒们、斯大林们发现谋杀是必要的，但他们并不为自己的无情做广告，他们不把它叫做谋杀；那是“清洗”、“清除”或其他缓和的措辞。只有当你是那种当扳机扣响的时候却身在别处的人，奥登先生的超越道德的招牌才会成立。那么多的左派思想都是那些不知道火烫手的人在玩火。
——《奥威尔全集》，第12卷，103页。
奥登本人认为奥威尔对他的攻击“极其不公”，他在1963年给斯皮尔斯（Monroe K. Spears）的信里写道：
我绝对不是在为极权主义的罪行找借口，而是试图说出每个正派的人在无法采用绝对和平主义立场时所想的事情。（1）杀死一个人类永远是谋杀而且永远不能被称作其他的东西。（2）在战争中，两个敌对阵营的成员试图谋杀他们的反对者。（3）如果真有正义的战争这回事，那么谋杀可以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为了正义。
“你不能否认你已经看到了恐怖行动，”专家说。“你到处都能看到证据。”
“我以为你说你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到处都是，”这个大人物说。
我告诉他我们有半打的新闻人员在马德里生活并写作，如果有恐怖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并报道它。我有我信任的老朋友在安全部门工作，我知道那个月有三个人因为当间谍而被枪毙。我被邀请去看一次处决，但我当时在前线所以等了四星期才去看另一次处决。那个人是在那些被称作“无法控制的人”的叛乱的早期被处决的，但有几个月的时间马德里和任何其他的欧洲首都一样是安全的，治安良好的。任何被枪毙和带出去处决的人后来都被送进停尸房，他可以自己查证，就像所有的新闻记者做的那样。
——《新闻稿件集》
这糟糕的以内部人士自居的态度（与奥威尔的“别跟我谈论谋杀，我对谋杀比你知道的要多”相近），“不要做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懦夫，去问问为什么你的废物叛徒朋友消失了”，对自己在秘密警察中有值得信任的朋友的炫耀，这些全都与奥登的精神相去甚远。奥登在西班牙为《新政治家》写了一篇短小的描述性的文章。他大概还在电台做了一段时间的宣传。他访问了阿拉贡前线。他似乎被一些经历狠狠地惊呆了，但没有人查出它们到底是什么事。他写《西班牙》是为了把它换成钱来帮助医疗援助机构，而在奥威尔的攻击之后，他试着修改了那些得罪人的句子：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不可避免地增加
对谋杀的事实中的罪恶清醒的接受……
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从小到大都是布莱克的崇拜者，离开大学后结婚并生了一个孩子。有一天照料小孩的保姆发疯杀了孩子。几个月后，悲痛的父母碰巧拿起一本《地狱和天堂的婚姻》，并读到一句“杀掉摇篮中的婴儿，胜于怀抱未见行动的欲望”。这时候此人会想，“我曾经喜欢这样的东西，尽管它的表达带有一种古怪的极端倾向；现在我却无法再面对这一页了。”
布莱克是这样一种罕见的人，似乎他可以不受正常的责难，但现在顿时失去了对他宽容的体谅。突然间我们会问，如果要求助于布莱克的话，他的奇怪的说法到底有什么确切的意义，我们会很快失去耐心。比如，在我前面引用的格言之后的句子是：“没有人的地方，大自然是贫瘠的。”这话也许曾经带有一种神秘的美感，它常常是处于严格意义上非真实的陈述之中。但现在人们也许对这种非真实，对曾经为它感到愉悦的过去的自我已经丧失耐心了。
我们应该设想，奥登在三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读自己的作品就和我们想象中的父母读布莱克一样。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曾经有间谍在他的笔下被带走枪决，但现在他经历的世界里间谍们的确是被带走枪决了，而曾经让他欢欣鼓舞的革命的修辞也被证明是致命的东西。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对他创造的那些更加暧昧的主人公们都感到警惕和不耐烦。他接受劳伦斯的格言，“愤怒有时候是正当的，公正从来都不是正当的。”他说，“它是对爱人极好的建议，但是在政治上应用却只能意味着'打击异己。’”他还认为：
一些作家，如写《羽蛇》的戴·赫·劳伦斯，他们试图建造自己的政治体系，他们总是在愚弄自己，因为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建造它们，并且把现代国家当作小教区一样对待，仿佛那是只关乎个人关系的事情，然而现代政治涉及的几乎总是非个人的关系。
——奥登，《丰产者与饕餮者》
奥登的“劳伦斯、布莱克和霍莫·林（Homer Lane）”——在这个老的三位一体中，布莱克和奥登的关系时间最久。奥登在《丰产者和饕餮者》里对布莱克的方式亦步亦趋，此书写于1939年却并未发表。举个例子，前面曾经引用过的想法——“承担一切的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他是在自我欺骗，而且将毁掉一切他经手的东西”，这是在讨论作家和政治的关系的上下文中出现的：
危机。文明遇到了危险。世界上的艺术家联合起来。象牙塔。逃避现实者。鸵鸟。
是的，危机足够严重了，如果我们陷入盲目的惊慌失措，并四处盲动，我们就不会控制住局面……
如果你不得到，你就不会给予。你希望从政治中得到什么呢，兴奋，还是经验？要诚实。
诱惑者的声音，“除非你参与阶级斗争，否则你不会成为一个大作家。”
真正的艺术家并非改革家。贫民窟、战争、疾病都是他的材料的一部分，他衷心地爱它们。有些作家，比如海明威和马尔罗，确实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到了写作上的好处，也许还起到了实际的作用，他们没有虚度在那里的时光。
——奥登，《丰产者与饕餮者》
在《丰产者和饕餮者》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说法，“独裁者说'我的人民’；作家说'我的公众’。”还有，“如果艺术的评价标准是煽动行动的力量，那么戈培尔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同上，394页，406页。）
那些黑夜，铁路的桥洞，恼人的天色，
他讨厌的同伴们并不知道；
然而，修辞家的谎言在孩子那里
就像水管喷发：冷酷成就了诗人。——《兰波》
有人指出这里的用词回应了1937年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写的一封为《在西班牙问题上选择阵营的作家们》一书约稿的信。奥登可能在看到信的文字之前就允许把他的签名附上。信是这样开头的：
西班牙
这个问题。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作家和诗人们。
我们很多人都清楚，如今在全世界，我们前所未有地注定被迫选择阵营。模棱两可的态度，象牙塔，悖论的和反讽的超脱将不再有用。——《1926年—1938年的散文集》
奥威尔收到这份声明后给《左派评论》写信：
你们能否别再发给我这种该死的垃圾？我已经收到过两三回了。我不是你们的奥登或者史本德那种时髦的娘娘腔。
另外，告诉你们的娘们儿朋友史本德，我在保留他关于战争的豪言壮语的样本，有朝一日他会因为自己曾写过这些东西而羞愧难堪，就像那些曾在一战中搞战争宣传的人如今所做的一样，那时候我会使劲重复这些话。
图片来自《伦敦杂志》
题图：The photo of Auden is from 1953 and can be found in Richard Davenport-Hines' biography of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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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丨怀念奥登
是什么成就了奥登？
奥登的席间碎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