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短篇小说家威廉·特雷弗：悄然落笔，是无尽的相遇、面对和离别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在浙江文艺出版出版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的短篇小说集《纸牌老千》（2012）时，对我们来说他也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这之前，汉语读者也许并没有怎么关注过这个作家，尽管《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已经零星刊行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最近几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特雷弗急速地带入了我们的阅读视野，陆续推出其作品系列，包括长篇小说《露西·高特的故事》《爱情与夏天》和短篇集《雨后》《山区光棍》《出轨》。这对喜欢短篇小说的读者尤其是特雷弗迷们将是一道盛宴。那些读过特雷弗的人，无不会被其或舒缓、或冷静、或明快、或忧伤的笔触所打动。今天夜读，带来诗人胡桑对特雷弗文学的解读，以纪念这位逝去五年的伟大短篇小说家。

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

在国土面积上，爱尔兰是一个不大的国度，然而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它却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叶芝和希尼，还是以晦涩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著称的小说家乔伊斯，或是以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轰动世界的贝克特，甚至是革命时代家喻户晓的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或是擅长织锦画一般的绵密语言的约翰·班维尔，或是新生代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和克莱尔·吉根，爱尔兰文学总是一再令我们惊讶、难以忘怀。现在，我们又遭遇了一个新的名字：威廉·特雷弗，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通过一些列卓越的作品早已将自己铭刻在了爱尔兰的文化记忆中。

特雷弗是有史以来在《纽约客》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尽管他写过近二十部长篇小说。但是，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他主要还是一名短篇小说家，比如，他的名字就常常与契诃夫联系在一起。1983年，《特雷弗短篇小说集》作为举世闻名的“企鹅丛书”之一种出版，悉数收录了之前五本小说集的作品，奠定了他在英语世界的地位，这本小说集在1993年和2003年又得以两次扩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十余部短篇小说集，为世人所熟知的有《浪漫舞厅》《来自爱尔兰的消息》《雨后》《纸牌老千》《山区光棍》《出轨》等。他的小说还深受当代英国文学大家伊夫林·沃、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赞赏。

《雨后》《纸牌老千》《山区光棍》中文版封面

就像契诃夫一样，特雷弗忠实地记录着20世纪那些卑微的人物，那些失败者、不幸的人，那些忧伤的男女、午后情人和失意的老处女，那些潦倒的返乡者、迷茫的司机和酒徒。有人批评说特雷弗的小说具有“无望感”，其小说人物具有令人发疯的绝望。但特雷弗认为自己的小说人物会在某种时候与生活妥协，这意味着一种完成。他喜欢写无望的人们，这取决于他观察世界的视角。他以谦虚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时代，用温和的语句记录着生活，他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他赞同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的一句话：“短篇小说是关于小人物的。”布克奖得主安妮塔·布鲁克纳这样评价特雷弗：“故事建构得几近完美，堪比契诃夫——两者间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总是给读者留有沉思的空间。”虽然从二十多岁开始，特雷弗就移居英格兰，他的创作却忠诚于自己的祖国，他一直自称为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作家，就像乔伊斯和贝克特一样，他选择以自我流放的方式回望故土，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地眺望爱尔兰的地理、历史和生活，他写的许多故事发生在爱尔兰，都柏林或偏僻的山区。尽管他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去写爱尔兰，而故事设置在英国和美国。但是，他逐渐找到了写爱尔兰人的方式，《幸运的傻瓜》和《园中的寂静》就背负着深重的历史的爱尔兰人的处境和际遇。他的存在是爱尔兰文学的幸运。正如他出版于1986年的短篇集的书名所显示的，他写的是“来自爱尔兰的消息”，虽然他采取的“爱尔兰之外”（1992年的短篇集的书名）的视角。但有时候，距离带来恰恰是亲密和深入。他曾说过，“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许多作家得益于流亡。”他正是这么做的。

黑色喜剧：扭曲的幽默

特雷弗他原名威廉·特里弗·科克斯，1928年生于独立后的爱尔兰，家乡是南部科克郡的米德尔顿镇，他的许多小说以这里为背景。他出身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而爱尔兰主要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使他成为一个“局外人”，在他早年的小说中，新教土地拥有者和天主教房客之间的冲是常有的主题。

由于父亲在银行任职，他的童年迁移不定，他换过13所不同的学校读书。这种流动的生活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痛苦，但也滋养了对生活的敏感和想象力，这一切都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的小说题材广泛，人物千变万化，小说本身也具有流体一般的舒畅与澄澈，并潜藏着人性的矛盾、冲突与危机。

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都柏林圣科伦巴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950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找工作的日子是艰难的，他现在距离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做家教，大约一年后，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并结了婚，然后在爱尔兰北部一所学校从事教师工作，教历史和美术，在这里他干了大约18个月，直至学校倒闭。

最初工作的日子，特雷弗对写作并没有兴趣。1952年他和妻子来到英国中部，在拉格比附近一所学校教了两年左右的书。1954年，他移居英国西南部乡村，自嘲过起了“无名的裘德”的生活。他从事雕塑创作，以此糊口，并在此时慢慢开始了写作。1960年，他又迁往伦敦，改行写广告文案，与诗人加文·尤尔特成为了同事。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必须挣足够的钱养家。他对广告一窍不通，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却一连工作了好几年。在这个期间，他用公司的打字机开始偷偷写作短篇小说，以写作广告为掩护，他的工作是懒散的，这为他创造了写作时间。到1964年，在伊夫林·沃的促成下，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老哥们》，并一举获得当年的霍桑顿奖。这激励了特雷弗，使他决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把《老哥们》视为第一部严肃的作品，它写的是一帮世故的老人相聚在一起，推选下一任老校友委员会会长，小说以精确敏锐的笔触探索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讽刺了他们的虚伪、无聊和勾心斗角。在《老哥们》之前，他曾出版过《行为的准则》，这只是一本为了讨生活而写的应景小说。

威廉·特雷弗

特雷弗很早就是一名优秀的读者，不过，很小的时候他却喜欢读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十岁时，他希望以后能写作惊悚小说。直到在一位艺术导师的影响下发现了雕塑之后，他就不在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了。他在学生时代没有真正进行过写作。从惊悚小说的阅读狂热中走出来之后，才开始阅读克罗宁、弗朗西斯·杨恩、罗伯茨等平庸的作家。随后，他读到了毛姆，他一直崇拜这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他也如饥似渴接触爱尔兰和维多利亚作家，比如他的同胞乔伊斯。乔伊斯尤其是其短篇小说对特雷弗的影响实很明显的：以具有隐喻能力的事物去书写人所处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语境，以隐幽的笔法关注宗教、历史、文化、阶级之间的界限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后来对狄更斯的阅读也加深了他对人类生活处境的理解。如今，他崇拜的作家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和厄普代克，尤其是他们的短篇小说。

童年的阅读记忆深深地嵌入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使他早期的小说成为了一种黑色喜剧，具有混合着眼泪与微笑的“扭曲的幽默”。小说《奥尼尔旅馆中的艾克道夫》中就有一个孤僻而饶舌的女巫般的人物艾克道夫太太。他还有一部分小说擅长运用哥特元素探索恶的本性以及恶与疯狂的关系。他通过这些手法去写那些与环境难以协调的人们，虽然，很多时候，人物的扭曲程度和故事情节显得有些夸张，比如短篇小说《房客》写房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却引入了一场离奇的公寓纵火案。

一种表面含而不露的不幸

特雷弗的作品三次获惠特布莱德奖，五次提名布克奖，也是近年来热门的竞争者。他的小说《幸运的傻瓜》和《费利西亚的旅行》分别于1990年和1999年被搬上过荧幕。不过，荣誉和声名对于特雷弗而言是徒劳而无趣的。他之所以被人们热爱，是由于精湛的小说技艺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1950年代他移居英国德文郡。德文郡在西南半岛上，以优美的自然风光著称，普拉斯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塔德·休斯，曾居住于此，直至患癌症去世。德文郡还是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乡。已是耄耋之年的特雷弗和妻子简依然居住在乡间一所维多利亚式农舍中，至今笔耕不缀，每天早上是他的写作时间。2007年出版短篇集《纸牌老千》，2009年又拿出长篇小说《爱情与夏天》。他每年有一两个月会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居住——他写过许多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比如《纸牌老千》。他也偶尔回到爱尔兰居住，这是酝酿乡愁的地方。对于栖居地的选择已经透露出作家对小说的期待，他的小说越来越流露出乡村一般的宁静，将人物起伏的命运潜藏于波澜不惊的笔触之中，令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的诗句：“到晚年他度入了异常的温和。”

如今，他越来越表现出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从批判走向怜悯，意味着一个作家正在走向最终的完成。时间和记忆逐渐成为塑造他笔下人物的主要力量。他中后期的小说具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以更为开阔的小说空间容纳了充满不稳定性的现代生活的碎片。

他的小说逐渐放弃了宏大结构的叙述、也不追求完整的故事，转而聚焦于零碎的细节和片段，犹如随意撷取的路边的石子和花草，犹如突然涌现的大海中的碎浪。他曾说过，“短篇小说是瞬间一瞥的艺术。”这样的故事具有直接性，也充满了神秘性和韧性，他并不试图解释生活，对于人性中那些幽暗甚至有害的部分，也没有立即作出道德上的判定，他只是在以谦逊的态度呈现人类关系的偶然形态。两个人的相遇产生了特别的故事，特雷弗写的就是人们的相遇、面对和离别。

威廉·特雷弗

同时，他试图在最平静的表面中进行最深刻的写作试验。别忘了，特雷弗同时是戏剧家，没有比他更加懂得戏剧的重要性和产生方式，不过，他的戏剧性并不是表层的、流于形式的，而是隐秘地内在于小说的语言和人物关系之中。他曾在一个访谈中说到，“那种最明显的实验写作并不见得比我这样的传统作家更具实验性。我始终在实验，但它们是隐秘的。”特雷弗小说出现了越来越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正如他在《纸牌老千》中所说的，他的小说的小说主人公“使人想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一种表面含而不露的不幸。”这位当代的契诃夫为20世纪普通的、缠绕于生活的人们描摹出了令人难忘的身影。事实上，后期的特雷弗，与其说是爱尔兰的契诃夫，还不如说是爱尔兰的菲茨杰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