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戊戌自述

我于1958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一个农民家庭，按干支记年那年为戊戌年，从记事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我是戊戌年生人，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开的一个玩笑，说我和奶奶同年出生，祖母出生于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大我整六十岁。

作者近照

我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基础教育阶段正好在十年文革时期。文革开始时年龄尚小，虽然也要背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但写大字报、造反、串连、武斗与小学生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可以正常上课，语文课主要是背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也读一些写英雄人物的短文，算术课除学习加减乘除计算方法外，应用题也带革命内容。

初中是在一个农村小学附设初中班读的，主要上语文和数学课，没有条件开物理和化学课，记得学校也发过《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的教材，前者涉及到一些生物和化学知识，后者主要是一些物理知识，但没有老师讲授。

初中阶段读过几本现代小说，我姨夫是复员军人，在部队买过一些小说，学校离他家很近，我到他家借阅过巴金的《家》、《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等，这些小说当时都是禁书，偷偷看的。也读过《闪闪的红星》、《海岛女民兵》，这是当时允许读的小说。

这些阅读与我后来的专业有一点关系，也算是我的文学启蒙。姨父家也有《红楼梦》，读过开头，读不懂，放弃了。

高中阶段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基本没有正常上过几节课。高中两年，我们到农场插过秧，到工厂车过螺丝，到医院给病人打过针，到农村采访写过通讯报道，家乡的第一条高压输电线是我们帮助架起来的。

文革期间宣传报头

每逢五一、七一、十一等节日，学校都要出墙报，以示庆祝。学生写一些诗歌、散文习作，老师挑选和修改，安排几个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学生抄写，贴在校园的墙壁上。抄写的学生可以不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我就是经常办墙报的学生之一。

为了写作打油诗，语文老师给我们讲授过一些诗歌押韵的常识，知道了中东、江阳、怀来、言前等十三辙。老师还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推荐给学生阅读，记得全文抄过《理想之歌》，背诵过其中的一些段落。还在报刊上读过徐刚、纪宇等人的诗歌。

高中两年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当时农村高中毕业生还很少，所以毕业后安排在民办小学当老师。

第一年教小学四年级的语文，三年级的算术。教学内容并不深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怎样把这些内容传授给学生是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文革时期宣传画

于是向老教师请教，老师们告诉我，每门课都印发了教学参考资料，可以按教学参考资料上的内容教学生。再去听老教师的课，慢慢熟悉了教学的基本程序。

就语文课来说，先教生字词，让学生认识生字，理解新词。再领读课文，让学生熟读课文，重要的段落要求背诵。然后给文章分段，归纳段落大意。接着归纳全文的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最后布置作业，包括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

我当民办教师才十来天，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教学回归正轨，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抓教学质量，无非是开展教学检查，组织统一考试。多次统考，我所教的班成绩都不错。

第二年，学校安排我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虽然有了一年的教学经验，我这个名义上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也就初中生的水平，让我教初中，压力很大。为了做好教学工作，只能自学，自己学会了，再教学生。

刘心武《班主任》手稿

我当时自学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一套现代汉语知识丛书，包括《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修辞知识》、《逻辑知识及其应用》。

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诗刊》，记得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几个青年教师十分兴奋，还一起讨论过。当时不可能明白这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是能读出它和文革时期发表的一些小说完全不同。还购买、阅读过刘亚洲的历史小说《陈胜》。

民办教师的工作，逼着自己自学了一些语文与历史知识。

所以当恢复高考，选择报考门类时，很自然选择了文科。1978年9月，我离开生活了20年的家乡，到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文系学习。

和各高校一样，我们78级的学生年龄相差悬殊，大的三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完全是两代人。我二十岁上大学，属于年龄偏小的。

虽说都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实际水平相差还是比较大。一些文革前夕毕业的老大哥，有的中师毕业，教了十几年的中学语文，其人生阅历和阅读面比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要宽广得多。

上过几周课后，就发现了自己与老大哥们的差距。现代汉语没有问题，老师讲授的内容基本上自修过。古代汉语，因为当民办教师时讲过一些古文名篇，文言文阅读基本过关。现代文学，上大学前读过一些现代作家的小说，也能理解老师讲授的内容。

武汉师范学院校徽

基础最弱的是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大量的文学作品没有读过，尤其是一些长篇小说和戏剧作品。从大二开始，我便有计划地阅读古代文学名著，一些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至少要读一本选集，小说戏曲名著必须通读，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每位作家要配套阅读一两本传记、年谱或研究著作。

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西厢记》、《幽闺记》、《牡丹亭》、《清忠谱》、《桃花扇》、《长生殿》等小说戏曲名著，并读了一些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学术著作。欧美文学名著也下过一番功夫。

这一年多的阅读，使我对古代小说、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读了一些小说史、戏曲史的著作。这些阅读基本上确定了我后来的专业方向和学术研究领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湖北大学附中任教，教两个初中班的语文，因为上大学之前已有两年的教学经验，学了四年再教初中，可谓驾轻就熟，教学效果也比较好，得到了师生们的认可。

作者近照

一年后，学校领导班子换届，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担任教导处副主任，我以年轻无经验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又过了大半年，我提出要报考研究生，未予批准，理由是工作未满两年。研究生未考成，反而给领导留下了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印象。

1984年秋季，湖北省人事厅与武汉市人事局为省市新闻出版单位公开招聘记者编辑，不需要单位出具介绍信。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在三千多名报考人员中，我的成绩进入前10名。又经过复试，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录取。出版社给湖北大学发商调函，并派人到学校协商，学校不同意放人。

随后我又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1985年春季，我突然接到湖北省科委办公室负责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省科委作秘书工作。原来省科委急需一名文字秘书，向省人事厅要人，省人事厅根据招聘考试成绩推荐了我。

我告诉该负责人，长江文艺出版社要调我去做编辑，学校不放人。该负责人表示：调动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去做工作，就看你是否愿意到科委工作，如果愿意，便到科委面谈。

我虽然不太愿意到机关工作，但当时的工作环境已十分糟糕，只要能离开附中，到任何单位都行，我当即表示愿意去科委。

与科委办公室负责人面谈之后，科委人事处的领导到湖北大学协商调动事宜，学校领导爽快地同意放人。因为湖北大学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都由科委审批与划拨，湖大不敢得罪科委。

湖北大学校徽

照说事情都已经谈好了，只差办调动手续。科委办公室又来电话，学校领导告知科委，说我在单位表现极差，身体也不好，不适合到科委工作。我说，如果我表现不好，身体又差，学校为什么不把这个包袱甩掉，却要留下？

该负责人大概认为我说得有道理，便约我再到科委面谈。事有凑巧，就在这时，我收到了研究生复试通知，便放弃了科委的工作。

1985年6月初，我收到北京大学研究生招办的来函，告知招办已向湖北大学人事处发函调档，却一直没有收到我的档案，让我去催一下，以免耽误录取。

第二天上午我便到人事处询问寄档案一事，工作人员告诉我，人事处早已收到调档公函，学校领导不同意放档案。我问需要哪位领导同意，工作人员告诉我，主管副校长。

当天下午两点，我便到副校长办公室，请他批准寄档案。副校长直接表示：“我不同意。”我说，学校同意我报考，怎么能通过了考试，又不放档案呢？副校长说：“工作需要。”

我用事先想好的各种理由，希望能说服副校长，如年轻人想继续深造，学校应该给予支持。一个普通中学老师，不是什么特殊人才，不会影响学校工作。附中有好几位比我重要的教师最近都调走了。

副校长根本不听我陈述的理由，最终答复还是不同意放档案，要安心本职工作。

湖北大学校门

眼看事情又要泡汤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说，学校怎么能不讲理呢？副校长说，你说不讲理就不讲理。我说，你不讲理我也不讲理。副校长说：“你敢！”我脱口而出：“我杀人都敢！”

副校长顿时愣住了，随后想离开办公室，我堵在门口不让走（整个谈话过程，副校长没有让我坐下）。

我与副校长的争吵声，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有劝我的，有看热闹的。我告诉大家，我是附中的老师，学校同意我报考研究生，现在通过了考试，招生单位来函调档，学校却不放档案，请老师们评评理。

我的陈述博得了老师们的理解和同情，有一位中年老师（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姓名）走到我身边，悄悄告诉我，你找副校长没用，你去找徐校长，他刚到办公室。

徐校长即湖北大学校长徐章煌教授。我敲开徐校长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徐校长当即表态：“我的意见，同意放档案。”

此事很快在湖大传开，最后传为附中有位年轻教师要杀副校长。我离开湖北大学时，向一些师友辞别。不少人都听说此事，并关切地询问原委。有人表示理解，有人批评我太鲁莽，大家一致表示对副校长的做法不理解。

湖北大学

我知道，这不只是副校长的个人意见，主要是附中领导的意见。我今天把此事写出来，一是想澄清一下，我没有说过要杀副校长，“杀人都敢”只是当时愤激的情绪表达。二是此事对于个人来说，是关系到我能否读研究生并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事件。

1985年9月，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报到，开始三年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北大的师资和图书，在中国肯定是一流的，又赶上了中国四九年以来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这三年对我今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北大研究生选课非常自由，没有必修、选修之分，选择面也很宽。

我先后选修过褚斌杰师的《楚辞研究》、费振刚师的《汉赋研究》、陈贻焮师的《杜甫研究》、周兆新师的《古代戏曲研究》、沈天佑师的《明清小说研究》、周先慎师《古代短篇小说鉴赏》、侯忠义师的《文言小说研究》、马振方师的《聊斋艺术论》、张少康师、陈曦钟师合开的《明清文艺思想》、乐黛云师的《比较文学概论》。

这些老师当时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讲授的内容都是他们正在撰写的论著。

褚先生讲楚辞，主要根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讲屈原的生平以及中外学者关于屈原的争论，一学期结束，《屈原列传》只讲了一半。

汤一介先生

学校鼓励研究生跨专业选修课程，我选修过哲学系汤一介师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葛路师的《中国美学史》，历史系徐大龄师与王天有师合开的《明史专题》，心理学系骆正师的《心理学与文学艺术》。

汤先生的课，选课的学生非常多，两百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的。汤先生并不擅长演讲，只是坐在讲台上一字一句念讲义，他的课以充实的内容取胜。

学校几乎每天都有学术报告，有时一天好几场，到三角地溜达一圈，肯定会找到你想听的报告。我曾聆听过吴组缃先生、王瑶先生、吴小如先生、阴法鲁先生、谢冕先生、钱理群先生的学术报告。

王先生的报告会在勺园一间会议室举行，王先生坐在沙发上，鹤发童颜，叼着烟斗，名士风度。

王先生一向幽默，讲到高兴处，自己开怀大笑，一些现代文学的老师和博士生跟着一起笑。我是一脸茫然，王先生一口山西平遥话，与他接触不多的人根本听不懂。孙玉石老师在场，用普通话复述一遍，又是一阵笑声。

徐朔方先生

各系还经常邀请校外和国外的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我在北大听过徐朔方教授讲《金瓶梅》、伊藤漱平教授讲李渔小说、刘若愚教授讲比较诗学、马悦然教授讲中国当代文学。

马悦然教授的报告会在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八十年代为贵宾接待室，可见北大接待马悦然教授的规格之高。

记得听完马悦然教授的报告，主持人让听众提问，我问马教授，有人说中国作家之所以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是翻译问题。您怎么样？马教授告诉我，这种观点就是他提出来的。引起哄堂大笑。

北大曾请北师大一位当红青年学者作报告，盛况空前，听众为抢占座位，将大讲堂的门都挤坏了。就在几个月之前，还是这位青年学者，不请自来参加过我们中文系研究生主办的学术沙龙。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借阅也十分方便，当时普通线装书和民国时期的旧期刊都可以借回宿舍阅读，我还从普通古籍部借到过清初的刻本，善本室一周有五天半开放借阅。

经过一年多的听课与阅读，我打算将冯梦龙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导师沈天佑先生建议我从具体问题做起，最后完成了硕士论文《论冯梦龙的文艺思想》，论文答辩获得诸位老师的好评，并入选当年优秀研究生论文集《缀玉集》（严家炎、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缀玉集》

答辩只提交了《论冯梦龙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我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冯梦龙的著作，全面地搜集了冯梦龙的研究资料，还写出《冯梦龙著作编年与考证》，这为我后来的冯梦龙研究打下来良好的基础。

在做硕士论文期间，我在善本室阅读《太霞新奏》，这是冯梦龙选编、评点的一部散曲集，其中选了冯梦龙的22首散曲，在冯梦龙的套曲《怨离词·为侯慧卿》后面附有静啸斋评语：“静啸斋评云：子犹自失慧卿，遂绝青楼之好，有《怨离诗》三十首，同社和者甚多，总名《郁陶集》。如此曲，直是至情迫出，无一相思套语。至今读之，犹可令人下泪。”进而考察静啸斋究竟是谁，发现静啸斋是董斯张，还是《西游补》的作者。

于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草就短稿《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投《文学遗产》杂志。匆忙做完此事，继续硕士论文的写作、修改、答辩。然后毕业离开北大，到烟台大学任教，把给《文学遗产》投稿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

大约在1989年初，突然收到《文学遗产》编辑部李伊白先生的来信，询问拙稿《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是否已经发表。

原来《文学遗产》编辑部收到拙稿后，请专家审稿，决定发表，并多次给北大中文系寄信，都石沉大海，向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打听，得知我已毕业到烟台大学中文系工作，又写信到烟台大学，才与我联系上，拙稿于1989年第3期发表。

烟台是一座海滨城市，那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烟台大学坐落在黄海岸边，出东门就是沙滩，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五年。那时候大学老师工作比较单纯，每周四节课，课余时间备课、读书、写作。

讲过两轮文学史，熟悉了教学内容与方法，又重操旧业，利用在北大读书期间搜集的资料，继续研究冯梦龙，先后撰写了《冯梦龙研究六十年》、《从风流才子到清廉知县——冯梦龙生平与性格述要》、《冯梦龙戏曲理论刍议》、《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等多篇论文，分别在《文史知识》、《明清小说研究》、《烟台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当时烟台学术信息比较闭塞，想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根据学术会议的主题，写过几篇会议论文，包括《文学流派与苏辛词派》、《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论伦理小说三国演义》，会后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五年间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其中有三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冯梦龙全集》

《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一文发表后，著名学者徐朔方先生将其结论写进了《冯梦龙年谱》（《冯梦龙全集》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该文获烟台大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文学流派与苏辛词派》一文获烟台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还有两篇论文获烟台大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因科研成果在青年教师中比较突出，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烟台大学1984年建校，图书资料奇缺，一些常见的书籍与过刊也借不到，烟台市图书馆收藏学术书籍也不多。要想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学术研究困难重重，我曾多次请北京、上海的同学帮助购买书籍、复印资料，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想到读博。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199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1993年，中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还很小，南师大中文系一年才招了3名博士生。导师郁贤皓教授是著名的唐代文史研究专家，而我的兴趣在明清小说方面，郁师便请谈凤梁教授合作指导，我有幸得到两位名师的教诲。

当时的博导指导学生类似于师傅带徒弟，导师布置阅读书目，学生定期到导师家汇报并请教。郁师对学生态度和蔼可亲，但在专业学习方面要求却十分严格。其中有两点给我印象深刻，也影响很大。

郁贤皓先生

一是他要求学生在写博士论文之前读四种书，经史子集各一种，并各写一篇论文。我在上博士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明代文学研究，有一点基础，便与郁师商量读书计划，经书重读《论语》和《孟子》，史书读《明史》，子集读《王阳明全集》和《冯梦龙全集》，照说后面两种书都属集部，我以冯梦龙主要是小说家，小说属子部为由，征到郁师的同意。

读书还算容易，写论文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经学、史学论文，以前没有写过，后来只能取巧，往明代、往文学方面靠，先后完成了《汤显祖与乌程董家交游考》、《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儒家忠义思想对水浒传的影响》、《古今小说叙的作者问题》等四篇论文，后经修改，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前两篇论文在学术界还产生了一定影响，《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一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全文转载，这几篇论文显然是郁师“逼”出来的。

二是他提出，本科生论文做一篇，硕士论文做一家，博士论文做一段。其实当时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有不少博士论文做一家，做一段比做一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学制只有三年，而写论文的时间掐头去尾，有两年就不错了，大量的作品和研究资料要阅读，还得读出自己的心得。

作者1996年获博士学位

当时也曾想做一家，但同门师兄弟都做一段，我也只得按要求办。我硕士论文研究冯梦龙，也读过一些话本小说，本来打算对话本做全面研究，想想就觉得工作量太大，于是决定缩小范围，只做明代话本。

现在回想起来，郁师的要求是合理的，这种训练能使学生的视野比较开阔，论文写完后，还有后续工作可做。

我在南师大学习期间，谈凤梁师任校长，校务十分繁忙。我向他请教都是在他休息时间，晚上或周六、周日。谈师对我的学业非常关心，几篇课程论文先后送谈师请教，他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他对《汤显祖与乌程董家交游考》一文比较满意，主动推荐给《江海学刊》发表。认为《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一文达到发表水平，建议我给学报投稿。

博士论文原计划做上下两编，上编做综论，下编做个案。谈师建议只做综论，个案以后再说，我接受了谈师的意见。

论文初稿出来之后，他作了仔细地审读，并有修改与批注。其中有一节写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叙事艺术比较，他不太满意，建议这一节不要提交答辩。有了两位老师的指导与把关，论文答辩顺利通过。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我博士毕业时，全国高校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11工程建设，教育部对进入211工程建设的高校有一项考察指标，就是教师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因此一些高校千方百计引进博士生，甚至有大学校长、人事处长到博士生宿舍作宣传动员，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当时博士生在高校求职非常容易，选择余地比较大。

1996年初，我给北京、广州、武汉的几所高校投寄了求职简历，先后收到七八所大学的回复，表示愿意接受。最终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

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最初两年，生活陷入了困境。当时学校的薪水很低，基本工资400元左右，另外根据工作量发课时费，副教授一节课22元，每个月有三四百元课时费，也就是说一个月工资七八百元。

我一个人要养活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连基本生活费都不够。学问是没法做了，首先得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

当时课余时间做过两种工作，一是给出版社编写古代文学选注本。先后给中华书局、华夏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选编过四五个注本，出版社每千字付30到50元稿酬，一个注本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一万多元。但图书出版往往有一年多的周期，远水不解近渴。

2011年在嘉峪关考察

二是给一些高校上大学语文课。当时有些学校办自学考试辅导班，一些民办大学的学生必须通过自学考试才能获得大学文凭。大学语文是各专业必考科目。

我先后给北京民族大学、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学院等校的学生上过大学语文课，一节课付25元到30元课时费，一周四节课，一个月可以拿到400多元课时费。

到1998年，教师工资有所增加，我开始带研究生，每个月能领到二三百元的导师津贴，两人的生活费基本够了，便不再接外校的大学语文课和出版社的普及读物。

当时我教的班级，参加自考通过率比较高，曾经有一个班及格率到达到百分之百，一些学校找上门请我上大学语文，并表示愿意提高课时费，被我一一谢绝，我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中心约我写一本，自己确定选题。

我将已经发表了十来篇研究冯梦龙的论文稍作修改和增补，命名为《冯梦龙与通俗文学》，交大象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撰写的著作。

《冯梦龙与通俗文学》

接下来计划修改博士论文，可天有不测风云，中文系领导班子换届，系总支书记柳春旭老师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担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工作，我以家庭困难为由谢绝了。学校组织部到中文系组织全系教师民主推荐，一些同事也“把我往火坑里推”。组织部长黄凤显兄是我的老同学，也出面找我，希望我能支持他的工作。

架不住这么多人的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答应了。在全系教师大会上，我曾明确表示只做一届。

2000年8月至2004年1月，我担任中文系副主任（2002年中文系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副院长。下文统一称学院），分管科研与研究生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外，我参与了以下四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一是建立学院研究生培养体系。2000年以前，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从招生到毕业全程由研究生处统一管理。2000年，研究生管理工作下放到院系。学院成立了四个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组织编写研究生培养方案，将研究生培养与管理规范化。

二是大规模引进青年教师。随着老教师的大批退休，到2000年学院只剩下20来位教师。也就在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原来学院只有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两个本科专业，每年各招一个班，每个班三四十人，全系一共也就300来个学生。

2000年之后，先后新增了广告学和对外汉语两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各招两个班，学院办学规模迅速扩张，学生人数达到上千人，师资捉襟见肘。

2011在台北参观林语堂纪念馆

学院必须引进教师，我主动承担了接受、审查求职材料、组织试讲、与求职人员谈话等工作，最后班子成员根据试讲和简历讨论决定进人名单。2000年至2003年，学院引进了十几名青年教师，这些教师现在已经成为各学科的教学科研骨干。

三是申报学位点。学院原来只有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2000年至2002年先后获得了民俗学硕士点、博士点，新闻学硕士点。

2003年学校启动新一轮的学位点申报工作，我向院长白薇老师建议，联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申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白老师完全赞成这一动议，也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文日焕教授的大力支持，经协商由我院准备材料、填写申请表。经过多次讨论，确定了四个研究方向及带头人：少数民族文学，带头人为文日焕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带头人为王远新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带头人为傅承洲教授；比较文学，带头人为李岩教授。

我和白老师分头搜集各专业方向的材料，填写相关表格，最后汇总上报。学院领导和部分教师又分别与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的同行专家联系，介绍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的特点，争取专家的支持。

《李渔话本研究》

2006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成功，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第二个具有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学科。

四是申请正高评审权。2006年以前，我院只有副高评审权，教授必须参加北京市的评审。要取得正高评审权，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博士学位点，我校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后，水到渠成地获得正高评审权。

2007年以后，我院教师申报教授职称不必到北京市参加述职、答辩、评审。这几项工作对我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影响深远。

2003年底院系班子一届任满，学校启动换届程序，我决定不再续聘副院长。学院柳春旭书记、白薇院长、学校王彦书记、金雅声副校长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承担这一工作，我向各位领导解释原因，孩子面临中考、高考，我的家庭状况比较特殊，我得多花些时间帮助孩子通过人生的这一重要关口。

领导表示理解我的困难。白老师非常诚恳地对我讲，学院的学科建设还得依靠我去做。我向白老师承诺，正在做的两件事一定尽职尽责地做完。

我所说的两件事，一件就是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点的申报工作，另一件是2004年学院将举办40周年院庆，我正在着手编辑我院教师40年论文选。

2004年以后，我不再担任副院长，还是履行承诺，圆满地完成了两项工作。在副院长缺岗时期，还分担了部分行政事务。

我不做副院长之后，听到一些传闻，说人家已经做了一届副院长，还要人家做副院长，当然不会干。我只是一笑了之。

2016年在国家图书馆做学术讲座

我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地不再续聘，孩子确实是重要原因。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2003年春夏之际，北京流行非典，疫情非常严重，大中小学全都停课。我院是重灾区，有两名学生感染非典。得病的学生要送医院治疗，同班同学乃至上课教师都要隔离观察。隔离的师生要去看望，并帮助购买蔬菜水果。离校的学生要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并每天上报。

非典期间，我天天在办公室忙碌。孩子放假在家，老师安排自学，却无人辅导。一个多月之后，疫情得到控制，学校复课。复课就是期末，中学举行期末考试。孩子考完之后，回家就哭了。一向成绩名列前茅，这次期末考试成绩中游偏下。还有一年就中考了，这样的排名别说上重点高中，连上普通高中都困难。

我曾对王彦书记说过一句话，耽误自己的业务也就罢了，如果耽误孩子的前途，作为一个父亲，会内疚一辈子。这不是借口，是一个父亲真实的思想活动。

2004年重新回到书斋，已经45岁，想到博士论文还没有修改出版，就会惶恐不安。沉下心来，理理头绪，先把一些思考比较成熟的论文赶紧写出来。

《明代文人与文学》

2006年，我院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后，学校破天荒地划拨了10万元学科建设经费。学院决定资助教师出版学术著作，我将已经发表的研究明代文学的二十多篇论文整理结集，命名为《明代文人与文学》，交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

接下来便集中精力修改博士论文，原稿主要研究明代话本，只有十多万字。只论明代，不管清代，话本小说的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于是补写清代话本部分，篇幅扩大了一倍，更名为《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明代文人话本研究》

从读硕士开始研究冯梦龙，到2007年已有20余年，发表了二十来篇论文，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修改完博士论文之后，便想到将冯梦龙研究做一个小结。

为了集中精力做好这件事，约束一下自己写论文过于随性的毛病，2008年以《冯梦龙文学活动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经过四年努力，终于了却了这一心愿。最终成果《冯梦龙文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2004年到2013年，自己感觉还算比较用功，这十年间发表了40多篇论文，出版了四本学术著作，其中也有以前写的一些论文，主要还是这十年完成的。

《冯梦龙文学研究》

2015年学校下发文件，资助学术团队建设。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有三位老师研究古代小说，出版了十多部专著，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已有较好的基础，便领衔申报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考虑到每位老师都有各自的研究计划，另起炉灶合作完成一部专著不太现实，于是将最终成果确定为系列论文和论文集。

为了便于结项，我从最近十几年发表的古代小说研究论文中精选三十篇，结集为《古代小说与小说家》，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近几年，心态渐趋平和，做事不再那么匆忙。

《古代小说与小说家》

今年是农历戊戌年，也是我的耳顺之年，想给自己留下一点纪念，于是便有了这本自选集。

所选论文都在学术期刊发表过，每篇论文后面都注明发表和转载刊物的名称与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刊物对论文格式要求不一，收入本集统一格式，删除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以便读者阅读。需要说明的是，已经选入《古代小说与小说家》一书的论文，本集不再重收。

西人有言：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我没有那种豪气，从五十五岁开始就放慢了脚步。大半辈子，除了读书和教书，没有干过别的工作，也不会干别的。

《中国古代小说考论》

在一篇小传中，曾戏言：除了幼儿园没教过，其他都教过。倒也是实情。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读点书，有心得就写篇文章。但读书、写作不会影响我到公园走路、赏花。

傅承洲于农历戊戌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