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危重患者高死亡率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恐慌。1月下旬，国家卫健委以最快速度将全国一流的重症医学（ICU）专家抽调到武汉，不仅挽回了更多的生命，也为后来各个国家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在全球范围内，ICU床位数一度成为衡量当地抗击新冠疫情能力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ECMO（体外膜肺氧合）也被誉称为“救命神器”。作为上海及全国的首批援鄂医疗队成员，中山医院“ECMO大神”钟鸣主任对此次疫情又有着怎样的体会和感悟?
面对生命，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或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医务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尽力挽救每一条生命！
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所以，关于意大利很多医疗机构优先救治年轻人的消息，在当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其实，在经受新冠病毒打击的情况下，高龄患者存活的概率比年轻人要低很多，这是客观存在的。疫情突然爆发，当医疗资源与患者数量严重失衡时，把有限的资源去分配给那些存活希望更大的患者。这是一种合理选择，没有对错。在武汉前线，我们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做出的选择不太一样。全国4万多医务工作者齐聚武汉，不管年龄的大小，只要是生命，有存活的希望，国家都是动员整个社会资源，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治，而且承担一切的治疗费用。所有的一线医务工作者日赴夜继、尽其所能的去救治每一位患者。当然，这也需要他们付出非常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最终，这个选择创造了一个医学史上的奇迹。
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选择。但当面对新冠病毒时，有些患者选择了拒绝插管抢救。比如武昌医院刘智明院长的选择，让很多人感到遗憾和不理解。
拒绝心肺复苏，也称DNR (Do Not Resuscitate)，即是指在无法做出医疗指令之前签下的预嘱，告知医生在心脏停跳或呼吸停止时不进行急救，也被叫做“尊严死”。我们知道，大脑缺氧5分钟就会有不可逆的损害。所以，即使心肺复苏成功，有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处于一种持续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状态，即为植物人。面对可能会发生的结果，有些患者不能接受，希望自己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所以选择不插管，不复苏。这主要取决于大家对生命的态度和价值观。作为医务工作者，尽一切可能去挽救生命是最终的目标。当遇到拒绝插管时，只要还有挽救的希望，都会充分与患者和家属沟通，努力的去创造生存的机会，让每个人有希望继续活下去。还需要考虑生存的质量，根据患者和家庭的具体背景和价值观，在生存和尊严之间平衡。
生命是无价的，在生命救治面前，缺的是可以标价的东西，比如特效药。
在疫情早期，有媒体报道中国只有400台左右的ECMO设备，并进行反思，认为设备价格以及治疗费用的过高导致了ECMO的未能普及，这个说法显然有点片面。相对于其他许多医疗耗材而言，ECMO治疗费用并不是最昂贵的。在上海，上一个ECMO的材料费用大约在5万元左右，作为一个可以拯救一条生命的救治方法，相信这是大多数家庭能够并愿意承担的。个人认为，目前影响该技术普及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ECMO技术操作具有一定复杂性，对团队的要求比较高，并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需要有一个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医疗平台，同时具备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才可能更好的发挥作用，真正让好处多于它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因此，只有那些拥有大量使用经验和成熟团队的医院能够高水平的提供该项医疗服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对ECMO具体的应用范围不熟悉。即使是非相关专业的或者是没有ECMO经验的相关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对于怎样的病人应该使用ECMO，在什么情况下去启动ECMO，可能也不熟悉。其实，ECMO需要有个最佳的启动时机，在疾病不可逆之前，或者说还有希望的时候，启动得越早越好，否则会让很多病人失去救治的机会。
近十年来，中国重症医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临床医学专科。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它还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年轻的科室。
我们也看到，疫情早期在病人集中快速增长地区存在着ICU床位、设备、专业人才相对不足等问题，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去不断茁壮成长，以便在非常时期，尤其在突发的疫情、公共灾害等面前，我们有能力快速大量动员，然后立即开展危重救治。所以，它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要战略储备。无论是从从人员素质，还是到软硬件设施的提升，在平时，在和平年代，都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储备，随时应对可能到来的各种危及健康的挑战。重症医学科不一定是一个创造经济效益的科室，但一定是一个保障安全、保障稳定的医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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