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会见的外国友人
陈喜儒
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喜儒、巴金、李小林、古川万太郎
巴金先生1980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认识了古川万太郎先生，并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古川万太郎1930年生于大阪，1958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政治部任记者，受自民党政治家古井喜实（1903-1995，曾任茨城县、鸟取县知事，池田内阁厚生相，大平内阁法务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等）的影响，重视日中关系，积极采访和报道有关内容。到朝日新闻社调查研究室工作后，古川万太郎坚持研究日中关系，先后出版了《冰冻大地之歌》《日中战后关系史》《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等专著。
古川先生关注现实、研究历史，是为了让人们以史为鉴，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打下坚实基础。他说：“我写书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仅收集资料、采访的费用，就不知高出稿酬多少倍。我只是想用史实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忘记或歪曲历史，都是可悲的、可怕的。”
他不仅深明大义，仗义执言，而且身体力行——在担任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兼事务局长、全国本部副理事长期间，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而且把廉洁自律奉为圭臬，访华六十余次，从未带过夫人：“我访华是工作，用的是会费，不能假公济私。等我退休后，我会带着妻子儿女自费来中国旅游，让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如此热爱中国。”
古川先生在1998年5月16日的《朝日新闻》上，看到记者清水胜彦从上海发回的一篇报道《九十三岁的巴金氏老当益壮，发表新作》。报道说：“中国作家巴金在5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作《怀念曹禺》。九十三岁的巴金患帕金森病，长期住在上海市内的医院，但创作激情不衰。据同日《文汇报》报道，新作为约两千七百字的散文。今年年初，已故作家曹禺的家属约巴金为正在编辑的曹禺遗作《没说完的话》写篇文章，巴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此文。巴金在文章中回忆了六十多年前看到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原稿时的激动，翌年在东京连续三天看中国留学生上演《雷雨》的情景，还有‘文革’前后以及1993年中秋夜两人最后一次通电话时的情况。”
看到报道后，古川先生很高兴，马上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写了一封信：“5月16日《朝日新闻》国际版报道了尊敬的巴金先生的近况。对我来说，巴金先生身体健康仍在写作，是令人振奋的特大喜讯，情不自禁地提笔祝贺，并把我的喜悦和剪报一起寄去。衷心祝愿巴金先生健康长寿。”
我将剪报和古川先生的信译成中文寄给巴老和小林时，附信说：“古川先生九月底将率东京都社会文化代表团到杭州访问，他很关心巴老的健康，也很想念巴老，届时倘若巴老身体情况允许，可否见见老朋友？”说实话，对此我没抱什么希望，也没和古川先生说，毕竟巴老的身体不好，已多年不见外国朋友了。
过去，巴老一直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只要身体允许，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疗养地，都愿意见见外国朋友，我就曾多次陪日本作家去见巴老。巴老在家里会见外宾时，一是要换上“礼服”，一般是中山装，天热时就穿一件短袖衫，有时也穿西服，但很少。二是穿戴整齐后，要亲自到门口迎送。后来巴老摔坏了腿，拄着手杖，步履维艰，但也坚持走到门口。我曾劝过巴老，说您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不要动了，但巴老说那样不好。我猜想这可能是李家的规矩、李家的礼仪、李家的家风——坐着送客不礼貌，不管多难，也要站起来握手送客；即便坐在轮椅上，也要竭尽全力地挥一挥手，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9月28日，我陪东京都社会文化代表团由郑州到杭州，住进西子宾馆，恰好巴老也在那里休养。我去看巴老时，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握着巴老的手说：“巴老好。”巴老说：“小陈好。”声音虽然小，但很清楚。巴老接着说：“我仍然叫你小陈，你不介意吧？其实你也不小了。不过我九十多岁，还可以叫你小陈吧。”我记得以前巴老就这样说过，似乎觉得称年过半百的我为‘小陈’不够尊重，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称呼，心里过意不去，所以今天又说。我开玩笑说：“巴老，您大我四十多岁，是老前辈，叫我‘小陈’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小陈，而且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绝没有让您‘提拔’我为‘老陈’的痴心妄想。”巴老被我的回答逗笑了。
治疗完成后，巴老坐轮椅来到客厅，我坐在巴老身边，汇报了古川先生率团来访的情况。我说他们都是友好人士，在日本就已为中国南方的水灾捐了款，但到北京后又捐了一笔，他们不是有钱人，这份心意着实令人感动。古川先生组织这些人来访，虽然落地后由我们负责接待，但实际上是“自费”——古川先生收取他们的旅费，用来接待中国作家代表团。我们的外事经费由国家拨款，可古川先生他们是民间团体，依靠会费运营，没有外事经费，需要自筹。巴老说这么多年，古川先生一直坚持搞对外交流，为此想了不少办法，很不容易；他不为名、不为利，一心只为中日友好，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接着，巴老又问起白土吾夫、水上勉等日本老朋友的近况，我说白土吾夫的腰不好，坐下站起都很困难；水上勉的心脏不好，行动不便。巴老说：“这些朋友都老了，我很想念他们。”
小林和上海作协的老徐说巴老到杭州以后，身体状况比在上海时好些，可以见见古川先生。时间定在明天下午四点，那时巴老的精神最好。
闲聊时，老徐对我说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巴老虽然为灾区捐款十二万元，但他不同意报道，说自己病了这么多年，花了国家很多钱，灾区有困难，捐点钱是应该的。
第二件事，陆君写了一篇介绍巴老近况的文章，吴君念给他听，巴老听了一会儿就说不要念了，好话太多。吴君说：“这都是事实。”巴老说：“那也不要念了。”
第三件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在为儿童编一套名家自选集，已经出版了冰心、叶君健、严文井的选集，编辑希望出一本巴老的选集，但巴老说自己的选集、文集出过不少，没有新东西，就不要再编了。
9月29日下午，我陪古川先生去见巴老。行前我对古川先生说：“巴老说了，都是老朋友，不必拘礼，穿便装就行。”古川先生说：“那可不行，见巴金先生必须着正装。”我看他执意要穿西服，便急忙跑回房间换西服、打领带。我们走进巴老住的二号楼时，巴老已经坐在轮椅上等候，因为天气比较凉，他穿了一件白色夹克衫，腿上盖了条毯子。古川先生握着巴老的手说：“在这里见到您，我很高兴。我是在您的精神感召下加入日中友好的行列的，我们现在与中国作家协会的交流，就是您1980年访日的延续。”巴老说：“我也很高兴。那次访日，大家过得很愉快，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如今想起来还感到温暖。中日友好能有今天的局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珍惜。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要把我们的体验告诉年轻人，将中日友好的精神传给他们，使中日友好事业后继有人。”古川先生说：“请先生放心，我们一定牢记您的话，向您学习，努力做好工作。很多日本朋友都想念您，关心您的健康，请先生保重身体。”巴老说：“我又老又病，做不了什么。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没有力气，说不出来；手也不好用，拿不动笔，写不了字，所以心里着急。请你回去代我向老朋友们问好。”
那天巴老的精神很好，即使说了许多话也不觉疲劳。临别时，他送给古川先生一本亲笔签名的画册《巴金对你说》。巴老说：“古川先生的先生两个字写错了，是擦掉重写的，实在抱歉，但这样真实。”
那天晚上，古川先生手捧画册，向代表团成员报告了拜会巴老的情况，他说：“巴金先生今年九十三岁，疾病缠身，坐在轮椅上，说话、写字都很困难，但他还在想着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这种精神和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回顾我的大半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日本政治家古井喜实先生，是他让我认识到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一个是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是他让我懂得了为人为友为文之道……”
这一天是1998年9月29日，巴老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