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 | 作为“理论事件”和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
专栏
读家有方
作者：宋伟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艺术学理论系
【导 读】作为文化研究方法，始终存在着批判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与互补，而非彼此对立或绝对否定。实证与批判呈现出从对抗分离到逐渐融合的态势：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经验描述与反思批判、现实实证与意义阐释的辩证融合。
【关键词】文化研究 批判理论 实证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
一般来说，每一门学科都不仅要有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对象，还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学科定义，一门学科必须有比较固定的研究内容或清晰的研究边界；而文化研究则不然，它到处伸展延异，几乎浸入所有领域，正如当代媒介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样。研究内容的模糊和研究边界的漂移，一方面使文化研究充满了动荡与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其处于居无定所的尴尬境地。我想，这是否可以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被校方解散的一个原因？这是从一门学科的研究内容来看，如果再从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混沌。应该说，这也是可以想见到的境况，对于内容与边界都比较模糊漂移的文化研究来说，要想确定一个相对明晰有效的研究方法，自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我们看到，一直倡导非学科化、非体制化的文化研究势必会造成其研究内容、研究边界及研究方法的模糊混沌，这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不断招致人们质疑和非难的重要原因。在面对不断质疑与非难时，文化研究也在不断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辩护，辩护的重要理由是申明“文化研究的用途”。从内容价值或功能用途方面为文化研究存在的合理性辩护，这固然重要，但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尽管文化研究主张非学科化、非体制化，但它毕竟还需要在大学体制中生存），它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或者说，文化研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吗？诚然，学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太不像“文化研究式”的追问，但在我们看来，对于文化研究方法的思考依然是十分必要的，正如不断申明“文化研究的用途”是十分必要的一样，反思“文化研究的方法”亦同样十分必要。这应该就是冯露博士所著《实证与批判：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方法论论争》（以下简称“《实证与批判》”）[1]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媒技术的创新发展推动大众文化迅速兴起并广泛传播，人们的信息方式、文化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媒介文化、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思想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视域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面临诸多疑问和困惑：文化研究的立场应如何选择？文化研究的用途是什么？文化研究的边界该如何规划？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有哪些？实证与批判作为文化研究的方法，究竟呈现一种怎样的关联？两者如何共建一种方法论范式？上述问题则是《实证与批判》需要回答的重点。
显然，对文化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研究注定会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特性决定了它很少谈论方法论问题。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方法问题对于理解文化研究依然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曾经发生的文化研究史上的重要“理论事件”，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发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回顾和反思这一曾经发生的“理论事件”，对于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众所周知，在理论和理论性话语时代，任何单纯的学理分析都不足以系统地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变迁。文化研究以整个媒介社会为对象，是内含无数批评角度的立体、开放的理论空间，也是学者们跨出封闭文本并步入社会性文本的综合性研究。这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回应，表达了学者们试图理解并解释这些变化的学术追求。同时，文化研究者已经无法沿用以往的批评模式和方法来进行新的研究和阐释，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实证与批判》融合哲学、文艺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知识，以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为“理论事件”的切入点，重返方法论论争的历史现场，探究学派合作的内在动因，反思不同观点的辩证融合之道，进而揭示文化研究史上这一重要“理论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为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视角和理论资源。
《实证与批判》在研究旨趣和研究视角上呈现出思辨性分析和整体性反思的研究特色。霍克海默曾言，批判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正是现时代的批判哲学。因此，文化研究首先必须是批判的。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追逐利润，依靠技术进步操控大众文化，导致文化的平庸化、模式化，批判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守护方式。媒介文化作为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是出现在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及诸种系统的组合。因此，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存在明显的伴生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传播”在现代媒介语境中逐渐凸显的上升史，其发展源于两点：一是20世纪以来现代传媒业和媒介文化的突飞猛进；二是现代传播研究的思路演变。
从此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方法呈现出两个重要维度：实证维度和批判维度。实证维度的文化研究主要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致力于媒介效果的提升；批判维度的文化研究注重“价值分析”，运用人文学科的理论框架对“文化产品”“文化现象”进行基于人文主义的价值分析。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在广播音乐调研项目的合作中开启了媒介文化研究的先河，将文化和传播纳入社会、政治及历史的总体研究视野，同时将批判理论与实证方法运用于对传播价值和效果的研究中，丰富了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取向。因此，“文化研究”虽然以人文科学为入口，但其在发生之初即注重批判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与互补，而非彼此对立或绝对否定。
从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来看，描述和界定实证与批判之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认识论模式，一种是批判理论模式。沿此路径，我们认为，认识论模式是以科学实证主义准则来规定人文社会科学，将人文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致使其理论成为社会客观事实的逻辑归纳和总结，因此，客观科学的价值中立是它所标举的理论立场。与之相反，批判理论模式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僭越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认为理论的任务并不是镜式地反映客观实在，而是应以人类的生存意义追求为价值取向，直面生命存在的矛盾冲突和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对现存社会关系进行质疑批判。这两种路径均为媒介文化研究的有效途径。从实证研究的学术实践来看，实证由于其“科学的世界观”中对科学化、经验、逻辑架构的强调，符合学界强调文化传播研究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基调，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批判理论的学术实践来看，20世纪中期以后，大批后现代思想家继承了以批判为媒介文化研究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说，其中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詹姆逊、鲍德里亚等后现代文化理论家用否定、解构、颠覆来代替肯定、构建、存在，进而瓦解理性的理论基础。这种对理性的消解，构成了后现代媒介文化批判的理论来源，也确立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倾向。尤其是在“后理论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批判的理论传统和评判尺度，使媒介文化研究获得了应对急剧变化时代的阐释能力与批判向度。
由此可见，实证与批判从学理和实践上均呈现一种建构性勾连，如果将实证与批判视为一个变化和矛盾的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大致系统而完整地认识这一对象。从哲学层面而言，实证与批判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很难进行协调和统一。然而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两者同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对立性便没有那么明显。实证与批判作为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共同哲学旨趣，面对大众文化的物化形态，呈现出融合态势：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辩证融合；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融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辩证融合；经验描述与反思批判的辩证融合；现实实证与意义阐释的辩证融合。这一融合可以发展为一种更为开放的学术建构，即在文化研究中以批判为基础、实证为手段的大众文化研究观。文化研究如果在前提预设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新的视角将在双方的接位中产生，赋予文化研究以新的活力。
“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有沿着某条道路运动前行的意思。我想，对于探寻文化研究方法和路径的中国年轻学人来说，本书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待年轻学者不断找寻有效的方法，坚定沿循正确的道路，以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学术范式和理论话语体系。
注释：
[1]冯露.实证与批判：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方法论论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