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主动起义的国军将领,哪3个人带的兵最多?

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的兵力差异还是相当巨大的,蒋介石麾下拥有430万部队,其中具体的编制更是不计其数,这也正是他敢于发动内战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共所能动用的兵力只有一百多万,其中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也只有六十多万。

解放军不仅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在装备上更是显得有些“可怜”,基本上还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小米加步枪”模式。

能赢得最终的胜利,除了“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和将领们用兵如神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队越打越多”,这些多出来的部队,很多则来自于国民党起义部队。

那么,解放战争中,主动起义的国军将领中,哪3个人带的兵最多?

弃暗投明的傅作义

傅作义的选择,其实一直都非常的矛盾。

蒋介石和他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国民党内,傅作义的主要地盘就在于华北地区,在派系林立的系统内部,蒋介石一边想要拉拢傅作义,另一边又找人不断压制着他。

这一切,傅作义都十分清楚,这也就促成了谈判的一大原因。

蒋介石枝繁叶茂,傅作义想要存活下来,还是得依靠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也有二十万之巨,蒋介石又不能直接吃掉他。

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不少解放军高层将领预测到,真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傅作义仅仅会为了自己,不会因为蒋介石去“殉葬”。

不为了蒋介石,傅作义也会为了自己想好退路,自己这个集团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本身就是自己一生的心血,他也要做好万全准备。

抗战的时候,大家便已经见到了傅作义的家国情怀,这也是促成谈判的另一大原因。

当解放军步步紧逼,傅作义也预感到了“共产党必胜”的局面,他也正式走向了和谈之路,当时,北平的各大学校的学生老师,以及广大社会名流都希望实现和平,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一旦战争打响,千年古都很有可能付之一炬。

傅作义当然考虑到了这些,可是他摇摆的原因,还有在于双方的实力。

如果选择求和,他则很有可能成为华北国民党蒋系部队铲除的对象,当时华北“剿总”部队的人数高达60万人,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如果起义了,自己20万人分散在平张线上,很有可能遭到中央军的镇压,导致失败。

到了那一步,自己自然难逃一死。

况且,部队中的官兵大多受到国民党的多年教育,他们早就把解放军当成是自己的敌人,就算自己深明大义选择求和,也不知道部队中的军官有何想法。

最初,双方试探性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对促进双方关系好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中共提到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和谈的大门随时对傅作义打开,只要傅作义能够顾全两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北平古城的安全,中共便欢迎。

到了年底,平津战役也彻底打响,华北地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时的傅作义意识到,自己除了死战和起义外,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走。

自己死战,国民党中央军帮不上什么忙,自己起义,还有一线生机。

第一次谈判,算是将傅作义拉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可傅作义还是有些摇摆,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他要顾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手下20万军队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来年1月14日,见傅作义迟迟没有答复,解放军开始进攻天津,上午十点便攻入了天津市区,第二天全歼了天津顽固守敌,天津也宣告解放。

在天津解放以后,北平也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城。

布防严密的天津城几乎在一天之内被攻破,也给北平守军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不少人都觉得,北平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就算是解放军围而不攻,也够大家受的。

在边打边谈的情况下,蒋介石那边担心傅作义被“生米煮成熟饭”,还专门给傅作义发来了一封电报,让他“念多年之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估计这会脑袋都要炸了,还是给蒋介石回了同意的电报。

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傅作义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弃暗投明,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危险的,说不定一念之差,北平这座古城便要经历战火。

在签了《协议书》以后,傅作义麾下二十多万人开始出城进行和平改编,这也为解放军增加了二十多万的兵力,是解放战争中起义将领带兵最多的一次。

整个平津战役中,解放军歼灭或改编了五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创造出了著名的“北平方式”。

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的陶峙岳

和傅作义一样,陶峙岳将军一生中做对了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而且,他所领导的起义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过了一段艰难而复杂的斗争过程。

1946年,张治中奔赴新疆,与三区代表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正式开始成立新疆联合省政府,此时国民党在新疆派驻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一度达到了7万人。

当后来解放战争到达了尾声,解放军已经攻占了南京城,为了尽快解决战斗,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南、西北地区挺进。

8月26日,兰州被和平解放,这个时候留给陶峙岳的时间并不多了。

在国民党内部,高级将领中早已有了不同的想法,此前被蒋介石派去全面掌管新疆事务的张治中主张推行和平政策,不过胡宗南等人来了以后却掌管着兵权,再加上马步芳的势力,这些人都是阻挠和平解放的人物。

陶峙岳和他们比起来,势力也没有那么大,他麾下虽有部队,可基本上都是“杂牌”军,蒋介石对他的重视程度也不够。

当年在抗战时期,胡宗南干脆让李铁军和陶峙岳对调,陶峙岳也因此成为光杆司令,在西安赋闲在家,这些事情也加大了他和国民党方面的间隙,直到张治中出任省主席以后,任命陶峙岳为警备总司令,这才有了陶峙岳的重新复出。

在李宗仁当“代总统”期间,还给陶峙岳打了个电话,让他的部队留一个旅担任防务任务外,其他的部队全部调到关内参战。

此时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都被消灭,只剩下了一百多万人。

而陶峙岳在张治中思想影响以及自己反思之后,他已经不愿意再参加内战,并且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理由不断拖延。

7月23日,陶峙岳干脆明确宣布:今后坚决执行民族平等、确保边疆稳定的政策。

在西宁获得了解放后,顽固的“马家军”基本被全部消灭,骑五军的老大马呈祥的家属已经跑了,他本人也根本无心恋战,干脆还把部队交了出来。

军中实权派人物许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找到政府“变卖”了私人财产,换算成黄金和银元,拿着钱离开了新疆,至此,和平起义的障碍也全部扫清。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领衔发布了起义通电,宣布全军将士将迅速归于人民民主阵营,并宣布即日起将切断与广州政府的联系。

“九二五”和平起义,国民党71000名官兵以不流血的方式避免了一场血战,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而陶峙岳并不是走到跟前才选择的阵营,要知道,最开始实权掌握在主战派的手中,是张治中、陶峙岳等人多方运作,才最终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引导了起义,保住了新疆的稳定局面,他也是功不可没。

创造“绥远方式”的董其武

在平津战役发起以后不久,绥远国民党部队8万多人一路收缩到包头、归绥一带,并陷入了困境,董其武几次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商量绥远究竟何去何从。

在军队的内部,主战派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所以董其武就算是有什么想法,也不可能很快付诸于实践。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透过广播传了出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出面担任总统的职务。

李宗仁在这个阶段也有想要和谈的想法,这一系列的信息同时也让董其武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本人偷偷乘飞机前往北平见到了傅作义,傅作义详细告诉了董其武,自己是冒着三个“死”的风险才完成了和平起义,同时也劝告董其武去走正确的道路。

董其武自然有自己的顾虑,绥远地区外部条件极为复杂,并且还没有面对解放军的直接包围,内部主战派的想法很多,就算是要走和平的道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有了这次见面,绥远的安危也充分进入了傅作义的考虑之中。

2月,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了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并将绥远面对的问题提出,毛主席不慌不忙,对傅作义说:“有了北平起义,绥远问题就很好解决了,要用绥远方式。”

毛主席提到的“绥远方式”便是划上一个停战线,让董其武去慢慢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什么时候适合举行起义,他就什么时候起义。

董其武也充分吸收了毛主席的思想,让国民党一部分军队保持大体不动,算是一种让步,解决力量去处理国民党中的顽固残余部分。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董其武一直都备受煎熬,不过有了傅作义的话,他起义的底气也更加充足了。

按照最初的设想,在政协9月之前能完成绥远起义,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破坏,时间一直到8月中旬,起义都没有实现,毛主席也十分关注着绥远问题,在关键时刻,还特别委托了傅作义前往绥远地区,加速起义进程。

傅作义的到来,让很多绥远的高级国民党将领吃了定心丸,很多特务们散布的谣言也不攻自破,起义的条件终于趋于成熟了。

在1949年9月,以董其武为首的干部们发表了联合通电,率部6万人举行了起义,成功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也说明绥远模式的道路是正确的。

起义部队也从1950年2月开始改编,编成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下辖两个军,董其武出面担任兵团司令员。

而董其武本人也对中央的这种做法感激流涕,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更是表示愿意挺身而出,带着23兵团的战士们抵达了朝鲜境内,担负着修建机场等重要任务。

从国民党到志愿军的重大转变,也让董其武时刻都在庆幸,由于自己的不断坚持,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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