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裕慎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深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国歌诞生第87个年头。87年来，这首激昂的歌曲，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最初是一部老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这首歌，从上海唱响！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151号的国歌纪念广场，是一座绿树环绕的街心花园，还是一座地铁的出口处，占扡2.7万平方米。当我来到这里，远看如同一张唱片，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独特的主题雕塑，其造型为一面经过战争和历史风云洗礼的国旗，另一面则为充满造型肌理和斑驳色彩的国旗。雕塑中间，是一把利剑似的青铜长号，像是正在吹奏出嘹亮的音节，簇拥它的是一叠叠唱片，像是组成了万众一心的合奏。我知道，我们每天早上升国旗时，播放的国歌，就是从这里响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又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攻打上海。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我们听到了中华民族发出的怒吼声。而国歌的前身——《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那密不可分的关系呢！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决议：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实施文化战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影响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以笔作刀枪，进行了反帝愛国宣传活动。核心人员为鲁迅、冯乃超、夏衍、钱杏邨（阿英）、田汉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1933年3月，正式成立了由沈端先、阿英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实施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1934年春，一家由夏衍、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一批怀着激情的共产党文艺战士，开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为抗战发声，田汉、聂耳也在其中。1935年初，电通公司从斜土路2567号迁至原荆州路405号，拍摄了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风云儿女》这部影片，由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袁牧之、王人美主演，聂耳作曲。影片叙述了一对年轻情侣冲破重重阻拦，勇敢地走向民族战场的感人故事。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很快就以其激昂的曲调和动人心魄的歌词感染了无数观众，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起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这部影片中，田汉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创作了一首《万里长城》的长诗，《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不怕牺牲，奋勇前进，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道精神上的钢铁长城，是任何飞机大炮摧不垮、打不烂的。电影最后的场面，女主人公的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悲壮雄浑，底气充沛，富有极强的唤醒力量，在战斗烽火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历经岁月的考验而不衰，依然震撼在人民的心中，这才是抒发中华儿女豪情的国家之声，民族之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凝聚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爆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具有跨越时空的感召力。国歌的作曲者是聂耳。他和田汉是一对“黄金搭档”，在民族危亡关头，一共合作创作了14首歌曲，而其合作的绝唱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民族之歌，正气之歌，革命之歌，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田汉回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经过的手稿，讲述了当时创作的情况。田汉于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3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冬天，田汉应电通公司的邀请，在徐汇区一个简陋的亭子间里创作《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田汉未及完写完，因为宣传抗日思想而被逮捕，歌词是他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传递出来的。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主动请缨，承担起《风云儿女》影片的谱曲工作。当他看到田汉歌词后，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之前，聂耳曾到东北慰问过抗日部队，亲眼看到义勇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景象。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几乎忘寝废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前弹奏，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高声唱“起来＂。最终，由聂耳谱成歌曲。曲调高昂激越，庄严雄伟，具有催人奋进的紧迫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运用了全曲的最高、最强音，突然休止半拍，更加突出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同心协力的崇高之情神。聂耳于1928年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共青团组织，参加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活动。1930年7月到上海后，他参加由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4月，考入“明月歌舞剧社”。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4年4月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1934年12月，聂耳搬到淮海中路1258号的三层阁楼居住，直至次年4月东渡日本。聂耳在淮海中路居住地不断酝酿，反复思考，开始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创作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由于宣传抗日，1935年4月1日前后，又传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聂耳决定立即离沪，东渡日本然而转赴欧洲，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出国前一天，聂耳前往荆州路405号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认真倾听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的修改意见。到了日本后，为了使歌曲的曲谱和节奏更加有力，他对曲子进行了修改的同时，对歌词也作出了几处修改，如将原歌词第六句的“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前进！前进！”后增加了一个“进”字。于是，一首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的战歌，就此诞生了。1935年4月底，聂耳从日本东京将这个定稿曲谱寄回上海，给孙师毅和司徒慧敏，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夺去年轻的生命，年仅23岁。但对他最大的告慰是，伴随着《风云儿女》的公映，《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传遍了中华大地，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歌。作为音乐天才，聂耳从未上过正规的音乐院校，但他在短暂的一生里，谱写了三四十首脍炙人口的曲子，包括《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等。《风云儿女》上映后不久，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流传开来了。同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来的田汉，虽然听到大街小巷传唱着这首曲子，他惊闻聂耳遇难，极度悲痛，泪如雨下，发誓说：“沒有了聂耳，我这辈子再也不创作歌词了”。并作了一首悼念聂耳的诗，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更是有着共同信仰和革命理想的战友：1935年5月9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风云儿女多壮志，一曲旋律天下知。1935年5月24日，国歌展示馆里这张编号为34848b的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拂去岁月的尘埃，轻轻地放到唱机上，仍能正常播放。正是这张唱片，如今成为传世之宝，镇馆之宝。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云儿女》，在誉为“国片之宫”的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从5月20日开始，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宣传《风云儿女》。当时的报纸宣传广告：“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以及“昨日客满”，报纸还报道了银幕上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从此，“起来”“前进”“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通过电台、唱片和歌咏队，回荡在城市和乡村的天空。民族危难孕育了音乐，音乐又召唤起命运的共同体。1936年，音乐家吕骥在上海电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同年6月，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爱国人士刘良模指挥民众歌咏会，和几千名群众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1937年9月，南京举行纪念“九一八”群众大游行，电台里播放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全国性群众抗战歌咏的发展壮大，抗战歌曲通过歌咏团、演剧队，深入到城乡的角角落落。那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唱着同一首歌，心汇到了一起来。1938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3年后，丰子恺从浙江经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他听到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长沙的婆婆、汉口的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战的全面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深入军营，响彻在中国军队奋勇抗战的战场，成为军歌和战歌。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曾在他的抗战报道集《人民之战》中说，《义勇军进行曲》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的动员报告。他在台儿庄战地采访时，看到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猛烈的炮火，前赴后继，打败了敌人的进攻。《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在国歌展示馆那一条条通往各个展厅的甬道里，始终回荡着国歌激昂、雄壮的歌声，往复回旋，激动人心。然后，在一个屏幕前，我们看到了一个黑人歌唱家，正用中文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个人就是“美国歌王”保罗·罗伯逊。1940年，他在著名的美国纽约罗易桑露天音乐剧场，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还未唱完，全场掌声雷动。他还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片名为《起来》（CHEE LAI!）。宋庆龄为唱片撰写了英文序言。而法国，埃及和莫斯科等国家和城市，同样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英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的广播电台，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战歌，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战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不久后，人民日报头版刋文提出：“《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在国歌展示馆的展柜里，存放着毛泽东主席拟写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草案）》的手稿文件，以及《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述说了当时的情景。1949年7月9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刋登了征集启事。仅一个多月，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但是，应征稿件不理想，无一中选。当时，第六小组的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有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存在异义，建议修改歌词。郭沬若拟就了三段，但大多数人不同意。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讨论会。经过热烈讨论，毛泽东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毛泽东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最好的，具有“安不忘危＂的意识。最后，全场鼓掌表示赞同。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个决议案中第三个决议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2004年3月14月，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宪法第136条增加一款，即作为第二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样一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被宪法正式确认。何为国歌？它一定是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是能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乐曲，每句歌词都表达着人民的心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缩影。从这一点来看，《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因为凝结着中华儿女对民族振兴的不懈求索才久唱不衰。因此，每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总是最激励人心的时刻。从雄伟激越的国歌声中，总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追求，一种沉稳的力量，一种英勇不屈的斗争意志，一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已有80多年，1949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在国歌纪念广场，通过珍贵的胶带、图片和影像，回顧了《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以来的传奇历史。最伟大的诗歌，才能升华为民族心声；再熟悉不过的旋律，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忘过去，牢记使命，筑起新的长城，砥砺前行！在这里，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座雕塑，都能还原岁月的底片，唤起一段红色的记忆，在人们的情感与国歌的故事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激励人们前进，前进，前进，进！
作者简介
沈裕慎，本名裕生，笔名袁亮、沈泂等，1942年11月出生于上海安亭，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百多万字，并在多次征文中获奖。著《风荷忆情》《风荷忆旅》等十多本散文随笔集。其中，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心在山水间》散文集，被载入《2015年上海文化年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荷忆味》散文，获2018上海市作家协会年度散文集奖并入《上海文化年鉴》。散文作品曾入选《中国当代散文作品选》《当代游记散文大典》《中国散文大系》《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及《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等书籍，系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上海散文》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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