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会的闭嘴和不后悔的说

学不会的闭嘴和不后悔的说

有个说法是这样的，你用两三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生学会闭嘴。但到底有几个人学会了闭嘴，有几个人真的闭上了嘴呢？反正我做不到。我爱唠叨，言多必失，惹了不少麻烦。又痛感很难改掉。苦恼！下文仅是苦恼后的自省，记之而已。

钱基博老先生学问深厚，给儿子钟书取的字是默存。三岁看老，不过钱钟书先生到底还是没有做到父亲在取名字时的期待。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先生笔下的民国沙龙可是比冰心的太太会客厅要来的尖刻许多。

如果从概率上来说，那说得多，自然出现纰漏的机会就更多。这不用多深的数学理论，常识就可以。不过，又有几个人做得到呢？

黑格尔有个说法，大概是说人们在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也没在历史中学到教训。假如黑格尔说的有道理，那么记吃不记打，吃一百个豆子没有豆腥气，可能有人性的根源在，非说不可，宁可倒霉也还是忍不住要重复重复历史。所以，说出来这个需求，可能是有人性的深层需求在。

这倒也不是无稽之谈，很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在这个观点后面能列出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语言之于人类，几乎是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如果我们粗疏的把语言往广义的符号系统上比附（实际上语言也确实是符号系统）。那，人要对他者表达的东西，人要在关系中锚定的自己，都在一定程度上靠着语言来传递和理解。

这一来立即有个新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就说的多，有的人就说的少，有的人能忍住，有的人忍不住呢？

按照问题来分的话，可能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从小教育过来就是个“讷于言”的人，或者相反，就是个热爱叨叨的人。《论语》里头的冉雍就是“讷于言”的，而宰我就是非要整上几句不可的，只是到头来也确是倒霉在了言语上。或者从小教育太狠了，越让控制越逆反，我猜钱钟书先生就有点类似这种。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本性的说好了，或许不是先天的，但却是品格里头定下来的。这种人说了不得提的，言多语失了，可能会后悔，但这里却有必然，本性品格上的，哪里忍得住。

另一种是能说的不多，或者相反，能说的太多。这个能说不是个外在标准，不是我们这些他者觉得这个人多么多么能说，而是他自己认为。也许这个人胸中沟壑纵横，可面如平湖，敏于事而讷于言。而另一个，也许狗肚子没有二两香油，但架不住他觉得自己能说的东西很多，说的好着呢。我们可以给这种取名叫自恋的说。越是觉得自己能说，再配合上没有多少香油，反而是安全的，叨逼叨可能很多，多数是蹩脚的重复，没有价值，更没有所谓言多语失的危险。真的有了风险，那是自作聪明的结果，活该的成分多些。

第三种是义之所在，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出来说。道义的标准要求必须说。这一类要是给取个名字，那就是道义的说。既然是义之所在，那也就处之坦然了。梁漱溟先生那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掌故，应该就是这种。

我想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仅仅是其中一种，所有人都是三种情况的不同比例的综合。哪一种多些，哪一种少些，才是用工夫的地方。

如此一来，如果是从自己的私利上来看，言多语失的风险一直在。有非想要说点，好像食色那样的人之性。那不至于后悔的，也就只能是道义说了。

如果一个人忍不住非要说点什么，那首选的还是在道义上说。有多少人在网上骂人，都是在现实里不会做的，因为他们也知道那样做不得体。既然不得体，既然不恰当，那就不去说。说点道义上的，说点郑重其事负责任的。说的欲望在那里，说的需求要满足，那就用值得说的去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