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宝珍牺牲后：丈夫深情缅怀，周总理找回三个子女，后人皆不简单
1933年3月的一天，一位30多岁的妇女刚刚走出位于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的一座公寓，就被暗藏在附近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段时间以来，特务们一直对这位妇女进行跟踪监视，并且已经掌握了妇女的活动轨迹。这一次，特务们要对妇女进行抓捕。
当妇女走出公寓之后没多久，便察觉到了异样，她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想要甩掉跟在身后的特务们。然而，特务们早已有所准备，他们始终跟在妇女身后不远的地方，不给妇女任何逃脱的机会。此时，妇女明白了，她这回肯定是逃不掉了。怎么办？家里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等着自己回去照看。
妇女思量再三，决定返回家中把孩子安顿好，然后任由特务们处置，因为孩子是她在被抓捕之前最后的牵挂。就这样，妇女急匆匆地回到家，她快速抱起3岁的孩子就往外走，来到了隔壁大婶的门前。妇女敲响了隔壁大婶的房门，房门打开之后，她一把将孩子递到了隔壁大婶的怀中，并难过地说道：“张妈，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
紧接着，妇女抹了一把眼泪，替隔壁大婶拉上了房门，然后扭头回到了家中。十几秒钟过后，特务们先后冲了进来将妇女抓捕。此时，妇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她义正言辞地对着特务们痛斥道：“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说着，妇女就拼命反抗了起来。
一个特务头子走到妇女面前，抬手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并厉声问道：“为什么抓你？你这几天干了什么事，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去何香凝的家里干什么？告诉你，我们监视你已经很久了。”原来，妇女此前去的那座公寓，是民革主要创始人何香凝的家。
很快，特务们将妇女押解到了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并对其进行严刑拷打，以便得知妇女的真实身份。面对敌人的淫威，妇女丝毫没有屈服，她始终说自己是一位中学教师，名叫“王芬芳”，之所以去何香凝家，是因为参加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是去汇报工作的。
无论遭受什么样的酷刑折磨，妇女都是这套说辞，气得敌人捶胸顿足。在一番调查之后，敌人始终没有辨明妇女的真实身份，可又不想轻易将妇女释放。于是，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根据地判处妇女15年有期徒刑，并将妇女关进了南京模范监狱服刑。
当妇女被押进南京模范监狱的3号监牢之时，里面的人用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她看。其中有一个人认出了妇女，她惊讶地说道：“你……”妇女急忙抢先大声说道：“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那个人愣了愣，她好像反应过来似得，说道：“认得，认得，王芬芳，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紧接着，两人开始寒暄起来。
不过，等狱警走远之后，那个人突然低声对妇女说道：“何宝珍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妇女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说道：“我在联络营救廖承志同志（何香凝的儿子）的时候，引起了特务们的怀疑和监视，他们就把我抓捕了。现在敌人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我是中学教师，名叫王芬芳……”
原来，“王芬芳”只是妇女的化名，她的真实名字是何宝珍。何宝珍，1902年4月出生在湖南道县贵头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何宝珍从小就帮助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看着辛劳一辈子的父母，望着家徒四壁般的生活光景，何宝珍的心里慢慢萌发了斗争反抗意识。
8岁的时候，父母按照封建习俗开始为何宝珍裹小脚。不过，何宝珍坚决不答应，她和父母据理力争，说道：“我是穷人家的女儿，长大了还要靠双脚走路、劳动呢！如果把脚裹着小小的，走路摇摇晃晃，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为了表示自己不裹小脚的决心，何宝珍还以绝食来抗争，曾连续三天都没有吃饭。这样一来，父母不得不妥协，最终帮何宝珍解开了裹脚布。
12岁的时候，何宝珍央求父亲送自己去读书。最开始，父亲并不同意，因为家里根本拿出供何宝珍读书的学费，而且一旦何宝珍去学校读书，那么家里就相当少了半个劳动力。这时候，何宝珍对父亲说道：“我愿意每天起早点，睡晚点，勤快点，保证学习和做家务都不耽误。”后来，在何宝珍的软磨硬泡下，父亲这才无奈将何宝珍送到道县女子小学读书。
1918年，何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从此之后，何宝珍便阔别了生活16年的家乡，很少再回去。来到衡阳读书之后，何宝珍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以便让更多像她一样的贫苦女子能够接受教育。不过，随着眼界的开阔、思想的变革，何宝珍慢慢打消了当教师的想法。
这是为何呢？原来，在衡阳读书期间，何宝珍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民主革命思想，她的斗争反抗意识越来越坚定。
在五四运动期间，何宝珍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她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坚决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同时，何宝珍还积极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宣传活动。1922年9月，因勇敢揭露学校的腐败专制，以及组织学生游行示威，何宝珍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此时，何宝珍距离毕业只有一个多学期，这成为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在老师张秋人的介绍和帮助下，何宝珍从衡阳来到了长沙，并以亲友的名义住进了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家。在此期间，何宝珍和毛主席、杨开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毛主席还替何宝珍改了一个名字——将“宝珍”改为“葆贞”，意寓坚守信仰、蓬勃奋发！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何宝珍迎来了一段令人感动的革命爱情。1922年10月的一天，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运动的刘少奇，来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在毛主席的家里，刘少奇和何宝珍不期而遇，当时刘少奇24岁，何宝珍20岁。这次初见，刘少奇和何宝珍彼此之间相互吸引，两人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年年初，何宝珍在长沙自修完了大学学业，并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来到湖南萍乡安源煤矿担任子弟学校的教师。此时，何宝珍在刘少奇的手下工作，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慢慢地，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两个年轻人越走越近，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也逐渐升华为了革命爱情。
那是1923年4月的一天，一场简单的茶话会正在安源煤矿举行。说是茶话会，其实是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礼的两位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和何宝珍。在此之前，刘少奇就和何宝珍商量好了，他们二人的婚礼要改变旧俗，不拜天地、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以茶话会的形式请同志们吃点糖果，就算两人正式结婚了。
多年之后，毛主席在上海见到刘少奇和何宝珍，还不忘调侃说道：“你们可要补我一杯喜酒哦！”自从结婚之后，刘少奇和何宝珍的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当时，刘少奇整天忙着接待工人，到工地调查和批阅文件；而何宝珍则白天在子弟学校为孩子们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们识字。
1924年春天，刘少奇和何宝珍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刘允斌的诞生，让夫妻二人开心不已。初为人父、人母的刘少奇和何宝珍，将儿子刘允斌视若掌上明珠，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按照组织的安排，刘少奇要去上海从事新的革命工作。
由于革命工作的危险性，所以刘少奇和何宝珍无法将儿子刘允斌带在身边。怎么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何宝珍经过商量，最终决定将刚满1岁的儿子刘允斌送回到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炭子冲，交给在老家当农民的六哥帮忙抚养。
在将儿子刘允斌送走之前，何宝珍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流着眼泪亲吻着儿子的额头和脸颊，依依不舍地和儿子告别。刘少奇也是伤心不已，他一边抹泪一边安慰妻子何宝珍。为了避免妻子何宝珍过于悲伤，刘少奇狠了狠心，果断让工作人员把儿子刘允斌抱走了。眼看着儿子被抱走，何宝珍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哭声……
此后，何宝珍跟随丈夫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青岛、长沙、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为了革命，他们夫妻二人不畏艰险、四海为家。在这一时期，何宝珍不仅是丈夫刘少奇生活上的贤内助，而且也是丈夫刘少奇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他们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感也越来越浓烈，令同志们非常羡慕。
1927年，刘少奇和何宝珍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女孩，起名叫刘爱琴。再次迎来新生命，刘少奇和何宝珍倍感幸福，他们对女儿刘爱琴呵护有加，生怕女儿冷着饿着。然而，女儿刘爱琴出生没多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革命斗争形势随之恶化，并越来越残酷，有许多同志先后被捕牺牲。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何宝珍经过深思熟虑，忍痛决定将才几个月大的女儿刘爱琴送到一个工人家庭寄养。这一次，已经变得坚强的何宝珍没有哭，因为她知道只有革命胜利了，孩子才会有一个稳定幸福的成长环境。为了革命的胜利，将孩子寄养到别人家算得了什么，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值得的。
后来，何宝珍又和丈夫刘少奇先后在河北、东北地区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春天，刘少奇、何宝珍夫妇再一次来到上海工作。此时，何宝珍还当上了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她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并化名为王芬芳，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
正是在这一年，何宝珍又为刘少奇生育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刘允若，小名叫毛毛。刘允若是陪伴母亲何宝珍时间最久的一个孩子，他在母亲的身边生活了三年多时间。自从刘允若出生之后，何宝珍就更忙了，她不仅要抚养幼小的刘允若，而且还要在凶险残酷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成功完成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不过，此时何宝珍的生活却是幸福是充实的，幸福是因为有丈夫和儿子的陪伴，充实是因为所做的工作是伟大而光明的。可是，到了1932年冬天，何宝珍不得不再一次面对那令人肝肠寸断分别场景。此时，组织决定派刘少奇到中央根据地工作，而何宝珍则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在夫妻分别之前，何宝珍想了一肚子话要对丈夫刘少奇说，可是到了真要分别的这一天，何宝珍一句话也说出来，任由泪水从眼眶中涌出。在丈夫刘少奇出门之前，何宝珍流着眼泪对丈夫说道：“你再看一眼毛毛吧，咱们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你到了中央根据地之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用为我和孩子操心……”
听着妻子何宝珍说的话，刘少奇的眼睛也不由得湿润了，他从何宝珍的怀里接过两岁多的儿子毛毛，并在毛毛的脸蛋上亲了又亲。出发的时间到了，刘少奇不舍地将毛毛交到妻子何宝珍的怀里，然后温情地说道：“（何）宝珍，我走了，毛毛就托付给你了，我们总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和凶险，你外出工作，要多加小心。”
望着丈夫刘少奇离去的背景，何宝珍泣不成声，与丈夫相伴将近11年，何宝珍早已过惯了丈夫在身边的日子。现在夫妻二人分别了，何宝珍的心中难免生出无限悲伤。当时的刘少奇和何宝珍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夫妻的这一别竟然是永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3年3月，时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廖承志（何香凝女士的儿子），在上海被敌人逮捕入狱。作为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何宝珍立即采取行动，她积极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对廖承志展开营救。何宝珍不仅多次到敌人监狱申请保释廖承志，而且还秘密传送有关情况。
这样一来，积极活动的何宝珍，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开始对何宝珍进行跟踪监视。有一天，何宝珍秘密前往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的一座公寓——何香凝的家，向何香凝汇报关于廖承志的情况。当何宝珍汇报完情况，走出何香凝家门之时，她很快察觉到了身后的异样——五六名身着便衣的国民党特务出现在了何宝珍的身后。
当时，何宝珍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甩掉跟在身后的国民党特务，然而由于敌人早有准备，所以何宝珍根本无法脱身。何宝珍很快明白过来了，身后的国民党特务目的不是跟踪监视而是秘密抓捕。这样一来，何宝珍就抱定了牺牲自己、保护同志的决心。不过，唯一让何宝珍放心不下的，就是独自在家的儿子毛毛。
儿子毛毛才3岁，如果自己现在被抓捕了，那么毛毛肯定无法存活。怎么办？何宝珍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她要回到家中把儿子毛毛安顿好，然后任由国民党特务处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何宝珍抱着儿子毛毛敲响了隔壁大婶的房门，并快速将毛毛交给隔壁大婶，请求隔壁大婶代为照顾。
何宝珍认为，自己被抓捕之后，同志们很快会知道这个消息，他们肯定会去寻找毛毛，并把毛毛照看好。何宝珍了却心事之后，立即回到了家中，此时国民党特务很快冲了进来，将何宝珍抓捕。面对凶神恶煞般的敌人，何宝珍并没有畏惧，虽然饱受酷刑折磨，但是她始终说自己是一名中学教师，名叫“王芬芳”。
每当敌人逼迫何宝珍交代口供之时，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何宝珍都坚贞不屈地回答道：“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随你的便！”这样一来，敌人就搞不清楚何宝珍的真实身份。后来，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根据地将何宝珍关进了南京模范监狱，并判处她15年有期徒刑。
当时，南京模范监狱里关押着钱瑛、帅孟奇、夏之栩、耿建华、黄励等一批女同志。当她们看见何宝珍之后非常惊讶，有认识何宝珍的同志准备开口询问，何宝珍见状急忙“自报家门”—— 还认得我王芬芳吗？机智的何宝珍巧妙化解了一次危机，万一同志们不知道详情，喊出何宝珍的真名实姓，那么就麻烦了！
被关进南京模范监狱之后，何宝珍并没有丧失信念和斗争，她联合同志们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狱警从帅孟奇的床铺上搜出一张字条来，随即质问帅孟奇：“你是不识字的工人，怎么会写字?”此时，何宝珍为了掩护帅孟奇，立即说道：“我是中学教师，是我教她认字和写字的。”
为了成功骗过狱警，何宝珍还把一本《世界知识》拿出来，翻开并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帅孟奇在纸条上写的那些字，就是从这本书上抄下来的。”看着何宝珍义正言辞的样子，没读过书的狱警信以为真，他将搜出来的纸条撕碎，然后扬长而去。那么，帅孟奇在纸条上写的什么呢？其实是一份刚刚开了一个头的工人运动报告。
在敌人的监狱中，何宝珍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她利用短暂的放风时间与同志们进行交流，不断鼓励同志们坚强起来，和敌人作斗争，胜利的曙光总会出现。当然了，在监狱中，何宝珍也有心情低落的时候，那是因为她思念起了自己的丈夫刘少奇，思念起了托付给隔壁大婶的儿子毛毛。
每当想到这些，何宝珍的眼中涌满了晶莹的泪水。不过，何宝珍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把思念与柔情埋入心底，她时常对身边的同志们说：“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就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我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然而，让人感到气愤的是，虽然认识何宝珍的同志刻意掩护她的真实身份，但是最终还是暴露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全国互济总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被捕了，她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为了苟活于世而说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
当凶残的敌人重新把何宝珍带到刑室，并奸笑着说出“何宝珍”三个字的时候，何宝珍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过来。何宝珍知道，再想掩盖身份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何宝珍抱定了牺牲之决心，对着敌人破口大骂。当敌人用酷刑折磨何宝珍，以便撬开何宝珍嘴巴的时候，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她痛斥道：“要杀就杀，我是绝不会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告诉你们，革命者是杀不光的！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1934年12月的一个清晨，遍体鳞伤的何宝珍刚刚从牢房里的床铺上艰难爬起来，一队宪兵就荷枪实弹走了进来，带头的宪兵大声叫道：“何宝珍!快穿好衣服，马上转移！”听到这句话，何宝珍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直到此时，监狱里的同志才知道“王芬芳”的真名叫何宝珍，同志们纷纷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在即将被带离牢房之时，何宝珍微笑着向同志们挥手告别，并说道：“别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说完这句话，何宝珍昂头挺胸，高唱《国际歌》，被押到了南京雨花台刑场。何宝珍的歌声引起同志们的共鸣，他们都应声唱了起来——这就是革命的力量。就在这个清晨，何宝珍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年仅32岁。
何宝珍烈士牺牲三年之后，刘少奇才在陕北得知了这个噩耗，他悲愤交加，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当时，刘少奇怀着沉痛的心情，称赞何宝珍烈士“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少奇曾到南京雨花台缅怀革命烈士，他伫立在烈士纪念碑之前，深情缅怀何宝珍：“几十年来，无数的革命先烈光荣牺牲在这里，何宝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1938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被派到湖北武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此前，周恩来曾在上海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在此期间他和何宝珍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此次来到湖北武汉，周恩来立即想起了何宝珍寄养在工人家庭的女儿刘爱琴，于是他立即派人查找刘爱琴的下落。
不久之后，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那个工人家庭。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工人家庭由于贫困，很早就把幼小的刘爱琴卖到一个殷实家庭当童养媳。周恩来气愤不已，立即让人按照地址去寻找，这才找到了已经11岁的刘爱琴。此时，刘爱琴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并且才知道了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不久之后，周恩来又派人将刘爱琴护送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紧接着，周恩来又找到了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当放牛娃的刘允斌，然后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找到了被流浪汉收养的刘允若（毛毛）。这样一来，周恩来帮何宝珍将失散的三个孩子全都找了回来，并将他们全部送到了延安。
当时，周恩来动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道：“何宝珍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组织能为她做的，就是找到她的后人，为她的后人创造一个稳定成长的环境，让她的后人接受教育，长大之后成为有用之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慰何宝珍同志的在天之灵！”
正如周恩来所言，何宝珍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来都不简单。大儿子刘允斌后来成为了核化学专家，参与组建了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在新型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女儿刘爱琴曾在河北师范大学、人民警官大学从事俄语教学研究工作，她曾获全国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以及公安部授予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最小的儿子刘允若（毛毛）从事导弹设计工作，成绩也非常突出。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沥沥鲜血染红它！这或许就是何宝珍烈士短暂而绚丽人生的真实写照！让我们向何宝珍烈士致敬！向无数革命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