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说起范仲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朱熹评价范仲淹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而在柏杨眼中，范仲淹是个沽名钓誉之徒，他在《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记述：
......中央政府任命两位知名的文职大臣韩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军事，并命范仲淹担任延州州长。范仲淹对军事是门外汉，但他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对内宣传技巧。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帝国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明年（一0四一），西夏兵团进攻渭州（甘肃平凉），正在镇戎（宁夏固原）巡视的韩琦派大军迎战，在六盘山（宁夏隆德）下好水川（甜水河）接触，一万零三百人，全军覆没。韩琦狼狈逃回，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哀号招魂，大哭说：“你们随着司令官出征，平安而去。今天司令官回来，你们何在？愿你们孤魂，也随着司令官返家！”哭声震动天地，韩琦又惧又惭。但不几个月，就又有人宣称，边区人民到处歌唱：“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当然是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问题是，对内宣传只是一种肉麻当有趣的小动作，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又明年（一0四二），镇戎再度会战，宋军再度大败，九千四百余人，全部战死或被俘。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在中国的西北与北宋分庭抗拒。北宋王朝当即发起征讨，次年正月，西夏军队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知州范雍被打得一败涂地，惊慌失措。于是朝廷派出知名的文臣韩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军事，并由范仲淹替代范雍担任延州州长。
这就是柏杨所说事件的背景。
自古以来，书生便被看做懦弱、迂腐、不堪大事的“窝囊废”，清代诗人黄景仁有诗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宋代隐士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即便书生自己，也不看好自己。虽然上面这些话都带有愤懑不平之气，但“书生意气”“书生之见”的成见无法改变。书生毕竟是书生，干不成大事，这一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范仲淹是文人，这一点不错。他不仅是文人，而且是文化修养和学术造诣非同一般的文人，可以说是大文人。《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可见范仲淹不仅有文人的学问，还有文人的习气，即好为人师。当然，范仲淹可不是一知半解就会夸夸其谈的半吊子文人，他从小一心向学、刻苦钻研，打下深厚而扎实的功底。《宋史》中记载他学习：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头悬梁、锥刺股，不过如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这般精神，学问怎能不精进。这段描写，让我想起了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孔子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范仲淹当时的状况和颜回同样窘迫，这里还有个典故，名为“断齑划粥”。据说，范仲淹读书期间生活困苦，每天晚上，煮一盆粥，隔夜凝成冻，早晨用刀分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切几段腌菜下饭。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范仲淹专心读书、孜孜不倦，并以苦为乐，岂不贤哉？
但是，范仲淹不仅仅是以苦为乐的超然和淡定，在他年轻的心中，还有一个复兴家族的梦。《宋史》记载，范仲淹幼年（二岁）丧父，随母亲改嫁江南吴县朱家，从朱姓，名说，他小时候叫朱说。长大后得知自己的身世，他感怀激动，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只身前往应天府求学。从那时开始，出人头地、复兴家族的梦想便植根心底。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勤勉奋进，恐怕就是这个梦想在激励。后来，他果然学有所成，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于是，他把母亲接到身边，恢复范姓，改名为范仲淹。
范仲淹是书生不假，但因此断定他“对军事是门外汉”，未免武断。西夏李元昊进攻中原，宋仁宗启用范仲淹镇抚边疆。范仲淹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足以见他文韬武略，腹内不仅藏书万千，而且藏兵百万。他到达当时的前线延州后，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敏锐的发现宋军存在的问题，当即着手改革，并制定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指导思想。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改革兵制，建构营寨，大兴营田，安抚边民。所有这些措施，都建立在当时边境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攻抑或守，是当时争论的焦点。镇守边关的三位大将意见不一，副将韩琦主攻，他认为，西夏小国，不足为惧，合力进攻，必然破敌；同为副将的范仲淹主守，他主张，修整边务，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打持久战。主帅夏竦不能定夺，把攻守两套方案上报朝廷。宋仁宗趋向于攻，他想速战速决。于是，他下令聚合泾原、、鄜延两路人马，于公元1041年正月反攻西夏。范仲淹又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宋仁宗同意他的建议。正当宋廷为攻守争执不下的时候，李元昊发动进攻，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入侵。韩琦仓皇应战，大将任福轻敌贸进，在好水川遭遇伏兵，全军覆没。任福力战，长枪刺喉，英勇就义。
好水川之役证明范仲淹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北宋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重视文官、提防武将、边备不修、军纪散漫，部队的战斗力极低，正因为如此，范仲淹才提出打持久战的策略。由此可见，范仲淹并非不懂军事，而是审时度势，极具战略眼光。
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范仲淹三次被贬，均是因为直言敢谏。公元1029年，主政的献章太后打算在冬至那天，让皇帝带领百官，在殿前给她叩头祝寿。范仲淹反对，他说：“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家法和国法不能混淆，皇帝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并上书要求太后还政，把朝政大权交给皇帝。宋仁宗登基时年仅十五岁，太后临朝主政。结果呢，他被发配到河中府，做一名地方小官。
太后死后，范仲淹重新回到朝廷。宋仁宗宠爱尚氏美人和杨氏美人，引起皇后郭氏的嫉恨。再一次争宠的冲突中，郭皇后一不小心，打到宋仁宗一巴掌（这巴掌本来是打向尚美人的，因为她在皇帝面前说郭皇后的坏话，被她听到）。仁宗大怒，授意宰相吕夷简，降罪废后。范仲淹等人力谏，但无人理睬。他打算第二天早朝，协同百官和吕相当廷争辩。没有料到，第二天早晨，还未上朝，宫廷内便传来诏书，范仲淹又被下放到地方，做睦州知州。这是第二次被贬。
宋仁宗启用范仲淹，励精图治，改革弊政。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像历史上所有改革一样，触动当权者的利益，因而遭到诋毁和诽谤。“朋党”之说再起，宋仁宗产生怀疑。皇帝对大臣的结党营私是非常敏感的，欧阳修曾写过一边文章《朋党论》，专门讲述这个问题。范仲淹看到大势已去，“自请罢政事”，第三次离开权力中心。
从以上经历可以看出，范仲淹实乃忠直耿介之士，绝非贪名慕利之徒。正如他自己在《灵乌赋》一文中所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