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异乡非异客｜彦平·早茶夜读659
659 | 读城记2020
文/ 彦平
35岁，编辑
00. 我们 一起
现代人是很孤独的，人们和世界互联，城市生活周围全是人，却被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包围着。于是人们在线上寻找社群，参与各色线下活动，刚从集体主义走出没多久的个体又希望回到某种集体生活。有梦想有条件的人自发地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些既是精神家园又是肉身栖居的社区，比如大理山水间、良渚文化村等存在，都是一种尝试；在京郊一些村子中，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们也三五户租房形成一个小聚落，也有文化人在一处买房的现象，都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社区生活的向往。
很多已经没有了故乡、老家的普通人，也想过一种基于选择的社区生活，有人想与三五好友相约住进一个小区或去乡下建个大院子，满足精神和情感需求，也能在生老病死之事上互相照应，甚至满足未来子女的上学教育问题。但似乎这样的理想很难实现。这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痛点，目前似乎仍没有得到解决。
几个月前我写过一篇北京城南会馆的文章，里面提到客居北京宣南的外省人，比如《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他们虽在异乡却全无作客之感。这一点相信让很多今天的都市异乡人心有戚戚。为何会馆会让人有归属感，对于今天建立新的理想社区有哪些借鉴意义？
01. 粘合 连结
和北京同样会馆林立的是明清时期的汉口。当时汉口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五方杂处，本地人与外地人各占一半。
那时的商人们虽然一年有一大半时间在汉口经商，但期间会经常往返于家乡与经商的城市。虽然这些外来者或早或晚会加入当地的户籍，但他们会持续地往家乡汇款。他们哪怕死在汉口，棺材也会暂存于会馆，待合适的时机运回原籍埋葬，只有资财不够的人才会葬于同乡们在汉口购买的共同墓地。这样的连结会持续两代人。
正中上匾“咫威”（光绪七年仲秋），下匾“陟降在兹”
内侧对联：
忠义景桃园亘古馨香又恰是孙吴旧治
敬恭联梓里即今燕聚且毋忘汾渭遗风
外侧对联：
隰有栗山有榛缅故国流风不输江汉
唐之遗周之旧最先民矩镬共赛春秋
当年汉口等各大都市会馆林立，人们与故乡的情感、血缘、经济联系之紧密是会馆成立的基础要素。会馆最直接的好处是经济利益，找同乡获得融资或合资的定金，获取各种商业信息。然而不仅在经济上，当发生冲突或打官司需要帮手、中间人，或经济上需要担保时，都可以从同乡那里获得帮助。这样，在北京和汉口这样的商业都市，基于同乡建立了基本的秩序。“同乡关系近似一种无可替代的给混乱状态带来秩序的凝固剂”。
哪怕到了会馆已经衰落的二十世纪，林海音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能带着几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下来，也是受了同乡的照顾——他们一家就是住在会馆中。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名人，比如鲁迅、沈从文等，来北京第一站都是落脚在家乡的会馆。同乡关系的强大粘合力可以延续至此。
02. 信赖 自由
基于同乡会和繁荣的都市生活，又产生了同业团体、同业会、行会、同行联合会等。
原因是当时都市中不同行业被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把持着，比如茶、盐等为安徽人垄断，陶瓷被江西人垄断，鸦片被广州人垄断，木雕、家具宁波人垄断。这些行业既是源于地理历史传统，也是为了生存下去，“掌控所在都市的职业、技术和商品结构中能够压制对手的'空隙'"的关键。把同乡和家乡的物质资源全力发挥，尽力占得空隙。这样，先头部队的打工者获得成功后，就会有来自家乡源源不断的后备军输送至城市，占据城市中该行业的这一空隙。
“同乡行会随着时代发展分化为同业行会，逐渐地同业、同职行会变得很普通，而经过整顿就使其包容性逐步扩大。……在清末，北京有598个同乡、同业的行会组织，在1920年代的汉口则有172个。”
以同乡关系为基础，很容易将有信赖关系的同学、同行、同船等同伴的关系带进来，这样的关系进行自由组合，在城市空间中形成更多元的群体。罗威廉在《汉口》一书中写道，19世纪汉口的成年男性人口，可能有一半以上归属于某一类型的行会，很多人也许还不止加入一个行会。
03. 钱财 精神
明清时期，聚居汉口的徽州人以紫阳书院为中心，虽然背井离乡，但仍聚居一处，营造出乡土氛围。
这些行会团体在都市中除了开拓发展商业，还以同乡或同业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开展了很多社会服务，如消防、慈善、建筑、办学、送葬、下葬等服务会员的公共活动，增强了集体的情感和利益融合。
会馆往往是同乡会和同业会聚会的地点，人们在会馆中议事、祭祀、节日团聚、接待同乡来客等等。同时很多会馆是以庙、殿、庵等宗教设施持续下来的，这也说明，精神凝聚力和宗教力量于社区的重要性。会馆作为精神地标，会设立同乡先贤的牌位，而有些会馆更以“书院”命名，如汉口徽商创设了“紫阳书院”，也兼做对徽人子女的教育之用，在精神和现实层面上持续产生凝聚力。
会馆的设立、运作、日常维护和扩建等，资财都来自当地同乡士商的自发募集。紫阳书院”正门前相当于商务及商业街的大街是会馆修建的，在大街的东西两侧还建了装饰有牌楼的大门，让人们在白天自由进出。位于中心的会馆由100间左右的房间，用作会议室、大讲堂、旅店、祭坛、舞台、图书馆和学校“。1806年，会馆共67项资产纪录中，仅有5项是会馆自身经营使用，其余62项都是会馆在市内及附近购买且有租金收入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和房租，这也为徽州人社区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有了这些资金，才能购买更多的土地与其他各种资源，才有了埋葬同乡尸骨的义地，供同乡船只停泊的码头——义埠——等等。（这一点让我想到我有信主的朋友，他会把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教会，用于社群的生活和教会的运行，这点我想能让大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4. 怀疑 平衡
外来人口和徽州人的社区大大影响了汉口城市的商业、都市景观。
然而，那时会馆或行会组织也不是想成立就成立的，要报备和政府的批准。正式的组织必然要有政府支持。在紫阳书院的修建过程中，徽州人曾经历多次诉讼纠纷，最终得以在汉口的徽籍官吏的运筹帷幄之下才化险为夷。
类似会馆的组织形态仍在海外存在，那就是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华人社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在《中国都市史》中提到，在泰国的曼谷，每次有危及社团利益的危险发生时，七个会馆的领袖们都会在一起商讨对策来解决问题——而其正式名称、办公室和成文的宪章都不存在。可以想象的是，若是直截了当地公示令人瞩目的经营制度，结果往往会成为政府怀疑的对象。
对于明清时期的汉口来说，外乡人的基本生活秩序能借地缘关系维持，其中一个原因是汉口的本地人只占一半，各地会馆数量众多，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生态平衡。且大部分汉口本地人来自周边广大的农村地区，从事更零散低端的工作，徽州等外乡人则把持着有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位置。再加上“徽人礼貌庄”，重教化，在文化上的”高自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招致祸患。
05. 借鉴 理想
会馆这种社会组织形态随着历史发展衰落了，现在基于同乡关系建立理想社区早已不可能。但是，会馆曾经得以存在的一些因素或许能为建立新社区提供借鉴。个人能力有限，只讲一些观点，无力提供相关性的证明，供与感兴趣的朋友讨论：
1. 一个社区，最好同时有经济吸引力和使人有情感羁绊，抛开人间烟火的社区或许不可能存在；
2. 社区的生长和存续，需要精神和文化性质的吸引力甚至足够强大的信仰，以及这些精神外化的存在和仪式，比如紫阳书院、朱子以及春秋祭祀等仪式之于徽州人的社区；
3. 社区不是二三人就能建立起来的，开始是人拉人的，之后需要源源不断的人补充进来，才可持续；
4. 在社区的所在地，构成这一社区的人群素质需明显高于周边；
4. 多层次立体的亚文化社群有助于社区的维系；
5. 就像紫阳会馆是靠在地的徽州人筹钱建立维护的，社区需要建立公共空间，持续关注它的运行，最终使其变作维持社区运行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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