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琐忆:母亲的归宿
母亲的归宿(十二)前面说过,团部家属队没什么作为,但也不是一点值得记住的事情都没有。我们种菜,学会了一些种菜的技术,比如种洋葱,在其开始长块根时,要将它的苗踏倒,这样抑制苗的生长速度,有利于长葱头;我们还加工云母片,即将小小一块云母矿石剥离成薄片,原料何来及加工后交与何人做何用,都不记得了,但因此我曾跟随一位大姐去过阿勒泰地区下属的富蕴县,那里有一废弃的云母加工厂,我们去捡一些还能利用的废矿石,那是我唯一一次去富蕴,至今,偶尔在哪里看到有关富蕴的报道,还会引起我特别的关注。也还有家属成为朋友的,如那位电影放映员的妻子小左,河北人,也是高中生,她就让她的丈夫从办公室拿回来一些废报纸,送给我糊墙糊顶棚,我的土坯屋因此显得干净亮堂不少,在大雪封门的严冬,我还曾抱着孩子,挨张阅读过每一张报纸,包括糊在顶棚上的也仰着头读过,虽然都是“东风吹,战鼓擂”之类无聊文字,却也陪我打发了许多寂寞无聊的时间。而这期间,我办成的一件大事,就是终于将母亲、小妹接到新疆,而后来又通过母亲、大妹的努力,将哑舅也接来了,一家人终于团聚。说到接母亲,真是非常不容易,让丈夫打报告,团里说不是直系亲属不给批;我打报告,又说“你自己都没工作没收入,怎么养活你母亲你妹妹呀?”仍然不批;当时我大妹初中毕业,15岁,无力再念高中,当然也因为学校教学秩序不正规难以为继,就和大多数学生一样,由团里统一安排工作了,在五连当农工,我又叫妹妹打报告,团里说,她一个新工人,住集体宿舍,怎么接家?还是不批。恰好这时团场实行军管,团长政委都是部队来的,政委还是河北人。新疆是很认老乡的,小左热情外向,部队来的领导入乡随俗,两下里一结合,小左很快就和政委的夫人熟悉了。因了小左的引荐,我有机会将“陈情表”似的报告,交到了政委的手上,并向政委保证,以后决不因为生活困难给团里添麻烦。不久,团里批准了我的报告,通知我去办准迁证,可以想见我是怎样的喜出望外,深感部队领导比原来团部那些转业军人或移民领导,更大气更有同情心。又不久,取消军管,团长政委回部队去了,就这么短暂的一个机会呀,谢谢部队首长,谢谢小左,谢谢上帝奇妙的安排。那时我的父亲已在羁押中去世了。劳改营地曾通知我母亲去领回遗物。母亲去到时,父亲已下葬,没见着最后一面。坟是见着的。一座小土山,从山下向山上绕圈儿排列着瘐毙者的坟墓——一个土堆,前面插着一块木条,写着墓主人的姓名、籍贯、逝日。想来这个木条的作用就是供墓主人的家属来时辨认,不用多久,它就会丢失、腐烂,无从寻找。关于这一节,我曾在一首诗中有所反应,贴在下面:清 明戊子清明,国家公布为法定假日,百姓纷纷然祭祖扫墓,忆及先父不知埋骨何地,怆然有作,用东遨《清明》韵。曾望耕者有其田,何惧身家或化烟。孰料三年历饥馑,徒因数语恤民悬。妻儿流落荒寒地,牢狱可思明朗天?欲祭安寻埋骨处,心香一炷向空燃。也许母亲觉得我们实在太困难,也许十余年独自奉老抚幼照顾哑弟实在累了,总之,在母亲来疆大概半年后的一天,一位老乡带来一个年龄与母亲相仿的上海支边工人,告诉我,我母亲要和这个上海人重组家庭了。我非常意外。原来,此前,这件事他们已商议多次,我的两个妹妹也知道,还见过这个将成为她们继父的人,只有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已成年,母亲不好向我开口。我再三想,母亲才四十多岁,她需要一个丈夫;两个妹妹从小几乎没见过父亲的面,尤其小妹妹才十来岁,也需要一个父亲,我无话可说。事情就这样定了,我叫那上海人“伯伯”。他在七连工作,是一个农业班的班长。不久,母亲和小妹就搬到七连去了。
卖瓜风波(十三)
大概在1974年的下半年或1975年的上半年,我家自愿申请从离团部很近的直属队调到距团部约20公里的农业连队7连,因为听母亲说,7连家属队人数较多,也比较正规。
7连家属队有近20人吧,连里还安排了一个生产经验丰富的老职工河南人老赵当“排长”(家属队官名“五七生产排”)。我们也管理大田种小麦,但地块往往在公家大田的末尾,土质及浇水条件都较差,产量当然就低,家属们辛劳一季,收入很有限。老赵说:“光种粮食,收入还不够交种子费肥料费水费机耕费,我们再种几十亩西瓜吧。”
种瓜得生荒地,我们在远离连队的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瓜地,从邻近的公家的斗渠新接修一条毛渠,买了优良瓜种,小心翼翼地种下。好容易瓜秧长粗叶了,又被一场风沙打得干干净净,只得重种。按农时算,已嫌稍晚了,大家在老赵的带领下,精心浇水、施肥、压蔓、打叉,不敢稍有懈怠。瓜长到半大,就搭了窝棚轮班日夜看守,防备狼和狐狸来糟践。真是苦心人天不负,连队瓜菜班的西瓜还顶着小黄花儿,家属队的第一批瓜已成熟了。
卖瓜那天,连队像过节一样,新摘回的大西瓜堆了半间屋,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拉着大人拖着麻袋来排队——那时还没有长途贩运一说,大家可吃的东西也就是本地的出产,品种还是很少的,比如我们那儿产西瓜,但别的水果就很少,听说团里有一家人家回内陆探亲,亲戚给新疆来的小孩吃梨,结果那孩子一看,说了声“生瓜蛋子”就扔了。所以一年一季的西瓜成熟季节,就是孩子们的季节。——那年公家规定刚上市的西瓜价格是一毛钱一公斤,家属们对老赵说:“今年种瓜成本太高了,新开地,新修渠,还种两遍,我们卖一毛二吧?”老赵想了想,说行,买瓜的职工也没有意见,催着快称。人多怕乱,我们就关了门,从窗户一袋一袋往外递。
刚称了十来份儿,指导员怒气冲冲地来了,老远就大声呵斥:“老赵,谁允许你们卖高价的?我没收了你们的。”到了跟前,又连呼开门,大家一时吓愣了,都不动,连老赵也不知道去开门,指导员就用脚踹。进来以后,他说:“你们马上停止卖瓜,等待处理,已经收钱的立即退还。”家属中有两个胆大而饶舌的,还想给指导员诉诉辛苦,指导员更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还要报告团里,全团通报。”我一直默默站在一边,指导员的严厉远近闻名,有人说他面恶心善。但一听“全团通报”这不靠谱而且绝对过分的话,不知怎的,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不平一时全涌上心头,竟不能自持,泪水汹涌而下,在场的人都一怔,指导员撂下一句:“按一角卖。”大步走了。
几年以后,我落实政策做了团中学的教师,指导员也升任了副团长,一次他碰见我,还笑着说:“那年我一说要通报你们,你反应那么强烈,我就知道这个家属是个文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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