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沂孙篆书的取法与师承
杨沂孙(1812或1813--1881)，清代书法家。
杨沂孙在少年时期就已开始学习篆书以及篆刻。《观濠居士文集》卷下《印印记》载:“余年十三，先君自昆陵携示吴圣俞所作篆及刻印，曰彼与尔同岁，而才艺若此，某不言而心羡，退而私习篆刻，乃居乡曲，无所取资。”可见杨沂孙13岁即开始研习篆书及篆刻，文中虽未直接提到对篆书的学习，但从学习篆刻必先习篆这一常理，我们可想而知，杨沂孙篆书学习应始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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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沂孙对邓石如的了解，完全是朋友前辈间的信息传递。杨沂孙在常州读私塾期间结识了几位前辈，对他日后研习邓石如篆书创造了绝佳条件。一位是经学家、“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张惠言曾随邓石如学习篆书，对邓氏篆法推举倍至。另一位是吴育(字子山)，长于书印，他与邓石如的弟子包世臣是至交。还有一位就是杨沂孙的老师李兆洛(字申耆)，更与邓石如父子交往密切。杨沂孙耳濡目染之间，便对邓石如书法产生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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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六年丙申秋，杨沂孙在昆山得邓石如篆书横幅一件。在其《观濠居士文集》卷下《跋完白山民分书楹帖》云:“丙申秋，于昆山得篆书横幅。壬寅冬，江阴孔省吾以分书十四字赠余。余心仪手追，欲究其妙，犹恨得之不广也。丙午秋，山民之子守之来虞，过从累月，观其作书，悉其旨趣，知宗风之不堕矣。”可见杨沂孙当时对邓氏书风之痴迷,又:“余初知山民，以吾邑翁竹君，后益服膺。恒思多聚山民各体书。及官新安而果如夙愿。然不久而尽失之，意常忽忽，以为大憾。私论山民书当为本朝第一, 唯刘文清(刘墉)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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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沂孙把邓石如篆书列为清朝“第一”,甚至超过当时书名极高的刘墉。但是杨沂孙对篆书的学习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邓石如的模仿上。而是从小学入手，精研石鼓文、两周金文，融会贯通而最终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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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对杨沂孙书法大加赞赏曰:“篆法高古，一时无双，实在邓完白之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李氏所言，杨沂孙出自邓石如，而又能去其躯壳，直追而上,慕石鼓体势，仰吉金法度为我所用，实在难得，的确“出完白山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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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书法家、杨沂孙好友翁同和，在日记中曾记录与杨沂孙交往之事。《翁同和日记》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记:“到厂得见邓石如对联屏幅数事，皆佳，携归细玩。”又，五月二十七日记:“杨呀.......携归之邓字，咏春云恶劣不堪，急卷还之。”翁同和亦以书法名于世，然而杨沂孙学邓石如字青出于蓝，尤其将金文、石鼓笔意融入小篆，变圆转流美为方严高古，开篆书之新风，故翁氏信从之，足见翁氏对杨沂孙书法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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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学的学习杨沂孙主要得力于恩师李兆洛先生。李兆洛(1769-1841)， 字中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人(今江苏江阴),嘉庆十年进士，工诗文，精考证，尤嗜舆地学。清代书院教育发达，在全国为数众多各类书院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学术研究和德行修育为主要内容的。这类学院纷纷聘请著名学者担任主讲，其中不乏学问精邃,且以书法知名者，李兆洛即在其中，受聘于江阴暨阳书院。书院教育不仅注重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更加注重对学生的书法教育。在此环境下杨沂孙不仅在做学问方面得到老师的良好教育，还培养了他学术研究的习惯，并在德行方面也有了极高的修为，这也是其醇和、中庸、典雅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