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清：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文献、文本与历史丨202108-52（总第1749...
来源：《史林》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温海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文献、文本与历史
温海清
摘要
《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遗言”，在其他具有同等史料地位的文献中却不见相应内容，该记载十分可疑。文章通过梳理东、西方诸种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差异，并深入分析《元史·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揭示诸种文献记载所呈现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元史·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文本的来源与生成逻辑。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目标是西夏，灭金是窝阔台的志业与武功。在灭金问题上，元时代有意遮蔽窝阔台而拔高成吉思汗甚至突显拖雷，于此便可理解当日为何要将灭金战略植于所谓成吉思汗“遗言”之中而加以彰显了。
关键词
《元史·太祖本纪》；成吉思汗；窝阔台；灭夏；灭金
研究早期蒙古史的基础史料主要包括《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及《史集·成吉思汗纪》等，这些史籍的生成情形各异，但都可远溯至最为原始的史源《脱卜赤颜》（Tobciyan,已佚）。《脱卜赤颜》用畏兀字蒙古文书写，汉译通常作“国史”“国书”，它应是一种类似于档案性质的原始文献汇编，包含有早期蒙古口传史料。上述史料之外，另有蒙古语文献《金册》（Altan Debter，阿勒坛·迭卜帖儿），和承续汉地史乘纂修传统的元代累朝《实录》，二书俱佚，但都与《脱卜赤颜》有渊源。至于《金册》《实录》与前述基础史料之间，具体关系为何，迄今尚无定论。
伯希和、韩百诗认为，《亲征录》是《金册》的汉文节译本，《史集》是《金册》的波斯文全译本；而《金册》与《秘史》则分属不同的系统。亦邻真批评他们恰好颠倒了史籍传承的整个过程，“《金册》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史源，而《史集》又以《金册》为史源”。最近，以美国学者艾骛德对《亲征录》的全面重校和刘迎胜对《通鉴续编》早期蒙古史内容的再检讨为代表，我们对于早期蒙古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已取得重大进展，蒙古早期历史的知识也正不断得到更新。艾骛德认为，《亲征录》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与《太祖本纪》之间的相似度，远远超过它们与《秘史》之间的相似度；而且，《亲征录》与《史集·成吉思汗纪》无疑都应源于一种仅有的蒙古语原文，且前者最初并非由汉文写成，而后才翻译为蒙古文的。《亲征录》的原文应是蒙古文。
《通鉴续编》被认为“保存了不同于或不见于其他汉文文献的蒙古史料”，可能抄入了《五朝实录》的内容。刘迎胜比对发现，《通鉴续编》引文中所记阿兰豁阿诸子以外的部分，与《亲征录》关系密切，而与《秘史》没有什么关系，推测两书可能有一种“不知名汉文文献”的共同来源。但据《通鉴续编》引文中提供的阿兰豁阿诸子世系，则又说明它与《亲征录》《太祖实录》没有关系，反而与《秘史》有某种关系，并且不同于《金册》。他由此推测《通鉴续编》早期蒙古史料的引文应直接源于《脱卜赤颜》。
藏文史籍《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载有蒙古祖先世系史，它们都声称所据材料是《脱卜赤颜》。不过，按照蒙元时代规定，“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藏文史籍作者不大可能获赐《脱卜赤颜》。陈得芝推测，最大可能是作者从掌管该秘籍的蒙古大员那里看到了“蒙文《脱卜赤颜》节本”。又因《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二书所载成吉思汗寿年有出入，有学者推测它们参考的《脱卜赤颜》恐怕不是同一个版本。
在没有新史料出现之前，围绕上述史料之间关系所产生的争论和推测仍将持续。这里有必要在前人基础上稍作梳理。
《脱卜赤颜》应是一种未经系统整理的原始档案文献。元人口中或藏文史籍中所提及的《脱卜赤颜》，并不一定是指原始的《脱卜赤颜》，它有可能就是指《金册》或《实录》。白·特木尔巴根针对元代文献中“国史曰脱必赤颜”“家名载国史”诸语，以之与《秘史》对照，指出《脱卜赤颜》有续修，且内容更加丰富、原始。无论名称还是内容，《脱卜赤颜》在入元之后恐怕已发生一定变化。《秘史》绝大部分内容应直接脱胎于《脱卜赤颜》，且仅代表窝阔台、蒙哥汗时期对于该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框架定型。
波斯文和汉文史料均提及《金册》。拉施特多次提及利用汗廷宫廷秘籍《阿勒坛·迭卜帖儿》编撰《史集》，他看到的宫廷秘档《金册》，很可能就是用泥金粉汁书写，“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金册》原文不是蒙古文，也不是对《亲征录》的重新蒙文翻译，而是对《实录》的节译。
太祖、太宗两朝《实录》，只是部分地节译了《脱卜赤颜》的内容，而这个节译本很可能就是《亲征录》。《亲征录》是《脱卜赤颜》的“节文”，正如王国维所言，《亲征录》乃据《脱卜赤颜》译编。《亲征录》的节译编纂，或为入元后修纂《实录》之需。
综合以上所述，或可作如下梳理：《脱卜赤颜》为最原始资料，《亲征录》是对《脱卜赤颜》的节译，或为供纂修《实录》用；《金册》是对《实录》的重新蒙文译写，它与《亲征录》的内容有高度重合。《秘史》则直接脱胎于《脱卜赤颜》，与前述三种文献不同。这些基础史料之间相同的部分，应源于共同的史源；不同的部分，则应是各地区拥有独特史料或各自文化传统中所具著史特质而造成。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史集·成吉思汗纪》不仅有来自《金册》的内容，也有来自口传的资料以及当地的信息；《太祖本纪》同样如此，《太祖实录》本身就掺杂有多方面的信息。
只有在理清上述基础史料之间源流关系的基础上，对它们的同、异之处加以比对，才会凸显出问题和意义。《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遗言”，这在其他具有同等史料地位的文献中却不见相应记载。本文以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具体行实为主要线索，对灭金“遗言”存在的种种疑惑加以辨析，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分梳东、西方诸种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差异，揭示具体差异状况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其次，深入分析《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的具体内容及问题，探究该文献最末两年纪事文本的来源与生成逻辑。第三，在前述讨论基础上，探讨成吉思汗时期草原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定居社会之间旧有关系的维持，以及这一关系至窝阔台时期出现的转变。
一 成吉思汗临终“遗言”的不同文献叙述
《太祖本纪》载，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岁（1227）：
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
成吉思汗临终前指示灭金的这段政治遗嘱为学者们熟知，传统观点多着眼于颂扬其灭金方略的伟大，而很少对该记载存在的疑问加以辨析。艾骛德对这段“遗言”存在的问题写道：“这段文字的来源尚不确定。《亲征录》和拉施特《史集》共同见证了《太祖实录》的内容，但它们几乎没有关于成吉思汗去世的共同文本，这表明《太祖实录》遵循了蒙古禁忌，不可公开谈论其死亡。在没有任何《实录》记载的情形下，《元史》编纂者肯定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而最有可能的来源实际上是《睿宗实录》，它可能是在拖雷向窝阔台提出建议的背景之下引用了成吉思汗的计划。”
具有同等史料地位的早期蒙古史著作，在叙及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时，并未涉及灭金“遗言”。据《秘史》载，成吉思汗临终前关心的是西夏问题，杀掉西夏末主之后，他降旨：“但凡进饮食时，须要提说唐兀惕尽绝了”，“至猪儿年（1227），成吉思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夫人”。《亲征录》载：“丙戌（1226）春，至西夏。一岁间尽克其城。时上年六十五。丁亥，灭其国以还。太祖圣武皇帝升遐之后，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时为太子。”《通鉴续编》也未提及成吉思汗灭金“遗言”事。
西方文献对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具体行实及“遗言”，又有何叙述呢？《世界征服者史》载：
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他就讨伐唐兀以遂他的宿愿。他把该地敌人的劣行肃清，把他们全部征服，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他召诸子察合台、窝阔台、兀鲁黑那颜、阔列坚、术赤台、斡儿长去见他……（成吉思汗说）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成吉思汗的病情愈来愈厉害，因为不能把他从所在之地挪走，他便……与世长辞。
成吉思汗的宿愿是讨伐西夏，临终前召集诸子会面是为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
《史集》多处叙及成吉思汗留下“遗言”之事，有两处的记载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一，狗年（1226）春，“成吉思汗在翁浑—答兰—忽都黑地方突然料理起自己的私事来，他召来了当时在那里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他同他们坐在一起，对他们立下了遗嘱，并将窝阔台立做汗位继承者，然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领地、兀鲁思和家里去。自己则向南家思进发。他来到了南家思、唐兀惕、女真边界上的一个地方”。成吉思汗立下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的遗嘱后，领军独自前去攻南宋，来到六盘山地区。其二，猪年（1227），攻灭西夏前夕，成吉思汗自知大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道：'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遗言”内容是死后秘不发丧、屠戮西夏国都。
而在成吉思汗临终“遗言”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应是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一书。该书据信写于1250至1260年代，它基本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作者术兹札尼是德里算端王朝的历史学家，该王朝与中亚领地上的别儿哥和伊朗的旭烈兀都有外交联系。该书保留有一则重要“轶事”。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的当口，得到消息称Chin（秦，指南宋）、Tamghāj（唐家子，指金国）和唐兀惕（Tingit，指西夏）等王国反叛，于是挥兵东返平叛。当成吉思汗进入西夏领地后，鉴于成吉思汗正欲讨伐的对象是金国皇帝（Altūn Khān of Tamghāj），西夏国王在臣僚建议下，与蒙古人合作。成吉思汗接受西夏的议和要求，双方结成联盟。当蒙古军队渡过黄河之后，成吉思汗众将对其与西夏媾和提出异议：蒙古大军攻金，若遭遇败绩，西夏恐为后患，彼时腹背受敌，或将无法安全返回自己的土地。明智之举是遣西夏国王随蒙古军同行，待之以礼，若遇不虞，则可诛杀西夏国王；如此便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攻打金国。成吉思汗采纳了这一建议，却又下令将西夏国王抓起来处死。在意识到自己行将被处死时，西夏国王希望能向成吉思汗转达这样的信息：当你处死我的时候，要是我流出的血呈乳白色，我死三日之后，你也会死去。成吉思汗得知这一信息后大笑，认为西夏国王疯了，被处死的人伤口流出的血不可能是白色的，也从未见过；应该立即处死西夏国王。该书接着叙述道：
当刽子手用剑砍下西夏国王的头颅时，呈乳白色的血从伤口处流了出来；他随之死去。这令人震惊的被诅咒的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他随即起身来到行刑处；当他看到所发生的状况如此真切的时候，这重击了他的心。成吉思汗自感气数将尽。第三天，他心碎了，他下了地狱。成吉思汗留下了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将西夏国王所有的臣民悉数杀掉，无论男女，不论高卑，勿论长幼，不留一人。”成吉思汗临死之际，已把君主之位传给窝阔台。窝阔台回头就将西夏国王都城和他领地上的所有百姓全部屠杀掉。
这段轶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流白色血之说，这与藏地传说高贵者冤死时流白色血的说法一致；二是成吉思汗之死与西夏末主被杀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这段成吉思汗在生命最后时刻与西夏末主之间较量的叙述，与《秘史》所叙述的故事主干暗合。据《秘史》载，西夏国王前来投降献贡，“成吉思止令门外行礼，行礼间，成吉思恶心了。至第三日，将不儿罕改名失都儿忽，命脱仑杀了”。“成吉思既虏了唐兀惕百姓，杀其主不儿罕，灭其父母子孙。”因此，《纳昔儿史话》有关蒙古的信息来源及其独特史料价值需予重视。成吉思汗临终前下令处死西夏末主的相关叙述，除《纳昔儿史话》《秘史》之外，17世纪的几部重要蒙古文史书，也有类似记载，或可引入讨论。
据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记载，西夏末主失都儿忽与成吉思汗斗法，被成吉思汗抓住，该书叙述道：
“不要杀害我呵，杀了我，你本人会遭殃；不杀我，你的子孙会遭殃。”失都儿忽对成吉思汗说了这样的话。成吉思汗没有听他的话。用箭射,用刀砍,失都儿忽身上却刀枪不入。失都儿忽说:“我的脚心下有折叠的三层皮,那里藏有一把匕首,用那匕首才能杀死我。”成吉思汗取下匕首,杀死失都儿忽时,他又说:“今天你杀死我,将来你的子孙后代也像我一样被人杀死!……”他说完便死了。
该书还记载，成吉思汗此次出征直奔六盘山，在图鲁默盖城（灵州城）患病，弥留之际留下一段遗嘱，在表达死亡不可抗拒、后世子孙需要团结众人之后，说道：“子孙中，忽必烈与众不同，他的话，你们要服从。”说完训谕后便殡天了。
对于《蒙古黄金史》的史源问题，亦邻真、乌兰指出，《脱卜赤颜》的某种传抄本曾在蒙古高原长期流传，今虽已见不到传抄本本身，但《蒙古黄金史》中可看到大量的移录。该书间接收录了《脱卜赤颜》中成吉思汗的事迹，“罗藏丹津手里的蒙古文《秘史》只有第268节以前的部分”，约相当于《秘史》2/3的内容，明清时据以刊刻的《秘史》只有282节，因而目前可知的仅有这两种原始抄本。作为与《脱卜赤颜》《秘史》关系密切的一部史著，《蒙古黄金史》并未提及成吉思汗灭金“遗言”。
然而，《蒙古黄金史》中关于成吉思汗与西夏末主之间较量的叙事，却与《纳昔儿史话》有类似处，它们应有共同的史源。它很可能属于《脱卜赤颜》的内容，或某种蒙古口传史料。正如亦邻真所述，《蒙古黄金史》只记录了《秘史》第268节之前的内容，而第268节恰好正是成吉思汗处死西夏末帝失都儿忽以及其本人去世的内容。于此或可推测，《蒙古黄金史》保留有《秘史》之外《脱卜赤颜》的内容，这则记载或可作为旁证。
另据《蒙古源流》载，成吉思汗在弥留之际降旨，希望窝阔台与拖雷两人要真心诚意地相伴。该书同样记载了成吉思汗与西夏末主之间斗法的故事，叙述主线与《纳昔儿史话》更相类似：“失都儿忽皇帝说：'如果处死我，将对你自身有害；如果赦免［我］，将对你的后代有害。’……又说:'现在您就要杀死我,如果从我身上流出奶汁,就会对你自身有害；如果流出鲜血,就会对你的后代有害。’……用那把米撒哩钢刀砍断［失都儿忽皇帝］的脖颈时,从他的脖颈里流出了奶汁。”再据《蒙古黄金史纲》，该书所记成吉思汗临终时的情形与前述蒙古史书相一致，他的两个儿子窝阔台、拖雷当时就在他身边，他于弥留之际留下遗嘱。该书记载：“失都儿忽汗被捉以后，对主上说道：'且不要杀我，捉得金星，〈为你〉禳除不祥；捉得慧星，〈为你〉消灭灾荒。如果定要杀我，必会危及你的寿命；不杀，将要祸及你的子孙。’”
综观上述诸种文献记载，成吉思汗处死西夏末主失都儿忽，以及后者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诅咒，这一故事母题从13世纪直至17世纪流传不断。它与成吉思汗去世之事关系密切，应属当日秘辛，很可能载于《脱卜赤颜》。《秘史》未提及西夏末主与成吉思汗之间最后较量的情节以及前者对后者的诅咒，因为这对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来说，实在是不祥之兆。《秘史》的编纂者们（即黄金家族子孙们），恐不愿将此编纂于内；即便曾出现过，在后来的反复修订中，也会有意将此具体情节掩去。前引《秘史》第267、268节所保留的内容就是明证。
《纳昔儿史话》保留的这段“轶事”，还提供了另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目标是金，而非西夏或南宋；二是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是灭西夏、屠夏都城。若与其他史料相比较，问题就易凸显。《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此番南下目标是取西夏，《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其目标也是攻夏；《史集》记载最为混乱，据前文所引，成吉思汗目标是南宋，“遗言”是秘不发丧、灭夏屠城。《史集》另有记载称，1225年，成吉思汗发兵征讨西夏，在击败西夏国王失都儿忽后，“于是就不再注意他了。成吉思汗从这座城市旁走过，占领了若干其他城市和地区，到乞台方面去了”。是知，《史集》所记成吉思汗南下目标，西夏、金、南宋三说并存。
就上述东、西方文献相关记载的歧异和矛盾合而观之，或可从两个层面暂予粗浅总结：其一，成吉思汗临终“遗言”另有一个版本是灭夏、屠戮夏都，17世纪蒙古文史书的记载，正印证成吉思汗最后时刻在对付的敌人就是西夏。其二，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征伐的主要目标应是取西夏，而非金或南宋；在西夏将亡的当口，又领兵抄掠金国，且最后前进至六盘山之地，兵峰直指金与南宋。由此衍生出关键问题：成吉思汗此番攻金的目的究竟何在，进至六盘山地区是为灭金还是攻宋，或是另有隐情？《太祖本纪》又为何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灭金呢？
二 《元史·太祖本纪》所载灭金“遗言”问题析解
正如前文所述，成吉思汗灭金“遗言”仅见于《太祖本纪》，它或许源于元代累朝《实录》，为此需依照汉地史乘编纂传统所固有的逻辑来解析此文本。换言之，独出于汉文系统的此段文献具有怎样的特征，它是在怎样的语境下生成，又是如何进入这段史事叙述之中的？为俾便全面解析并理解成吉思汗灭金“遗言”的生成问题，兹将《太祖本纪》内太祖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七月之间成吉思汗南征夏、金直至其去世的全部纪事，悉引如次：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赤）〔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九月，李全执张琳，郡王带孙进兵围全于益都。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跸盐州川。十二月，李全降。授张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责岁币于金。
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遣斡陈那颜攻信都府，拔之。夏四月，帝次龙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五月，遣唐庆等使金。闰月，避暑六盘山。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晛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言讫而崩。
这两段纪事明确显示，成吉思汗南下起因是西夏，在灭夏无虞之后，顺势又转而攻金，并于临终之际留下灭金“遗言”。南征取夏当无可疑，攻金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灭金”。我们或可先就这两段纪事的史料来源和编纂问题加以解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以汉文史料为主，再深入解析成吉思汗此番南下的具体目标，以及所谓“灭金”叙述逻辑的生成。
首先，这两段纪事内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两次提及“五星聚”这一极具政治蕴涵的话语。“五星聚”在中古时代天文星占传统中是一种天下大乱、易代革命的征兆。这样的政治话语又怎会从并不熟谙此道的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口中说出来呢？这种非常典型的汉地政治文化传统在此处出现，必有其来源。
搜检诸史，《金史·天文志》中赫然见载几乎一致的信息。正大三年（1226）十一月，“癸酉，五星并见于西南”。虽日期不同，但年、月全同。考虑到《金史》志书的来源，它应是金末时的史料。元初王鹗曾将《金史大略》交付王恽，并对他说：“太史张中顺，金一代天变皆有纪录。就此公未老，可亟与论定，亦是志书中一件难措手者。”张中顺，本名居中，字正之，金末任司天台提点。王鹗《金史大略》中的“天文志”部分，或是向张中顺求得金代天变灾异史料，元末纂修《金史》时，“天文”的部分可能以张中顺的记录为本。《金史》有言称：“皇朝中统三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有志论著，求大安、崇庆事不可得，采摭当时诏令……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及日食、星变、地震、氛祲，不相背盭。”于此可知，张中顺或与《金史》中星变、灾异的著录和书写关系密切。《金史·天文志》的内容应来自金末当时代人的记录，“五星聚”这一征兆记录，或与张氏不无关系。
《金史·天文志》与《太祖本纪》中关于“五星聚”的相同记载，必有前后因袭关系。元初王恽曾说：“伏见国家自中统二年立国史院，令学士安藏收访其事，数年已来，所得无几。盖上自成吉思皇帝，迄于先帝，以神武削平万国，中间事功不可殚纪。近又闻国史院于亡金《实录》内采择肇造事迹，岂非虑有遗忘欤？然当间从征诸人所在尚有，旁求备访，所获必富。”王恽所称“亡金《实录》”，殊可留意。《金史》的修纂与张柔、王鹗关系密切，“于时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金实录》为张柔所得，中统二年（1261），他“以《金实录》献诸朝”；王鹗于同年七月，“请修辽、金二史”，后又“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至元元年（1264）又上陈，“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王鹗是元初推动辽、金史修纂以及《元朝实录》（本文论及的元实录主要是指元时所称《五朝实录》）编撰的核心人物。他对《金史》的编纂事业极为究心，熟知《金实录》内容，并从故老中采择了不少事迹以及天变灾异等记录，以为纂修准备资料。若《金实录》与《元朝实录》有所重合处，王鹗在其中所起的某种连接作用，应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虽然自宣宗之后金已无《实录》，但王鹗自己著述中的不少内容后来就进入《金史本纪》中。例如，《汝南遗事》记载金哀宗遣阿虎带使宋借粮有一段谕旨，这份谕旨后来出现在《金史·哀宗纪》中，其中有一句话，前者写作：“敌人灭国四十，以及于夏，夏亡则及于我，我亡则及于宋”；后者写为：“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太祖本纪》“论赞”中则言：“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入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于此或可窥知，金末文献进入《金史》中，后又为元初国史院吸收进《元朝实录》，并最终体现于《太祖本纪》中。
“五星聚”这一征兆记录，应出于金代文献，后进入《金史》，再又为《元朝实录》所袭取。元末纂修宋、辽、金三史时，有言称：“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此记载提示我们，它并不只是对史事书写所涉违碍本朝历史的审查，也应当包括对“三国”与元相关史料的辑集。
成吉思汗口中又为何会说出“五星聚”现象呢？此或与耶律楚材有关。《耶律楚材传》称其“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神道碑》亦称其“学务为该洽，凡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把历》，盖回鹘历名也”。1222年，耶律楚材《进西征庚午元历表》称：“中元岁在庚午，天启宸衷，决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故上元庚午岁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时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会虚宿五度，以应我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耶律楚材此表后被剪裁进《元史·天文志》中，所谓“五星联珠”，就是指“五星聚”，以应太祖受命。此应出于耶律楚材手。1226年，成吉思汗“攻灵州”；同年冬十一月，“灵武下。诸将争掠子女财币，公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成吉思汗说出“五星聚”征兆时，耶律楚材就陪侍在他身边。角端现，恶杀之象，止征伐；五星聚，易代之兆，不杀掠。这是典型的汉地定居社会的思维传统。
前所作推考，似有矛盾，既说“五星聚”出于金末材料，又称其与耶律楚材有关，此又当如何解释？这主要是因为金末保存有比较完善的当时代天变灾异记录，文献证据已十分充分；而成吉思汗时期至金亡之前，蒙廷不会有天变灾异的系统记录，且目前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耶律楚材本人与1226年“五星聚”现象有关联。因而前所作推考并不矛盾。元初纂修太祖、太宗《实录》时，金人所记录的天变灾异材料，必会进入元人视野。《金史·天文志》与《太祖本纪》之所以著录有相同的“五星聚”天象，必是前后因袭所致。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楚材与张中顺有交谊，耶律楚材称：“予故人张正之世掌羲和之职，通经史百家之学，尤长于三式，与予参商且二十年矣。癸巳之春，既克汴梁，渠入觐于朝，形容变尽，惟语音存耳。”两位精熟天文历法的人士聚拢到一起，交流细节虽今已不得而知，若涉及天变灾异等话题，那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若将《太祖本纪》所记“五星聚见于西南”与《金史·天文志》所载“五星并见于西南”相比较，从金的角度考虑，金之西南为西夏，西夏此时正面临灭顶灾祸，可谓若合符契！若将此置于成吉思汗立场言之，依蒙古人的方位习俗，“西南”为正南，蒙古正南面就是金国，似乎也说得通。不过，从史料本身来源而言之，笔者倾向于接受这是金代的天文记录。之所以附会到成吉思汗的立场和观点去解释这一切，则有后世“创造”的嫌疑，此其一。其二，倘以“五星聚”这一天象预言金将亡，也并不妥帖；即便如此作解，也应是成吉思汗身边术士（如耶律楚材）的刻意营造。从这两段纪事的整体叙述逻辑理解“五星聚”，读史者恐怕很容易将此解释成金祚将亡而为蒙古取代。屠寄就曾作此理解，但或许是他考虑到方位不合，金位于蒙古东南，于是便径自将史文改作“五星聚见东南”。
《太祖本纪》于壬戌岁（1202）始有明确纪年，而自“元年丙寅（1206）”始，则已是中原汉地著史风格。凡稍熟悉中原汉地官修史书的思维逻辑，就当对其叙事中蕴含的意义谨慎对待。如《金史·天文志》载，天兴三年（1234）正月，“己酉，日大赤无光，京、索之间雨血十余里。是日，蔡城陷，金亡”；又，金卫绍王时期因史料阙载，大量天文、灾祥等记录充斥于《本纪》中，殊为怪异。如果明了当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以当时人的思维意识或观念来理解，即可知时人为何要如此叙述了。
在理清《太祖本纪》所载“五星聚”源于金代材料的基础上，我们或可对最末两年纪事中具体内容的文本来源给出一点回答。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蒙金史事相关的记载，它们大部分都可在《金史》或金代材料中找到对应的史文或内容。或可再举一例，钱大昕曾对“夏四月，帝次龙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这一条记载提出批评：“此二人金之忠臣，《金史》已列诸《忠义传》矣，于元家何与而更书之邪！且金臣死于元者，又不止此二人也。史家昧于限断之例，故有此失。”钱大昕从编史体例的惯常思路中，敏锐地意识到此处剪裁很不恰当，于此可知它的史源也十分明确，即来自金代史料。再反观成吉思汗临终灭金“遗言”这条记载，它应该也是自它处剪裁而来，很可能就来自金代的史料。
其次，成吉思汗“遗言”中假道宋境灭金的具体战略，在当日是一种独特的战略构想，还是说只是一项众所周知的常识？倘若为后者，那就不免令人生疑。
据《元史·睿宗传》载，太宗辛卯岁（1231）：
太宗还官山，大会诸侯王，谓曰：“人言耗国家者，实由寇敌。今金未殄，实我敌也。诸君宁无计乎？”拖雷进曰：“臣有愚计，非众可闻。”太宗屏左右，亟临问之，其言秘，人莫知也。凤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国者，言：“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于太宗。太宗大喜，语诸王大臣曰：“昔太祖尝有志此举，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也。”
假宋境灭金的战略最终由拖雷完成，之后太宗与拖雷会合：
（太宗）顾谓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诸侯王进曰：“诚如圣谕，然拖雷之功，著在社稷。”盖又指其定册云尔。拖雷从容对曰：“臣何功之有，此天之威，皇帝之福也。”闻者服其不伐。
《睿宗传》着力描绘出拖雷的谦逊，并突出他的灭金功劳。而将灭金方略置于李昌国之口，虽借窝阔台之口补述“昔太祖尝有志此举”语，此实在是与《太祖本纪》的记载不相协和。李昌国，又名李邦瑞，“嗜学读书通大义”，恐怕也是术士之流。他在附蒙之后，于1230年作为蒙古使臣出使南宋，“乃议如约而还”。“甲午（1234），从诸王阔出经略河南，凡所历河北、陕西州郡四十余城，绘图以进。”李昌国与蒙古统治层关系密切。屠寄曾对李昌国献言灭金之策评述道：“李昌国斡腹之策，拖雷用之而成功，亦以斡歌歹汗渡河援应得宜故耳。不然，诸葛亮何以不许魏延以万人出汉中也。”屠寄此言可称公允。拖雷功高不假，但窝阔台“援应得宜”，同样重要且不可忽视。
《睿宗传》仅记其南下灭金三年事迹，《史集·拖雷汗传》的记载也相当简略，仅增加拖雷追随成吉思汗西征史事以及其妻儿的简述。《睿宗传》为胡翰所撰，“（胡）奉旨纂修《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实录及拜住丞相等传”。陈高华指出其所述不确，“应是据《实录》修英宗本纪、睿宗传，并撰有拜住等传”。依常识推断，《睿宗传》必源自《睿宗实录》，为何前者仅涉及灭金三年的行实，而不及其余？王慎荣曾指出，《太宗本纪》所记内容90%与中原相关，而远征西域的军国大事则前后仅提及四处，且不足百字，“这当然是迎合世祖入主中华实行汉化意图的准当无误的书法”；“在《睿宗列传》中，拖雷处处表现为忠臣孝子的楷模，而世祖对该传'少有可易’的提示，意在使拖雷的形象能以尽量拔高而已”。而对于《定宗本纪》，“定宗既为世祖所鄙视，其《实录》写得苟简至何种地步可想而知”。因此，从史书书法角度言之，《睿宗传》的叙述不可尽信。
另据《黑鞑事略》“其残虐诸国”条，徐霆于此条疏证中提及王檝之言：
某向随成吉思攻西夏……某后随成吉思攻金国凤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䚟含哀，云：“金国牢守潼关、黄河，卒未可破，我思量凤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黄河。”后来，遂自西川迤逦入金、房，出浮光，径造黄河之里，竟灭金国。
《黑鞑事略》成于1230年代，徐霆于金新亡之后到访北方，此时蒙古正处于窝阔台统治时期，该记载引王檝之言，将灭金方略系之于窝阔台口，倒也符合当日大背景。
蒙古灭金战略不仅见诸成吉思汗“遗言”中，又被置于李昌国、窝阔台等人之口，这些互异的记载同样促使我们追问，成吉思汗灭金“遗言”的史料究竟源于何处？《太祖本纪》源于《五朝实录》，《通鉴续编》中蒙古前四汗的史料也被认为源于《五朝实录》，然而后者并未著录太祖灭金“遗言”，《五朝实录》内难道没有该记载？艾骛德推测成吉思汗“遗言”源于《睿宗实录》，若照此理解，《元朝实录》系统中有该记载的说法，或许可成立。那么，《元朝实录》的史源又来自哪里呢？诚如前文所述，蒙元与金、宋相关的史事记载多有互通处，该“遗言”有可能出自于金或者南宋方面的史料，而出自于金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另一方面，就该灭金战略的具体内容言之，在蒙金对峙时期，甚至更早的宋金对峙时期，该战略所指示的具体通路，其实也只是一项尽人皆知的常识而已。
据《金史·完颜合达传》载，“宣徽使奥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军马几何？’又指兴元云：'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阿虎还奏，宣宗甚忧之。哀宗即位，群臣建言可因国丧遣使报哀，副以遗留物，因与之讲解，尽撤边备，共守武休之险。”金宣宗时代蒙古就已知取道汉中路可攻金的通路；哀宗即位之初，金就在谋划协宋共守武休关以应对蒙古南下。蒙金双方都意识到兴元路是当时防守重点，这是常识思维。当然，这则记载并不意味着蒙古很早就想灭掉金国，在当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
蒙古欲取“汉中道”南下攻金，在当时为一项军事常识。相关史料记载，在在可见。《金史·术甲脱鲁灰传》载：
（正大）七年（1230），大元兵攻蓝关，至八渡仓退。举朝皆贺，以为无事。脱鲁灰独言曰：“潼关险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濒于宋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守，国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关入兴元，下金、房，绕出襄、汉，北入邓鄙，则大事去矣。宜与宋人释怨，谕以辅车之势，唇亡齿寒，彼必见从。”
《金史·杜时昇传》载：
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众皆相贺，时昇曰：“大兵皆在秦、巩间，若假道于宋，出襄、汉入宛、叶，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顷之，大元兵果自饶峰关涉襄阳出南阳，金人败绩于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时昇所料云
《金史·胡德新传》载，胡德新寓居南阳，常往来宛、叶间，正大七年（１２３０）夏，与王铉邂逅于叶县村落中，对于当日蒙古攻金情势，胡德新与王铉有一段对话：
（胡德新）密谓（王铉）曰：“某自去年来，行宛、叶道中，见往来者十且八九有死气。今春至陈、许间，见其人亦有太半当死者。若吾目可用，则时事可知矣。”铉惊问应验迟速，曰：“不过岁月间耳，某亦不逃此厄，请密志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滩渡汉，所过庐舍萧然，胡亦举家及难，其精验如此。
胡德新为一方伎之士，言谈中已道破蒙古破金之谋。所谓“宛叶道”，就是由襄阳、邓州、南阳而北进入“宛叶道”抵叶县。这条路线就是蒙古由汉中道而南，再取道襄、邓灭金的道路，时人所谓“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
屠寄注意到《太祖本纪》中成吉思汗灭金遗策问题。他认为，《金史·完颜合达传》中所记蒙古取道汉中路的谋略，“虽非大渐时顾命，必系近日君臣商榷之计。特史臣归功成吉思一人之秘谋耳。且是年十二月，蒙古兵果入商州，与'商州到此兵马几何’之言合，是用第一策。至太宗时，拖雷实行第二策”。对于《黑鞑事略》中的记载，“据此言，则西南出宝鸡之路，回逼汴京之谋，似出太宗，非出太祖。寄合观《合达传》及徐霆之说，此实成吉思莫年，与诸子弟、大臣熟商之策，不必一人之秘谋也”。屠寄将诸种说法糅合一起，或可备一说。
早在宋金对峙时，汉中道就为双方所熟知。倪朴于南宋初所撰《拟上高宗皇帝书》称：“愿陛下……令蜀诸路召募豪智，潜为进取之计……正兵自凤州出散关，据凤翔以招秦陇奇兵，自兴元出斜谷，自洋州出骆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据长安以向潼关。而又出荆襄之师，捣弘农河洛以为之声援。若此则中原可指日而复矣。此臣灭金之?，所以尤恃于蜀兵”云云。《金史·白撒传》载，兴定三年（1219），白撒奏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凤州，破兴元，抵洋州而还。”是知，“汉中道”这条通路实早为宋金双方所熟知。《太祖本纪》将一项常识植于成吉思汗“遗言”之中加以凸显，不无吊诡。
至于该道路具体信息又如何为蒙古人所知晓，它有可能得自于金国降人，或得诸南宋方面。南宋苟梦玉曾于太祖十六年（1221）、十八年（1223）两次出使蒙古，获成吉思汗接见。蒙古获得这一信息，并不难推知。这也与前述金宣宗时蒙古已知该道路信息的记载相契合。另据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载：
至完颜守绪立，鞑遣使来我朝，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我朝不答，鞑乃用力先灭西夏。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汉，入唐、邓。忒没真死于巩州，鞑即立兀窟带为主，复由忒没真故道，破西和，犯兴元，捣河南，攻潼关。
所谓“忒木真故道”，应是指成吉思汗“遗言”中所称的那条通道。宋元时代，所谓成吉思汗的灭金方略恐已流传了。
第三，成吉思汗行将灭夏之际，又顺势而南同时攻金，并前进至六盘山之地，此举是为灭金吗？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遗言”，这极易让人理解为“灭金”就是其固有战略目标。如何理解这两年纪事中夹杂着的灭夏、攻金以至终将“灭金”的这一系列叙述，是理解该文本背后的逻辑所在。
《太祖本纪》称，成吉思汗此次南下是因西夏“纳仇人”“不遣质子”。依据草原游牧人的进军传统，通常会以左、中、右三翼对目标展开攻击，主力军通常指向主要目标。成吉思汗当自领主力军。据《秘史》载，成吉思汗“自雪山起程，过兀剌孩城，却来攻打灵州城”，《太祖本纪》则记载，成吉思汗从黑水城而南。王颋认为后者的记载更可信，前者“乃是将先前的某次攻夏战役张冠李戴地充作了最后的'灭夏’战争”，其说甚是。成吉思汗此次灭夏具体路线，争议颇多。笔者无意再探究成吉思汗灭夏的具体路线问题，而意在将蒙古灭夏与攻金的故事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推究蒙古此番攻金的意图。
要讨论成吉思汗所领主力军进攻西夏的大致行进方向，察罕和耶律楚材两人行实特别重要。察罕为御前千户，应与成吉思汗同行。据《察罕传》载，察罕先后“破肃州”“次甘州”“攻灵州”，这与《太祖本纪》所记成吉思汗亲临地点一致；之后，“还次六盘，夏主坚守中兴，帝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耶律楚材随侍于成吉思汗身侧，《耶律楚材传》及其诗作显示，他于1226、1227年所历地点，有灵武、肃州、居延等地。此外，成吉思汗还令忽都铁穆儿、昔里钤部等偏师招谕沙州。若将上述地点连缀一起，可知成吉思汗所领主力军应沿河西走廊由西向东进攻西夏。宋元时代文献称，“大元兵自回鹘灭西夏”，“大军自回鹘往攻西夏，西夏国亡”，就是据此进攻方向而言之。
另有一路大军由速不台带领。《速不台传》载：“帝欲征河西……速不台奏，愿从西征。帝命度大碛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勒）〔勤〕、赤闵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得牝马五千匹，悉献于朝。丁亥，闻太祖崩，乃还。”该记载涉及地点可分为两段，“撒里畏吾特（勒）〔勤〕、赤闵等部”所提示的进军地域及方向，应是自祁连山南面自西向东攻西夏，它与成吉思汗从河西走廊东进方向一致，但两者并无交集，应是各领一路大军；“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诸地，则显示速不台已攻入金境。
蒙古军队自西东来之后，在西夏都城所在地兴庆府以南，以及金境内六盘山附近一带进行攻伐。据《按竺迩传》载：“丁亥，从征积石州，先登，拔其城。围河州，斩首四十级。破临洮，攻德顺，斩首百余级。攻巩昌，驻兵秦州。”这一系列地点均位于金境内，比照《太祖本纪》及其他记载可知，它们就是成吉思汗攻伐金国所至之地。
1227年闰五月，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并于此地去世。六盘山形势重要，既可攻金，又可攻宋。成吉思汗到六盘山之地，或是为休养度夏。《金史》明确称，1227年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前引“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条的记载，其实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成吉思汗进入隆德，攻下德顺州。
除上述两路军队之外，东面应还有攻金的蒙古军队，它们的目标应是策应西路蒙古军攻西夏。《太祖本纪》称，1226年，“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这极易让人产生联想，成吉思汗攻取西夏时，东路另遣窝阔台领一路军攻金。屠寄对此质疑道：“遍考中西史籍，绝无佐证。”“反复思之，因悟明初史臣以太宗朝壬辰、癸巳二年之事，颠倒误编于此。”复按《太宗本纪》《察罕传》，均未提及窝阔与察罕围攻金南京事。《察罕传》称：“太宗即位，从略河南。”窝阔台与察罕围南京之事，确是窝阔台灭金时，而非成吉思汗时期。另据史载，丁亥岁，“军至庆阳，与天朝大军相值，公度其众寡不敌，徒死无益，遂率众归降。以材武为皇伯抚军所知，荐之于列祖成吉思皇帝”。皇伯即窝阔台，他于是年领军攻凤翔、庆阳等路府。这些路府位于金境内，就在大六盘山区域。从地域上判断，窝阔台所领军与成吉思汗迫近，是否独自领一路大军，不敢遽断。
东路蒙古军很可能是由木华黎后裔孛鲁带领。木华黎去世后，孛鲁袭职，“太祖在西域，夏国主李王阴结外援，蓄异图，密诏孛鲁讨之。甲申（1224）秋九月，攻银州，克之”。孛鲁之后并未随成吉思汗一起攻夏。丙戌、丁亥年间，孛鲁与木华黎弟弟带孙一起经略山东地区，并平定该地。在山东的这一路蒙古军，目的应是策应攻夏，以免金、夏联合。
上述几路蒙古军的联合攻伐，符合其一贯的进攻策略和传统。《太祖本纪》最后两年纪事的主线是灭夏、攻金，蒙古军队的主要目标是西夏，攻金涉及临洮路、凤翔路及庆原路，这三路均位于六盘山区域。无论成吉思汗、速不台，还是窝阔台，他们最后都在六盘山周边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确保“坐夏”所在的安全。此地地理位置特殊，可同时威慑金与南宋；但大汗近迫金、宋前线，蒙古也同样担心己身安全，当时金国力量仍不容小觑。
自宋元以来迄至今日，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蒙古灭西夏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灭金，为当代学者广泛采信，成为一种通行的观点。《心史》称：“至完颜守绪立，鞑遣使来我朝，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我朝不答，鞑乃用力先灭西夏。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汉，入唐、邓。”《大金国志》载，正大七年（1230）正月，“大军渡河不能，入关不可，遂自山东通好南宋，欲假淮东以趋河南，南宋依违不报，大军乃用力于西夏，数年，灭之”。所谓“用力先灭西夏”，而后再取金，这一说法恐不足采信。它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
综合上述三方面问题解析，最后可从整体上来讨论《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文本存在的问题和生成逻辑。最末两年纪事中涉及蒙金史事的史料多出自《金史》或金代文献，这其中又存在史事错置、体例不合以及前后突兀矛盾等诸多问题。成吉思汗灭金“遗言”所涉方略，不仅被置于多人之口，且该方略其实只是一种常识。最末两年纪事所涉主题为灭夏、攻金，它显示出成吉思汗生前已在规措取金，且与最后补缀的成吉思汗“灭金”遗言相衔接，凸显出成吉思汗在世时已有经略金国而并一天下的雄心，这是它最为主要的叙述逻辑。明乎此，便可理解《太祖本纪》为何要叙述成吉思汗的对金战争，并将灭金战略置于他的“遗言”之中了。
然而，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攻金，既是对金拒不臣服的惩罚，也为获得“坐夏”之所，当时与“灭金”关系并不紧密。就在成吉思汗去世前一月，他自称“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成吉思汗去世前已有意停止进征杀掠，并希望金、宋使臣知晓其态度。这与紧接其后出现的灭金“遗言”，颇感突兀。历史叙述的矛盾，于此可窥一斑。
三 灭金：合罕皇帝窝阔台的武功
前文对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的揭示，促使我们去追问一个基本问题，成吉思汗真的想要灭金吗？如果他想要灭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为何到了窝阔台时期突而成为蒙古必欲实施的基本国策？这背后涉及从成吉思汗时代到窝阔台时代，草原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定居社会之间旧有关系的维持以及出现新转变的问题。
《太祖本纪》载，太祖九年（1214），成吉思汗驻跸中都北郊，“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后因金迁都汴京失信于己，遂“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答等围中都”。次年（1215）七月，“遣乙职里往谕金主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另据《通鉴续编》载，1215年，“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许之，谓撒没噶曰：'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撒没噶不肯，遣人谓金曰：'若欲议和可，去帝号、称臣，当封汝主为王。’故议不成。”从这些记载可知，成吉思汗第一次抄掠金国，并无灭亡对方之意。
萩原淳平对成吉思汗第一次远征金国及最后以议和收场的问题作出解析。他认为成吉思汗以为宗亲复仇的目的攻金，但最后又以提出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撤军，这似乎是有矛盾的。成吉思汗此番攻金有一个大战略上的考虑，即为其向西方远征先扫除东南方向的隐患，就如派长子术赤去扫灭“林木中百姓”的北方威胁那样。而对于《元史》《金史》提及蒙古方面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数次派出乙只里/札八儿至金议和，则又从侧面反映出此次攻金，是为寻求经济上的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骑马游牧国家与农耕社会对抗的旧有模式。不过，在对金南迁与中都陷落问题的探讨上，萩原淳平又指出，中都陷落是此次蒙古对金远征的完结，迁都与议和条件相违背；三木合、石抹明安等将领要求攻陷金中都，乙只里/札八儿则主张议和，这反映出蒙古内部有立场相反的两派。
成吉思汗第一次大规模抄掠金国，有两个人物特别重要，一个是札八儿火者，另一个是木华黎。据《札八儿火者传》载，蒙古攻陷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对札八儿火者褒扬有加，“乘舆北归，留札八儿与诸将守中都。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萩原淳平认为，对于札八儿火者留守中都，应是在1216年石抹明安去世时确立的，属于回回人集团的札八儿火者是作为石抹的接替者。1217年，在面临金朝方面欲图恢复中都，以及当日河北地区盗贼跋扈、治安混乱的局面时，成吉思汗又任命木华黎为国王。这是成吉思汗期待在木华黎的指挥下，回回人集团（札八儿火者/乙只里）与汉人集团（石抹等人）能互相协作，共同建设一个“牧农王国”。萩原淳平的这一说法，恐怕仍需再议。这可与成吉思汗留木华黎经略华北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观察、讨论。
1217年，成吉思汗诏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斿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这一表述，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成吉思汗有意命木华黎灭金。而《木华黎传》中的记载，更是一再强化、突出这层意思。壬午（1222）八月，木华黎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虽平，而河南、秦、巩未下，若因天象而不进兵，天下何时而定耶？且违君命，得为忠乎！”癸未（1223）三月，木华黎病重，“召其弟带孙曰：'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木华黎的取金“遗言”，与成吉思汗的灭金“遗言”，正可谓遥相呼应。汉文史料极力描绘木华黎接受成吉思汗的灭金指令后，全力在进行灭金的事业。
然而波斯文史料的记载，则稍有不同。据《史集》载，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将乞台地区［汉地］和女真领地上已经征服的人民托付给他，让他保护他们，并尽可能地将尚未归附的人民征服”。在杂记成吉思汗“言论”时，却又记载了另一件事：“当他（成吉思汗）派遣木华黎国王率领军队到南家思去时，木华黎攻下了该国的七十二座城，便派遣使者向成吉思汗报捷，并问道：可否准许他回来？［成吉思汗］降旨，让他没有攻下其他城堡时就别下马。”此段叙述有错误之处，成吉思汗派遣木华黎是攻金而非攻宋。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木华黎留在华北独自经略，后又急于想回到成吉思汗身边去。于此观之，木华黎在华北诸地的经略仍属抄掠之计，蒙古人在当时并无久驻汉地并实行统治的谋划。诚然，成吉思汗说“没有攻下其他城堡时就别下马”，这是否就意味着成吉思汗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灭亡金呢？事实恐非如此。当时蒙古的主要目标范围仍是黄河以北诸地，木华黎经略华北的主要进军路线，从辽东、西经山东、河北直到河东、陕右，并未及于河南地区。而金就在此时于河北封建“河朔九公”，与蒙古争夺河北。
从上述两人行实分析可知，木华黎经略华北时期，蒙古对金的征伐其实仍属一种抄掠行为，而非以“灭国”对方为根本目标。《史集》此处记载所透露的微末情节，为理解蒙古攻金的演进历程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的侧面。
我们还可从金朝一方的反应来观察蒙古当时对金的战略倾向。自贞祐南迁后，金对于蒙古南下的战略判断，通常都认为只是一种抄掠性质的行为，此即所谓“防秋”。尽管金朝方面有人士（如守河东的胥鼎）于贞祐四年（1216）针对蒙古不断进征的局面作出预判，“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但基本认为蒙古方面只是抄掠。至1218年后，金朝方面一直以防秋举措以应对。兴定三年（1219），古里甲石伦在上奏中提到，“今敌居半岁”，“顷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兴定四年（1220），晋阳公郭文振奏言：“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元光元年（1222），完颜合达上言“今时已暑，犹无回意，盖将蹂吾禾麦”；“累获谍者，皆云北方已约夏人，将由河中、葭州以入陕西。防秋在近，宜预为计”。至正大四年（1227）八月，“朝廷得清水之报，令有司罢防城及修城丁壮，凡军需租调不急者权停”。金朝方面在得知成吉思汗去世消息后，城防等事被叫停，观望以待。换而言之，金朝对蒙古的战略判断一直停留于“防秋”这一层面，这与当时蒙古的攻伐举动相一致。逮至正大六年（1229），金朝方面的判断才发生改变。据《金史·白华传》载，当年五月，白华跟皇帝有一次对话，白华对北方蒙古之事一直反应平淡，不过此时对蒙古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今日异于平时，况事至于此，不得不一举。大军入界已三百余里，若纵之令下秦川则何以救，终当一战摧之。”金廷意识到需拼死一战。而在此时，蒙古因成吉思汗去世后内部局面尚不平稳，留在南方的部分蒙古军队也只是骚扰性质，所谓“留脱或栾驻庆阳以扰河朔”云云。
至窝阔台正式登位之后，蒙古对金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太宗本纪》载，1229年秋八月，窝阔台即位，“金遣阿虎带来归太祖之赗，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赗何为哉！’却之。遂议伐金”。《秘史》则载：“斡歌歹皇帝再于兄察阿歹处商量将去，说皇帝父亲的见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阿歹说是，但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我自这里添与你军。说来了。遂委付带弓箭的斡勒荅合儿，留守老营。”窝阔台为获取武功，决定御驾亲征灭金。
成吉思汗对“太行以南”之地，兴趣并不大。设若成吉思汗当初欲灭金，则必定全力运筹这一事业，然而就在蒙古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为何又突然北返谋划西征？元人有言称：“我太祖始加兵中原，围燕不攻，而坑中山，蹂山东、河北，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国，可必灭也。”此显系事后之辞。太祖十七年（1222）秋，金乌古孙仲端出使至中亚向蒙古乞和，成吉思汗提出议和要求：“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成吉思汗对金并未有灭国对方的要求。
另据《黑鞑事略》载，“忒没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则残金种类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䚟镇守，且把残金绝了，然后理会。’癸巳年，茶合䚟尝为其太子所劫。”此记载显示，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已有东返灭金的打算。不过，考虑到《黑鞑事略》成书背景，正是蒙古欲图联合南宋共同灭金之时，灭金已为国策，该记载不可遽信。另据《高丽史》，1224年正月戊申，“东真国遣使赍牒二道来。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云云。成吉思汗长时间离开蒙古高原，东部世界政局已不稳定，他急于结束西征东返蒙古高原。
成吉思汗于何时才开始有灭金的想法呢？此问题已无法作答。但从前文可知，成吉思汗对于灭不灭金，肯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太祖征蔑里乞，其主奔亦纳思，“太祖遣使谕之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鹳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这些原则显然源于狩猎传统。成吉思汗熟悉游牧社会传统，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他对金国的态度是保留有余地的，就如他于1215年围金中都时对撒没噶所说的那一段话。
游牧人群对于直接掌控中原汉地大型农耕定居人群，其实一直犹豫不决，并非一开始就想直接占领施治。他们希望能有一个缓冲地带，或者说有一个听命于己的政权实行间接统治。如契丹立后晋石敬瑭，很大程度上就是并不愿意直接统治中原汉地。金初也有类似考虑，所谓“太祖、太宗威制中国，大概欲效辽初故事，立楚、立齐，委而去之”。伪楚为张邦昌政权（1127）、伪齐为刘豫所建政权（1130），均由金廷扶植。无独有偶，金末又再度出现附蒙立伪的机缘：“当时冒进之徒争援刘齐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论曰：崔立纳款，使其封府库、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而其志方且要求刘豫之事，我大朝岂肯效尤金人者乎。”虽然未得实行，但作为一项动议，它在当日确然出现过。成吉思汗时代允许华北出现一个降附的政权，并非决然不可能之事。
或该再次提及蒙古人对于归降者的态度问题。蒙古人对投诚者有“六事”要求：“凡内外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仍置达噜噶齐统治之，此六事。”“归附”与“灭国”，有着鲜明差异，接受六事条件，即可保国不灭。据《引弓民族史》载，当亚美尼亚（Armenia）和谷儿只（Georgia）的王公们意识到是上帝赋予蒙古人以胜利之时，他们决定臣服于蒙古人，并同意贡赋和从征。蒙古人接受他们的臣服，结束杀戮和毁灭，返回到他们位于木干（Muγan）的地方，但是留下一位名叫哈剌不花(Qara Buqa）的将领拆毁那些已征服地区的堡垒要塞。此事虽发生于窝阔台统治时期（1232年），但当时并无在当地实行统治的谋划，这与蒙古人攻金之后留下木华黎经略华北是一致的。尽管后来蒙古人第二次西征又再度侵入该地区。
有研究者早已指出，成吉思汗对西夏和花剌子模的态度，并非以毁灭对方为最终目标，他本人的意图是希望这些政权能如畏兀儿政权一样结成父子般的关系而臣服于蒙古。以此观之，成吉思汗临终“遗言”中将灭亡金国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出现，不得不使人疑窦丛生。
至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对金的政策出现根本性转变。窝阔台时期的这种战略转变，实际上体现出游牧社会与中原城市—农耕定居社会旧、新秩序的一种转变。傅礼初(Joseph Fletch)将内亚游牧类型分作两种（沙漠地带和草原地带），游牧民持续获取中原农耕区的财富有三种策略：实际入侵、威胁入侵和彻底依赖。另外还有一种策略，即征服并统治，这通常会被中亚、中东沙漠地带的游牧民采用。征服并直接统治对于草原游牧人而言并不切实际，因为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在地理上是割裂的。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与金，就是传统草原游牧人群与农耕定居社会之间的关系，前者所能选取的策略无非就是实际入侵或威胁入侵两种方式，而非其他策略。因此，当时蒙古人对于直接施治并无兴趣，甚至到窝阔台统治时期仍有大臣声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蒙古人又为何要毁灭定居社会的既存政权，转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呢？换言之，为何窝阔台时期蒙古人会从原来的抄掠转向占领施治呢？它另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当时蒙古人对农耕定居区的认识已逐渐发生改变，对他们带来影响的应该是中亚的突厥人群。突厥人群在中亚地区已积累起与沙漠绿洲农耕区居民打交道的经验，虽然那里农业的规模和水平远不及中原，且沙漠游牧人与绿洲农业城镇民的交往模式，相较于草原游牧人与中原巨型农耕社会之间的交往模式也不太一样，但蒙古人从突厥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学界通常认为，蒙古时代最早是在中亚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对应突厥语词basqaq），这标志着蒙古人开始对征服区实施统治。当然无可否认的是，窝阔台时代蒙古人在面对巨型农业社会和超大规模的人口时，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
结语：“灭金”功业的不同历史叙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求，各机构改革出现明显中央化的倾向，国际宣传事业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若以后见之明来看，国民政府战时国际宣传体系的构建过程颇符合“中央化”和“专业化”的趋向，似乎说明这是国民政府战时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何为“中央”，具体怎么“化”则充满博弈，国民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实际走向受到国内外诸多条件的限制，很难完全一致，其结果往往是多方权衡的产物。事实上，国际宣传网络的构建过程是时事和人事纠缠的产物，最终因独特的机缘，落到由专业人全权负责专业事上，并不具有典型性。长期以来，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只停留在言说层面，具体实践仍属“对内宣传”的路子，目的是为应付国内舆论或与政治对手竞争。因此，无论是宣传委员会还是第五部的设立，都是国民政府在特定时局要求下对国际宣传中央化的一个尝试，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灭金”究竟是哪一位大汗的功绩？它有多种不同的历史叙述。关于蒙古平金的各种说辞，元代文献明显存有刻意突出太祖平金或睿宗取金的倾向。
元代颂扬伯颜功勋时称：“天以正统命帝元，太祖皇帝奋起朔方，博尔术、木华黎、博儿忽、赤老温四杰辅之，灭克烈、灭乃蛮、灭夏、灭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华之运，西距蜀、楚，东际吴、越，尽有荆、扬、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绍运抚图，肆弘大略，发兵二十万，授丞相伯颜，不三年而灭宋。”太祖灭夏、灭金，世祖灭南宋，世祖时实已形成世祖比肩太祖的历史定位。而将灭金之功系于成吉思汗，这实在是有意抹去了窝阔台的功绩。另据《元史·阿鲁图传》载，至正五年（1345），辽、金、宋三史修成，阿鲁图与同僚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区宇。”《草木子》亦称：“元太祖起龙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阳，平南宋，天下一统。”这明显有突出元太祖取金的意味。
藏文史籍在叙及“汉地之王统”时，一再强调是成吉思汗灭金而接续中原王统。《红史》称：“金朝传了九代，第九代皇帝金哀宗之时，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兴起，成吉思汗攻取金朝国土。”《汉藏史集》载，“蒙古成吉思汗从金国第九代国王哀王手中夺取帝位，称皇帝”，“以上所述汉地之最后的王，金国的哀宗于阳土虎年（戊寅，1218年）被蒙古成吉思汗夺去帝位”。而在叙述蒙古王统的时候又提及成吉思汗，“继西夏甲郭王之后，以武力从当时统治汉地、名叫托孜的国王手中夺取了都城。成吉思汗执掌蒙古、汉地之国政二十三年，于六十六岁阴火猪年（1227）秋七月十二日，在木雅噶地方升天”。又称，“蒙古最初之皇帝成吉思汗，于阳土虎年（1218）夺得汉地之位”，“首先夺得汉地皇位之众生怙主成吉思汗”云云。1218年，成吉思汗已结束金国抄掠离开华北，此被视作蒙古取金大业功成。藏文史籍突出成吉思汗取金，实际就是对他灭金功绩的承认。但这一观念并不能说只是出于藏人，它应是受到元时代当政者观念的影响。
拖雷取金的功业，同样也有突出的叙述。元末《进金史表》中有言称：
我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以有名之师，而释奕世之忾；以无敌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指顾可成于隽功，操纵莫窥于庙算，惩彼取辽之暴，容其涉河以迁。太宗英文皇帝席卷云、朔，而徇地并、营，囊括赵、代，而传檄齐、鲁，灭夏国以蹴秦、巩，通宋人以偪河、淮。睿宗仁圣景襄皇帝冒万险，出饶风，长驱平陆；战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
成吉思汗抄掠华北，窝阔台接踵其志，灭夏并清扫河朔地区；而拖雷则是攻取河南取金，平定中原。
另据《元史·礼乐志三》，太祖成吉思汗，“天扶昌运，混一中华”。太宗窝阔台，“纂成前烈，底定丕图。礼文简省，禁网宽疏”。而睿宗拖雷则是“神祖创业，爰著戎衣。圣考抚军，代行天威。河南底定，江北来归”。成吉思汗“混一中华”，拖雷“河南底定，江北来归”，这些叙述意在拔高成吉思汗，凸显拖雷取金，而窝阔台的武功则被遮蔽。倘于此再反思《睿宗传》中仅记其灭金三年间史事，或也是为了彰显拖雷灭金的功绩。
当然，这并不是说元代所有的文献都在否定太宗功绩。元仁宗曾命察罕“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塔察儿传》内同时出现“太祖平燕”“太宗伐金”语，这都是比较平实的叙述。《太宗本纪》对窝阔台灭金功业只字不提，仅称：“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而《秘史》第281节记载，窝阔台在自诩功业时，将“平了金国”列在第一位。两相对照，不能不引人深思。这一现象恐怕不能仅从文献记载的疏失上来加以解释，而应从当时历史撰述的背景上去思考，即在当时存在一种对太宗灭金功业有意淡化或刻意遗忘的潜在政治意识。
明初李善长《进元史表》有云：“逮至成吉思之时，聚会斡难河之上，方尊位号，始定教条。既近取于乃蛮，复远攻于回纥。渡黄河以蹴西夏，逾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继之，而金源为墟。世祖承之，而宋箓遂讫。”清人有言：“太宗功业莫大于灭金定中原，以终太祖之志。虽然使金无可亡之道，元岂能亡之哉！”这是后世对蒙元大汗、帝王功绩较为公允的评论，并未抹去窝阔台的灭金功业。
行文至此，或可聊赘数语。同一种史料内部夹杂着诸种不同的史料来源，它通过拼凑、剪接而成一体，那种看似一体的文献内部其实总是带有各自特定的叙述背景和生成逻辑。文献叙述中直接告诉我们的历史永远只是一面，而对文献来源及其背后生成逻辑的反思性批判，则有可能为我们解析历史的另一面提供锁钥。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矛盾、歧义之处甚多，如何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一个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的解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这是史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蒙古向世界的征伐并非出于成吉思汗的规划，它其实是由其后世子孙逐步推进、突破而达成的，最后借由编史者依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政治需要而将其加以叙事处理。曾于贵由汗时期、蒙哥汗时期分别到访过蒙古宫廷的传教士加宾尼和鲁不鲁乞，他们笔下所叙述的成吉思汗并不显得如何神圣而伟大；相反，加宾尼对成吉思汗之死的叙述极为不敬：“在他（成吉思汗）完成了他的命令和法令以后，他就被雷电所击毙。”它近乎一种诅咒。这是加宾尼本人的恶意攻击，还是他当日从蒙古人中间对成吉思汗仍抱有敌意的人们那里辗转听闻所得，今已不可得知。成吉思汗地位的无限抬升，是随着蒙古帝国的持续扩张而由其继承者及黄金家族子孙们所逐渐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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