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保举、错用、有负”，曾国藩与李元度的爱恨情仇
曾国藩和李元度既是师徒，又是朋友，他们之间发生过许多恩怨。
曾国藩开始十分赏识李元度，曾不遗余力地保举他，重用他。后来因为一些事又多次弹劾他，使李元度被免去职务。
不过，最终他们两人的关系还是得到了修补，这也得益于两人的自我反省和宽宏大度。
01 保举李元度
在《致九弟·拟保举李次青》中，曾国藩对李元度大加赞赏，说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很高，并且打算保举他为“道元记名”。
在信中，曾国藩夸赞李元度“今日得蔗境矣”。李元度曾经在多次战争中救过曾国藩，因此，曾国藩也不遗余力地保举李元度。
因为曾国藩的大力推荐，李元度被授予“道元记名”，加按察使衔，还获得了赐号。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李元度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极高。
02 错用李元度
曾国藩十分器重李元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后来由于一些事，致使两个人之间出现嫌隙。
曾国藩为父守丧期间，李元度改换门庭投到了曾国藩的对手王有龄处，导致曾国藩很不高兴。
在曾国藩回到任上之后，便又上奏把李元度调回了湘军，改任安徽徽宁太广道员。
咸丰十年八月，战事告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在攻打宁国府的同时，还派兵进攻徽州。眼看太平军就要攻来了，驻扎在徽州的张芾不擅长带兵打仗，惊慌失措，急忙向曾国藩请求救援。
当时担任徽宁太广道员的李元度义不容辞，主动请缨。
李元度虽然有一些军事才能，但是仍然有很重的文人习性，例如他为了写一部传记而耽误军事去查找资料，平时也是谈论文学多，而谈论军事少，因此曾国藩对他很不放心。
但在这危急时刻，曾国藩也没有多想，在与李元度“约法五章”之后，就派他前去救援。李元度也信心满满，带领新招募的兵勇前往徽州。
然而，由于兵力悬殊，李元度接连打了几场败仗，最关键的是他违反了曾国藩的“坚壁固守”，而出城迎战。
二十五日，徽州被太平军占领。宁国和徽州被攻占之后，安徽的局面变得十分危险。
在《致沅弟·错用李元度》中，曾国藩检讨了自己在用人方面的错误。
他说，自己明明知道李元度在带兵打仗方面不能独当一面，就不应该轻易派他去援救徽州。下属办事不利当然应该受到处罚，但作为管理者也难辞其咎，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曾国藩所说的“吾用之违其才也”，值得领导者们在使用人才时多加思考。
03 赏罚分明是用人之本
李元度失守徽州，虽然战败，但曾国藩并没有过于怪罪李元度。在他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这一次自己确实也有计划不周的地方。
但是，李元度在战败之后的表现，却成为两人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李元度在徽州失陷之后逃到了浙江境内，随后在外游荡了半个多月才回到营中。在拜见曾国藩时，李元度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
曾国藩当面斥责了他，命令他留在营中听后发落。然而李元度却不理睬曾国藩的命令，径自离开了。
这一下彻底惹怒了曾国藩，他认为李元度并没有一点诚心悔过的意思，因此决定上奏弹劾李元度。
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这样做有悖于道义，并且也太过于小气，李鸿章甚至说要带一群人来求情。
曾国藩却不为所动。在《致沅弟季弟·赏罚分明是用人之本》中，曾国藩说：“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律不可全废。如普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亦无以服普之心。”
曾国藩认为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严肃军纪，如果李元度这次犯了大错却不给予其严厉的处罚，那么就不能使士兵和人民都心服口服。
在用人和办理军务时，曾国藩十分重视赏罚分明这一原则。他对下属要求很严，只要是立下军令，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做到。
做事要守规矩，军队中更要有铁一般的纪律，做得好要加以表彰和赏赐，而犯下错误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官兵们才会懂得遵守命令和执行任务的重要性。
李元度与曾国藩交情很好，如果他犯了错之后，曾国藩丝毫不因私情而姑息，那么就会在军中树立起很好的榜样，让众兵勇知道军法的重要性。
04 有负李元度
李元度由于在安徽战败，遭到曾国藩的弹劾，被免去职务回到了家乡。第二年，在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之下，李元度在湖南组建军队，并前往浙江救援。
王有龄是曾国藩的政敌，曾国藩知道李元度投奔他之后十分生气，于是在同治元年二月再次上奏弹劾李元度。
在这道奏折中，曾国藩列举了李元度的三条罪状：第一是邀功；第二是战败后擅自离开；第三是在去浙江时经常逗留，有负众望。
朝廷听从了曾国藩的建议，再次罢免了李元度的职务。
没过多久，曾国藩又上了一道奏折，将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人列在一起弹劾，认为他们都是背信弃义的人。
事实上，曾国藩这两次对李元度的弹劾都显得不仁义，因为他所列举的几条罪状都发生在李元度赴任浙江之前，而且已经受到了应有的责罚，不应该再次受罚。
曾国藩之所以对李元度耿耿于怀，主要是出于私心，因为李元度投奔了自己的政敌王有龄，背叛了自己。
九弟曾国荃看到这些之后，连忙给兄长写信，说明这样做有些不妥。
曾国藩收到九弟的信后，也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太妥当。在《致沅弟季弟·述有负朋友》中，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
“吾因郑魁士享当世大名，去年袁、翁两处及京师台谏尚累疏保郑为名将，以为不妨与李并举，又有郑罪重李情轻，暨王锐意招之等语，以为比前折略轻。逮拜折之名，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
“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十分后悔，认为自己有愧于李元度。晚年时还再三嘱咐家人，要实现与李家联姻的诺言。
至于李元度，在遭到了曾国藩的两次弹劾之后，自然对他有些怨恨，但由于后来官运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曾国藩也真心忏悔，所以还是选择原谅曾国藩。
在曾国藩去世之后，李元度还专门为他写了悼念诗。在诗中对曾国藩倍加赞扬，至此两个人的恩怨纠葛也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