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保举、错用、有负”,曾国藩与李元度的爱恨情仇

曾国藩和李元度既是师徒,又是朋友,他们之间发生过许多恩怨。

曾国藩开始十分赏识李元度,曾不遗余力地保举他,重用他。后来因为一些事又多次弹劾他,使李元度被免去职务。

不过,最终他们两人的关系还是得到了修补,这也得益于两人的自我反省和宽宏大度。

01 保举李元度

在《致九弟·拟保举李次青》中,曾国藩对李元度大加赞赏,说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很高,并且打算保举他为“道元记名”。

在信中,曾国藩夸赞李元度“今日得蔗境矣”。李元度曾经在多次战争中救过曾国藩,因此,曾国藩也不遗余力地保举李元度。

因为曾国藩的大力推荐,李元度被授予“道元记名”,加按察使衔,还获得了赐号。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李元度在曾国藩心中的地位极高。

02 错用李元度

曾国藩十分器重李元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后来由于一些事,致使两个人之间出现嫌隙。

曾国藩为父守丧期间,李元度改换门庭投到了曾国藩的对手王有龄处,导致曾国藩很不高兴。

在曾国藩回到任上之后,便又上奏把李元度调回了湘军,改任安徽徽宁太广道员。

咸丰十年八月,战事告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在攻打宁国府的同时,还派兵进攻徽州。眼看太平军就要攻来了,驻扎在徽州的张芾不擅长带兵打仗,惊慌失措,急忙向曾国藩请求救援。

当时担任徽宁太广道员的李元度义不容辞,主动请缨。

李元度虽然有一些军事才能,但是仍然有很重的文人习性,例如他为了写一部传记而耽误军事去查找资料,平时也是谈论文学多,而谈论军事少,因此曾国藩对他很不放心。

但在这危急时刻,曾国藩也没有多想,在与李元度“约法五章”之后,就派他前去救援。李元度也信心满满,带领新招募的兵勇前往徽州。

然而,由于兵力悬殊,李元度接连打了几场败仗,最关键的是他违反了曾国藩的“坚壁固守”,而出城迎战。

二十五日,徽州被太平军占领。宁国和徽州被攻占之后,安徽的局面变得十分危险。

在《致沅弟·错用李元度》中,曾国藩检讨了自己在用人方面的错误。

他说,自己明明知道李元度在带兵打仗方面不能独当一面,就不应该轻易派他去援救徽州。下属办事不利当然应该受到处罚,但作为管理者也难辞其咎,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曾国藩所说的“吾用之违其才也”,值得领导者们在使用人才时多加思考。

03 赏罚分明是用人之本

李元度失守徽州,虽然战败,但曾国藩并没有过于怪罪李元度。在他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这一次自己确实也有计划不周的地方。

但是,李元度在战败之后的表现,却成为两人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李元度在徽州失陷之后逃到了浙江境内,随后在外游荡了半个多月才回到营中。在拜见曾国藩时,李元度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

曾国藩当面斥责了他,命令他留在营中听后发落。然而李元度却不理睬曾国藩的命令,径自离开了。

这一下彻底惹怒了曾国藩,他认为李元度并没有一点诚心悔过的意思,因此决定上奏弹劾李元度。

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这样做有悖于道义,并且也太过于小气,李鸿章甚至说要带一群人来求情。

曾国藩却不为所动。在《致沅弟季弟·赏罚分明是用人之本》中,曾国藩说:“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律不可全废。如普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亦无以服普之心。”

曾国藩认为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严肃军纪,如果李元度这次犯了大错却不给予其严厉的处罚,那么就不能使士兵和人民都心服口服。

在用人和办理军务时,曾国藩十分重视赏罚分明这一原则。他对下属要求很严,只要是立下军令,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做到。

做事要守规矩,军队中更要有铁一般的纪律,做得好要加以表彰和赏赐,而犯下错误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官兵们才会懂得遵守命令和执行任务的重要性。

李元度与曾国藩交情很好,如果他犯了错之后,曾国藩丝毫不因私情而姑息,那么就会在军中树立起很好的榜样,让众兵勇知道军法的重要性。

04 有负李元度

李元度由于在安徽战败,遭到曾国藩的弹劾,被免去职务回到了家乡。第二年,在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之下,李元度在湖南组建军队,并前往浙江救援。

王有龄是曾国藩的政敌,曾国藩知道李元度投奔他之后十分生气,于是在同治元年二月再次上奏弹劾李元度。

在这道奏折中,曾国藩列举了李元度的三条罪状:第一是邀功;第二是战败后擅自离开;第三是在去浙江时经常逗留,有负众望。

朝廷听从了曾国藩的建议,再次罢免了李元度的职务。

没过多久,曾国藩又上了一道奏折,将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人列在一起弹劾,认为他们都是背信弃义的人。

事实上,曾国藩这两次对李元度的弹劾都显得不仁义,因为他所列举的几条罪状都发生在李元度赴任浙江之前,而且已经受到了应有的责罚,不应该再次受罚。

曾国藩之所以对李元度耿耿于怀,主要是出于私心,因为李元度投奔了自己的政敌王有龄,背叛了自己。

九弟曾国荃看到这些之后,连忙给兄长写信,说明这样做有些不妥。

曾国藩收到九弟的信后,也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太妥当。在《致沅弟季弟·述有负朋友》中,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

“吾因郑魁士享当世大名,去年袁、翁两处及京师台谏尚累疏保郑为名将,以为不妨与李并举,又有郑罪重李情轻,暨王锐意招之等语,以为比前折略轻。逮拜折之名,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

“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十分后悔,认为自己有愧于李元度。晚年时还再三嘱咐家人,要实现与李家联姻的诺言。

至于李元度,在遭到了曾国藩的两次弹劾之后,自然对他有些怨恨,但由于后来官运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曾国藩也真心忏悔,所以还是选择原谅曾国藩。

在曾国藩去世之后,李元度还专门为他写了悼念诗。在诗中对曾国藩倍加赞扬,至此两个人的恩怨纠葛也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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