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是如何掌控兵权的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封建集权政治时期，从秦朝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皇权时强时弱，但多数时候是比较强的，而且，从趋势上看，是不断被强化，到清朝康、雍、乾时期，中国的专制皇权达到了顶峰。
专制皇权的巩固需要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一系列健全的制度做保证，其中，军事制度的建构和不断完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没有完善的军事制度，就无法保证皇权专制的稳固性，而且，随着皇权专制的不断强化，皇权对兵权的控制也不断强化。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与兵权的关系是政治舞台上最敏感最受重视的关系。皇权与兵权的关系非常复杂微妙，皇权需要用兵权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帝王需要将帅来支持他的统治，但是，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皇权与兵权并不总是和谐的，从春秋战国时起，君王的权力与将帅的权力就明显表现出矛盾冲突，可以说，君王与将帅的矛盾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皇权与兵权矛盾激化的例子很多，矛盾的结果，如果是皇权占上方，帝王赢了，将帅被彻底解除兵权，甚至被处死；而如果是兵权占上方，将帅胜了，便换了新皇帝，甚至将领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新皇帝，创立新王朝。当然，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皇权与兵权在不断竞争中寻找更紧密的结合方式，皇权对兵权的控制越来越强化，而掌控兵权的关键在于驭将，所以，在古代，驭将之术成了帝王权谋中非常关键的招数。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很长，封建王朝专制体制延续的时间久远，但是，每一个具体的王朝，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三国演义》有一句名言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春秋列国，秦、汉，唐、宋，一直到明、清，没有一个王朝能万世长存，一个王朝从创立、发展、成熟到衰亡，专制皇权也就改了姓氏，旧政权被新政权所取代，在新旧政权更替，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创立新王朝的帝王必需依靠一批武将来为自己打江山，争天下；新王朝建立过程中，打江山是主要任务，帝王往往授予武将很大的权力，此时，帝王与武将合力打天下，有共同目标，利益一致，帝王与武将的矛盾也没有激化，能携手对付敌人，武将经常能得到了帝王的信任。例如，刘邦立国时，为清除敌对势力，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执掌军权，统领军中大小事务，与韩信的关系还是比较能协调的。
可是，当帝王率领武将们征战各方，消除各地对抗势力，平定割据政权之后，天下基本平定，帝王的敌对势力基本上被消除了，此时，帝王与武将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双方的利益没有那么一致了。天下已定，帝王不再需要武将们来为他打江山、战强敌了，武将的作用不如战争时期了；而且，在与帝王一起打天下的过程中，武将们建立了卓越功勋，在军中甚至在朝中的威望很高，在战争中，士兵们常常只认将军不认君王，士兵是将军的士兵，听命于将军，拥戴将军，还有，战时的兵权在将军手里，将军们如此的掌兵权势必然会让帝王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纠结的心结，帝王担心武将手握重兵，皇帝兵权失控，武将利用执掌兵权，举兵造反。
所以，天下平定，帝王与将军的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帝王千方百计采用各种策略来削弱武将的兵权，或温和的劝告，或重大封赏，或释权降职，甚至不惜以杀戮来清除武将；另一方面，武将们也知道天下平定，他们与帝王的关系开始变成敌对的了，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他们担心功高盖主，生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落到他们头上，野心大的，便举兵造反，盯住皇位；小心谨慎的，便主动交出兵权，享受高官厚禄，但求自保，清闲度日。
历朝历代，驭将之术是帝王最重要的权谋之一，因为只有驭将才能掌控兵权，才能控制朝政；只有掌控天下兵马，才能执掌天下大权。
历朝皇帝最为敏感的政治谋略，是对将帅的驾驭，对于兵权的掌控。历代帝王把兵权视为是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禁地，文臣不能犯禁，王公贵族不能染指，武将更是不能有绝对的掌控权。因为兵权的掌控关系到皇权专制制度的稳固与否，关系到强化中央集权措施能否实现，关系到王朝是否会分裂割据，关系到帝王掌控的中央政府能否控制诸侯王和藩镇的力量。古代兵书云：“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可得也。”（《将苑·兵权》将掌兵权，犹如猛虎插上翅膀，将若失去兵权，犹如鱼龙脱离了江湖。同理，帝王如果失去了兵权，更是如蛟龙离开了江海。
皇权是不会允许兵权旁落的，皇权只有牢牢掌控着兵权，才能保证中央专制政权的稳固。王朝在历史进程中的更替，也是在持续发展中不断地吸取经验，依靠学习机制，逐步强化皇权对兵权的控制，从秦汉一直至明清，王朝政治在其演进过程中，出现过强势的中央集权，也出现过诸侯强势分立，还出现过藩帅、武夫分裂中央政权的政体，但无论如何，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皇权对兵权的控制总是在不断强化的，中国古代社会王朝政体沿袭时间那么长，这与帝王成功有效地掌控兵权有很大的关系。
帝王有很多办法维护皇权专制，掌管朝政，而驾驭将帅、掌控兵权就是保住皇权专制的最重要的措施。历史上，王朝中央军事管理机构的演变便是反映了皇权对兵权掌控的日益加强的过程。
秦始皇
秦朝初步确立了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设置了三公九卿，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别负责管理行政、监察和军事。之前，丞相不仅负责行政，而且还掌控着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丞相的权力太大了，而为了分化其权力，便设立太尉专门负责管理军事，但是，在秦代，太尉一直没有人担任，是秦始皇自己掌控兵权，实际上，是秦始皇自己亲自兼任太尉之职。显然，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十分重视对兵权的掌控，是绝对不允许被其他文臣武将来染指兵权的。
秦始皇直接掌控军队，帝王自己就是全军统帅，这是帝王掌控军队的一种方式。
西汉时，虽沿袭秦朝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但丞相、御史大夫只是职务而没有实际的权力，而太尉多是虚位，多数时候太尉与军事无关，有时，太尉管理的不是军事，是行政事务。比如，汉武帝时，太尉由贵戚担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功勋武将担任，太尉所管理的事与丞相相等，太尉司丞相职。只有到了光武帝时，才将大司马改为太尉，领兵权。东汉时期，设三公，分别为太尉、司徒、司空，太尉管理军事，司徒管理民政，司空管理监察，太尉掌兵权。到了东汉末，外戚专权，宦官篡权，外戚与宦官混战，显然，此时帝王的军权已旁落，才会让外戚和宦官那么猖狂。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撤销三公制，自任丞相，将行政、监察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曹操架空了东汉皇帝，成了不称帝的王，以丞相名义独掌兵权，独揽朝政。
曹操独揽朝中的政权与军权，架空皇帝，将政权与军权统一起来，以“王”的身份再次实现了秦始皇掌军权的方式。
可是，汉朝多数时候，虽设太尉负责管理军事方面的事，但并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军队的直接指挥权掌握在将军、校尉手里，是太尉属下的将军校尉才直接统领军队。例如，周勃虽然身居太尉之位，但在平定诸吕之乱时的关键时刻，他却不能进入上将军吕产所指挥的北军营寨里，不得已，周勃只能诈称奉皇帝之命方可进入北军军营，才有机会掌握军队的指挥权。
显然，汉代皇帝设了太尉，并没有实际让其掌握军权，要么虚其位，要么不授予军权，军权依然掌控在皇帝自己手里，只是，他把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分开了，分别由将军和校尉来统领，使军队一分为多，互相牵制，便于皇帝从整体上进行掌控。这是帝王驭将之术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唐太宗
唐朝保留了“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但是，“三师”只有其名而没有实权；“三公”只有其位而没有实权。
隋唐设兵部，为中央政府六部之一，兵部沿袭着三国曹魏时设置的五兵尚书，管理军政的是兵部尚书。《新唐书》曰：“兵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百官志一》）兵部由尚书领衔，总领兵部诸事，而侍郎协助之。四司各置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至四人。尚书有时以大司马为别称。
可是，隋唐兵部管兵事，但并不直接带兵，直接指挥军队的是管辖府兵的十六卫府和东宫六率府，而卫府、率府直接听命于皇帝。这即是说，兵部打理军事杂务，而只有皇帝才是真正掌兵权的主。卫府和率府是直接由皇帝掌控的，只有皇帝才直接调动十六卫府，而只有太子才能指挥六率府。这是隋唐帝王驭将之术的主要形式。
赵匡胤（剧照）
宋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皇权，他亲身的经历让他非常担心赵宋王朝的专制皇权因被别人掌控了兵权而夺了去，所以，赵匡胤在评定天下之后，对他麾下的将帅们是很有提防心的，于是，他巧妙地借助“杯酒释兵权”收回禁军的统领权，并削弱了节度使的实权。对兵权的掌控一直赵匡胤心中最为紧要的大事，为了分立京城精锐部队的军权，他将禁军的统领权分为三个独立的部队，其统领皆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掌禁军。此外，赵匡胤还用尽心思分立军权，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来。
宋朝设立枢密院，授予调兵职权，但是，却不授予统兵权，统兵权归将军；可是，将军虽有权统兵却没有调兵的权力。不仅如此，宋朝还规定更戍法，规定禁军定期更换驻地。如此一来，能调兵的不能统兵，能统兵的不能调兵，驻军常换驻地，兵与将互不熟悉，军队与地方官员也不熟悉，如此层层设防下，使宋朝军队的各方面将领都没有领兵造反的条件和机会，以此来保证皇权专制安然无恙。
赵匡胤精心设计了将禁军一分为三，设计了调兵权与统兵权分开，设计了禁军更换驻地的军事管理制度，而且，还让文官来掌控军权，这是赵匡胤的掌兵权谋，如此一来，赵宋王朝的皇权专制制度似乎是很稳固了，但是，宋朝的军事管理体制却造成了军队的战斗力极差，最后抵御不了外敌，断送了赵家王朝。
朱元璋（剧照）
明朝初期，设有大都督府，负责统领朝内朝外的军事力量，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下旨办“胡惟庸案”，诛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及其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同时，撤了中书省，废丞相等官职。军事方面，朱元璋可能认为大都督府掌管内外军事兵权太大了，便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立大都督府的权力，每个都督府各领其职，彼此牵制，也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
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统兵，但并没有调兵的权力。调兵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兵部专门负责。战事发生时，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兵，任命将官负责掌兵，兵部还负责对各地军职衙门大小官员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等的审查，将审查意见具本上奏后奉旨实施。兵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握有调兵之权而无统兵之权，而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权，与宋朝一样，调兵权与统兵权分开，这当然让皇帝比较放心。
清王朝皇帝对兵权的直接掌控，最明显地体现于雍正七年(1729年)军机处的创立。
雍正面临着边关战事，下旨设立一新的机构称为“军机房”，不久，将其改称为“办理军机处”，乾隆登基之后，省去“办理”二字，此后称为“军机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前者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选，或由军机章京中升任；后者从优秀部官中选拔，在军机处办差的，称“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军机章京上行走”。
起初，“军机房”是雍正帝为处理应急军务而设立的，但在设立之后，能高效地协助皇帝处理军政事务，因而愈发受皇帝的重视，原本是临时机构，后来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其权力也越来越大，它不但没有被撤掉，而且还渐渐成为皇帝权力直接延伸的机构，后来，雍正皇帝让“军机处”成了权力中枢，由他亲自掌控，实际上，“军机处”成了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要机构，成了清朝中央机关中最为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
军机处
清代历史上有一种说法，把“军机处”称为“枢密”，把军机大臣称为“枢臣”，把军机章京称为“枢曹”，这可能是因为“军机处”与宋朝的“枢密院”非常相似，此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总揽军政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中书之上。
“军机处”虽处非正式机关，很像是一个临时“办理”事务的机构，军机大臣只是为“内廷差使”，只有值庐，没有专门衙署，可是，在雍正朝时，“军机处”的权力却比其它的任何机构的权力都要大，其权力远远胜于议政王大臣会议，
“军机处”的权力很大，平时掌书谕旨，参赞军国机务，参议要政及刑狱；战时考察山川道里、兵马钱粮之数，以备顾问。而且，“军机处”对于查考文武百官之简放、换防、引见、记名、赐与都有直接权力；此外，在外交上，“军机处”还负责拟定对外藩朝觐者的颁赐等。
“军机处”无正式衙署，显得特别神秘，其理政所设于内廷隆宗门内，称为“值房”，日常政事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负责办理事务。“值房”紧靠皇帝住所，军机大臣值房值夜能及时接受皇帝旨意，这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所以，“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状态。这是帝王驭将之术的高度集中的体现。
不难看出，从秦朝设立太尉，汉朝承袭，皇帝对兵权的把持和控制不断增强；宋朝以后，皇帝将兵权不断分立，不给武将丝毫独揽兵权的机会；明朝对功臣武将的防范极为谨慎，分立兵权外，还设立了锦衣卫等特别机构；到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更是表明皇帝彻底全面地掌控了兵权，兵权再也没有机构对皇权构成威胁，兵权和皇权紧密集中于一处。
皇权对兵权的控制的过程其实就是皇权和兵权结合的过程，当皇权和兵权都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上时，皇权和兵权的矛盾也趋近消逝，从而也将皇权专制推向了顶峰。专制皇权对兵权的控制是帝王权谋最为典型的事例，在中国古代，这也驭将之术成立帝王之学最为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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