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张旭圆 ‖ 桐城派后劲赵衡的古文与诗歌创作述论
摘要：赵衡是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的后劲，从吴汝纶、贺涛等人游，传承桐城古文义法，是桐城派莲池文系的代表人物。其史论文最有价值，以抉发士人精神为核心，呈现了桐城古文义法的丰富内涵。学诗受吴汝纶、王树楠影响，取径唐诗，尤重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性情之真，欣赏融合学问、性情、时事而“非唯有以见其为人，抑实与治国闻有资焉”的清刚雅健之美。其诗散佚各处，今因整理《叙异斋文集》，从《赵衡信都书院文卷》中辑录其诗37首，以见其诗歌创作大概。
关键词：桐城派 赵衡 叙异斋文集
晚清时期，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有感于畿辅地区文教事业受科举功名和世俗文化的影响，无法适应时代变局的需要。如他在江南的设施一样，以桐城派古文和学术为中心，着手在直隶兴起文教，培养人才。数年之间，直隶学风和文风为之一变。此后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先后主持直隶莲池书院，培育了一大批精通桐城古文的经世博通的直隶士人。其中著名的有贺涛、王树楠、严修、李纲己、高步瀛、尚秉和、贾恩绂等数百人之多，并与当时受桐城派影响的南北文士如范当世、严复、柯绍忞、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慨、傅增湘等人声气相应。他们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教育、政治、实业等多个领域影响巨大且深远。赵衡是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
赵衡（1865-1928），字湘帆，直隶冀州人。幼年从同里金正春受李塨《小学稽业》《大学辩业》，笃嗜颜李学派的“六艺教学”之说。以此学应郡试，知州吴汝纶欣赏其才，使从王树楠受经学于信都书院，深得汉学考据训诂的要旨。于是吴汝纶招致门下，授以桐城古文义法。贺涛主讲信都书院，又从贺涛研讨桐城文家的古文评点之学[1]。他的学问以颜李学为基础，推崇实学；以考据训诂治经学，探本溯源；以桐城古文经纬经济、学问，传载斯文斯道，深具晚清民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赵衡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其学术的影响。他长于史学，其史论文最有价值，以抉发士人精神为核心，呈现了桐城义法的丰富内涵。在新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思潮中重估了古文的体制、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审美特质，从古文旧风格中开出了新思想与新境界。学诗受吴汝纶、王树楠影响，取径唐诗，尤重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性情之真，欣赏融合学问、性情、时事而“非唯有以见其为人，抑实与治国闻有资焉”[2]的清刚雅健之美。当时名流如徐世昌、梁启超、赵熙、杨增荦等人均称赏其古文，视为桐城派后劲。著《序异斋文集》八卷，诗集若干卷。
一、赵衡古文的士人精神与
“寓言”之法
赵衡的古文宗尚韩愈、曾国藩，以发扬吴汝纶、贺涛的古文理论。刘声木认为其文：“锤凿幽冥，融金开石，翔潜于浩渺荡谲之境。散遏掩抑，駴骇听睹，若湖海之吐纳蛟螭而时露其笋帘，实有独到处。他人莫能及，断然为一代之文。”[3]徐世昌序其文集也说：
夫文所以经纬万端，迎运万变。不有质朴之词，何以穷幽杳无极之理；不有葩华之藻，何以尽天地雄奇瑰怪之观。屈宋扬马以质直之气驱遣其丰华丽缛，滔荡拨洒之文。韩公取汉文之气体，扬马之奇变，而内文薄物小篇之中，其貌异，其神同，其所以感駴人神者无二致也。汉文弊而韩公振之，唐宋弊而曾公振之。是以有清文学中兴，诸儒溯源盛汉，进窥周秦，蹴踏唐宋，其风力实足追八代。[2]P11
在徐世昌眼中推动“文学中兴”的晚清人物是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等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家群体。赵衡作为吴汝纶、贺涛的传法弟子，被徐世昌视为文学中兴的重要力量。当然，赵衡的古文也有其局限性，钱基博先生说：“大抵碑传文以瑰奇穷笔势，仿佛皇甫湜、孙樵学韩一流，而气不能运掉，不免硬砌。议论文以拗折入深际，差似王安石学韩一流，而理不见精透，亦时肤絮。在涛弟子中，不如张宗瑛之鲜明紧健；而视韩门弟子，差胜皇甫湜之肤缛庸絮也。”[4]对其碑传文叙事不能妥帖自然和议论文持论浅显冗繁之弊所见甚当。
赵衡史学深湛，长于史论，其史论深得桐城义法，且有深沉的现实观照。我们就围绕他的史论文来展开论述，探讨其古文展现出的文士精神和桐城义法。在传统中国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中，士大夫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致君泽民”，“上说下教”的人伦教化，一面是民众的代表，一面是政府的监督。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中华民族内部社会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以一种坚毅弘忍的人格精神担负着文化的重任，并本着“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人之自觉欲要在社会实践层面有所作为。[5]赵衡对士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责任具有深刻的历史省察，尤其对衰世、乱世中士人表率天下的道德节义论之尤详，寄寓着深沉的现实讽寓。《书新史死节传后》围绕五代武士死节、文人苟且的社会现象展开论述。开篇以“《死节传》为王彦章作也”[2]P12，接续欧阳修为王彦章作传推崇“节义”之意。然后宕开一笔，综括史上“节义”出于乱世，且多出于诵习礼乐的文士群体，引出五代与常理相悖的现象。延续这层意思，从正面梳理庄子、司马迁、班固诸人进游侠，退儒士的深意；从反面叙写汉代以来以儒士治国，贬抑武夫的政策。又叙写乱世武夫捐身赴国难，或力挽狂澜，措置家国数代之安，或视死如归，以身死难的智勇大义，以激荡文气。其后正论士人生死大节，光昭人文的历史价值和生命意义，廓充文境，使之深折荡漾，高华雄茂。此文深刻的触及士人德行的重大问题。士人无恒产而有恒心，春秋战国以来即以自觉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意识建立起与政统对立统一的道统，以制衡权势集团的政治活动，使他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在依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接受儒道的价值指引。所以，文士成为反思、传承社会道义的核心与化身。秦汉以来，文人的风节道义即为社会良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俗和政风、学风。赵衡此文为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死节传》之作，他以武夫能够在乱世中全节守义，以激文士苟且权门的寡廉无耻，归趣于“终五代之时，全节之士不出于儒臣而出于武夫，而武夫全节之士亦只王彦章等三人而已也，岂不悲哉” [2]P12，为千古乱世士人之操守之谊发一浩叹，未尝不寄寓着对当下士人风节的讽喻之意。吴汝纶认为此文“气体宏放”“醇而后肆”。正论而入，偏侧反复论说，行文时左顾右盼，炼意精核，说理深微透辟。而其情又激愤不流，终归醇古，确实能探古文胜境。
赵衡的史论文揭示了史传的体制义法。文章限于时代，非时代限之，而是文人因主体精神萎缩矮化，自我设限。豪杰之士多能超拔于时代，思接千古，谋于将来。所以，赵衡认为史论文章不应只是客观的考述史实，而昧于义理，无所归趣。而文章的归趣，即是他所谓史传书写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京房论》涉及君子仕宦之道。他认为“君子之仕也，达其道也，道不达，以危其身，君子不为也。”[2]P32他故做愤激之语，实至上是要表达对专制王权钳制、迫害士人的不满。高扬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自战国已然。秦汉以后，帝制迭兴，其治国之术多用霸道而以愚民自便为计，士人的生存空间往往艰难逼仄。赵衡文中说：“唐虞三代之时，政自天子出，士苟有以自见，虽直道而行无不可以得志，而试以施之后世，非死则辱，罢犹辜耳。”[2]P32一些士人急于行道，降身辱志，曳裾权门，虽不足多，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此文深刻体会史家的微言大义，旁见侧出，颇有基于历史理性精神的省思和观照现实的讽诫之义。吴汝纶认为此文“用意反侧激宕” [2]P32，最是文家低徊悠渺的胜境。反侧激宕不仅使文意深折淡宕，也呈现了作者寄寓其中的生命体验、文化省思和情感倾向。“寓言”是史传微言大义的重要呈现形式，赵衡说：“史迁多寓言，其深者至微妙难识，而其略可识者又或为诡谲之辞以掩之，偏宕之辞以乱之，故其书旨趣妙选，读者不厌。”[2]P32《书顺宗实录后》曰：“史家之文大旨在法戒后世。《顺宗实录》于当时弊政权悻小人罪状，直书不隐。虽古良史何以加兹。其所以不及古之人者，文之取材异也。”[2]P35赵衡没有说明韩愈和《史记》《汉书》取材之异到底在哪里，只是指出韩愈做《顺宗实录》实寓有古文“寓言”之法。不仅司马迁、韩愈用“寓言”，他认为欧阳修《新五代史》也用此法。《书新史周世宗家人传后》：“欧史于为人后义每详论之，其言颇辨，意皆为濮议”[2]P51发也。
赵衡不仅发明史传的“寓言”之意，也以“寓言”之法解读史传篇章。《书始皇本纪后》：“迁史多寓言，始皇本纪盖为武帝作也。始皇武帝皆英主，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谀悦之臣穷兵求仙毒乱天下，其行事殆无不同……掇辑事迹，互质对举，以为实录，而使人得识其意于语言文字之外。”[2]P13《书史记汲郑传后》纯用“寓言之旨”体会司马迁《汲郑二人传》之深意。《读仲尼弟子传》认为 “迁学通六家，重值武帝之烦扰，故常推崇道德以鉴武帝之失，要归本儒家者流也。迁最喜廉清不阿之士，《货值列传》讥武帝侈心多欲，叙子贡富，益以原宪之不厌糟糠者形之，而是篇又详载其诋子贡之言。”[2]P20数篇文章均以“寓言”体会司马迁作文之意，领略深寓文字声辞之后一代史家在波澜壮阔的史实之后闪耀着的精神意象。但是，古文家读史与经学家、史学家根本的不同在于总是有文辞横亘胸中，通过玩索辞章，还原历史情境，领略史家创意造言的本旨与精神，他们对历史的理性追问往往融于对历史文化精神的情感与艺术体验。所以古文家以“寓言”推求史家本旨难免有过情之处。赵衡《书〈汉书·酷吏传〉后》曰：“民马牛也，羁絷之不施，橛楅之不设，四放不加制，而可以治天下者，吾未之前闻也。”[2]P39又说：“承天子命，来守一邦，坐视其人之为非，一不加禁，且哓哓曰吾用古冶，谁其信之。猛虎扑前，礼服喻以大义，而虎遂逡巡告退者，未之有也。”[2]P39历史的政治实践表明，“刑法”对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刑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兴革，天下之治乱在刑法之用，而不在立法与否。他这一层意思本不错，但如赵衡所说司马迁作《酷吏传》是讥刺汉武帝刑法之滥，而班固特别推重刑法正面的政治功用，与司马迁旨趣不同。赵衡以班固为是，实则，未必司马迁与班固对刑法之用有轩轾，根本还是时代不同。秦酷烈之后，黄老尚流行，而西汉大乱之后，东汉需纲纪，司马迁、班固所处时势不同，故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对此张舜微先生也有深入的分析，他说：
涛称其深于史学，故论史诸作，皆有不刊之论。今观其识议之佳者，如谓“古之能治天下者，莫不有愚天下之具。自唐虞迄周，愚天下以礼、乐；自汉迄今，愚天下以《诗》、《书》。礼、乐之兴，能使人拘；《诗》、《书》之行，能使人迂。群天下之人，夺其智勇，黜其辩力，而惟从事於拘迂之途，黄小穷经，至白首尚不能通，而听夕无暇。上之人为所欲为，天下岂有不顺之民。吾固以为秦始皇之燔书坑儒，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是集卷一《河间献王论》)。此论至奇，为昔人所不敢道。至于论定史迁叙夏、商、周三代为三本纪，而于秦独别始皇为二，乃实为武帝而作。始皇、武帝，行事相类，故藉叙述始皇事迹，以发其不平之意(卷一《书始皇本纪后》)。斯则逞臆而谈，大失史公著书之旨矣。史公著书，恒详近而略远，故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成一纪。至秦，既有《秦本纪》，复有《始皇本纪》。至汉，则自高祖以迄武帝，每人自为一纪。皆明例也。其书言秦汉事独详者，以闻见亲切，采访易周耳。衡昧于古人著书义例，而漫为论列，终不免文士之见矣。[6]
总之，赵衡的史论文是其古文中的精品。他对士人精神的抉发，以古文“寓言”之法，书写他对中国历代人物、典章、政治的省思，立足于历史而紧密的联系着晚清民国的丧乱的现实和苟且的士风民俗，为传统中国向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留下了一些独特的精神剪影。
二、赵衡的学诗路径与诗学思想
（一）赵衡的学诗路径
赵衡的诗歌创作受王树楠、吴汝纶影响甚大。自谓学为诗“略识涂径畛守域界，于唐所尝从事者，不过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数人，余则概未尝以为，为矣而未尝卒业。……然衡初从王、吴两先生游，诗之派别原末则亦习闻其说。”[2]P48在学诗的路径上，赵衡没有特别明确的论述，但从他学诗着力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诸人来看，深受王树楠的影响；而在论学诗的轨辙来看，明显受到莲池派二位文宗张裕钊、吴汝纶的影响。吴汝纶尝与张裕钊畅论诗学，非常推崇他的理念，并对其诗学的具体内容做了发挥。其《答客论诗》说：
吾国近来文家推张廉卿，其诗亦高。所选本朝三家，五言律则施愚山，七律则姚姬传，七古则郑子尹……杜公，则学诗者不可忘之鼻祖。船山（张问陶）之诗，入于轻俗，吾国论诗学者，皆以袁子才、赵瓯北、蒋心余、张船山为戒。君若得施、姚、郑三家诗读之，知与此四人者，相是不止三十里矣。诗学戒轻薄，杜牧之不取白香山，为此也。香山自是一大家，能自开境界，前无此体，不可厚非。但其诗不易学，学则得其病痛。苏公独能学而胜之，所以为大才。苏亦谓元轻白俗，其所以胜白者，以其不轻不俗也。欲矫轻俗之弊，宜从山谷入手。[7]
乾嘉时期太平繁荣，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润饰鸿业、发抒性灵成为诗坛的主流。文人要么拜服在权势的脚下唱着言不由衷的赞歌，要么俯仰在林泉吟唱个体止乎礼仪的性情之乐和现实之思，诗歌即缺乏深厚的内容，杰出如袁枚、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诗人的作品也缺乏感动人心的黄钟大吕之声。张裕钊、吴汝纶指示诗学门径，都以他们的轻俗为戒，退白居易、元稹，而从黄庭坚入手，上追苏轼、杜牧，以归趣杜甫和韩愈。其中隐藏着丰富的诗史信息。晚清的诗人蒿目时艰，自觉地推动了诗风的变革。他们创新了中国诗歌古老的传统比兴，通过环譬谲指、借物兴慨的技巧，将比兴引向某一特殊事件的指陈和特定意义、情感的隐喻，呈现出“含藏本事”和“讥讽时局”诗歌取材转向，从而显现出“讽寓”的精神特色[8]。这一新诗体取法杜诗的诗史精神和声律技巧作为诗的灵魂，用韩愈诗歌的笔力鼓荡风气，锤炼骨力，通过黄庭坚峭拔拗折律调的调弄和苏轼的自然淡泊、清旷老劲风格的皴染而要达到雄奇瑰玮的艺术境界。这也正是吴汝纶大力推崇张裕钊诗学思想的根本原因。王树楠与张、吴二子交游甚深，古文创作深受其影响，诗歌虽不脱早年六朝的风味，但也深受桐城诗学的影响。其不同者，王树楠学诗路径从黄庭坚入手，上窥苏轼，而直追杜甫、韩愈，并且能够笼摄李贺、李商隐的清奇瑰丽，张、吴二人则从黄庭坚直追韩愈、杜甫，少了自然流动之趣而多了雄肆重拙之笔。张、吴诗学在畿辅最重要的实践者是李刚己、李备六二人。赵衡谓李备六诗“诗则始终一拟退之，硬语盘空，妥贴排奡，凡退之所自负倔强迥非他家所有者，规模冥追，无一不与为妙肖。”[2]P106（《李备六先生墓表》）赵衡谓“先辈论诗，多谓宜取径韩、黄，以其锤字炼句无一掉以轻心，不至陷入滑易。有人以为不然，谓诗以言志，直摅胸臆而已。白香山自是有唐一代大家，苏东坡学之，更加恢奇纵宕，飘飘有凌云之意，宋之诗人未有能及者也。” [1]P174（《止园诗集序》）显然是基于张裕钊、吴汝纶的诗学思想立论的。
（二）推崇诗教与追求自然雅健之美
赵衡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认为是诗家之正。论三唐诗（初唐、盛唐、晚唐）盛称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认为韩偓的诗歌初学李商隐，“与义山所遇之时略同，默尔不可，语又不能，不得已而假物寓兴，主文谲谏，甚至下乃讬于男女媟亵之事”， [2]P137“及其后国亡家破，身世乱离所感，公乃别创一境。其忠孝大节形于文墨者非唯义山不能与抗颜行，而调适上遂追及杜公轶尘，并殿全唐为后劲。” [2]P137其诗歌超出了吟咏性情以自适的范畴，因比兴寄托而将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结合起来，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与吴汝纶、吴闿生父子表彰韩偓诗歌比兴之义的诗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他说“诗之教，温柔敦厚，而温柔敦厚唯其意，不唯其辞” [2]P137，在诗人的性情思致与语言传达二者之间，特重诗人的性情思致。所以他看中诗人的性情之真，论李备六诗曰：“诗古文辞之古与否，匪徒以字句不类于时，如备六之作，其意量亦非今世所谓诗人胸臆间所有也。”[2]P106（《李备六先生墓表》）赵衡认为诗要以真感人，无取乎深文曲说。而真的根本“贵实有诸中，不以致饰于外为能事。”[2]P174“中不足而致饰于外，其似者亡虑皆土木偶人等比。不则，俳优言关动作甚似而几矣，然以无俚贱；丈夫而演古圣哲贤豪义侠，行事且不必问其中之所有，即致饰于外之言关动作，固无一之有似也，则以其伪也”。[2]P174外在的事物摇荡性情，感发意志，诗人应以仁义之性，感发温柔敦厚的中和之情。他在《李氏族谱序》中说：
盈天地间，物之号万，无论其有知觉能运动与否，凡有生理之可言者，必具有感而辄应之机，否则并育并行，不相悖害。必有如是，则安然各遂其生；不如是，则不能安然各遂其生者。始可以日长月大，常存于天地之间，而不犯天演淘汰之例。今之党会曰口舌，曰要约，威恫利㗖，无非漫以一无情谊之文字语言，攘人人之安与己安，而欲其感而辄应。其在东西各国，吾不知其果何如。[2]P110
这段话虽针对民国初年党派政治宣传中文字语言过于功利虚伪的弊端，实则与当时的文风、诗风也密切相关。他说：“诗至今日，盖难言矣。逞博吊诡，卮论日出”[2]P110，对当时的逞奇弄怪，偏执恣睢的诗风非常不满。认为这都是心中缺乏文化自信和生命自觉精神的表现。所以，赵衡在举世趋新的文化思潮中，深刻反思中学、西学融合，开出新文化境界的思路和方法，而于儒家经典，有一种独抱秋阳以自得得精神皈依。他说“六经之道，日杲星穊，加以诸子百家传记关解枝疏，较较著白，若数三五在畴人算竹，非如玉珠之深藏川山，必有人示以媚辉而始知之也。人苟有志于仁人所有者，归而帘阁，据几俯仰，见古人来面告之矣。”[2]P59他这种自得无外的豪杰之气，是塑造诗人挺立自足人格精神的根本力量。故而，赵衡论清末、民初诗家赵国华、宋伯鲁、李备六、李刚己等人，特赏其植根性情之正的天真，融合学问、性情、时事而“非唯有以见其为人，抑实与治国闻有资焉”的自然雅健之美。论味蔗轩诗：“公诗自谓取径李义山，顾某尝受其诗读之，夷怪显幽，厌乎人人，可兴可怨，实有得于古诗风人之义，颇与白香山相似，五字句高者乃似陶渊明。所言不出日涉常事，而悲愤激昂，读之能发人忠义之气。盖诗以畅摅性情，学问既深，气质或因之变化，而性之一成不变，欲以学资益所短或本无，而固有所长，亦终不能蔽遏，时流露于不自觉也。”[2]P86（《味蔗轩诗叙》）这样的诗歌是诗教风雅遗音，是儒家贤能君子的性情之正，是独立自觉的浩然之气鼓荡出的修齐治平的生命体验与实践。
三、赵衡《信都书院文卷》稿本及其试帖诗
齐庚芾《湘帆先生行状》著录赵衡有《叙异斋文集》若干卷，诗集若干卷。今见赵衡文集本有北新书局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叙异斋文草》（三卷）铅印本，收信都书院课作和在文端书院、保定文学馆时诸作，吴郁生题名。有南皮张宗瑛（献群）朱墨两色批校本传世。又《叙异斋文集》八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刻本，水竹村人徐世昌题签。卷首有徐世昌《序》，书前有卷数、目录。内容为传、史论、寿序等，尤以墓表、墓志铭为多。这两个文集版本均只收了赵衡的古文，未收他的诗歌。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卷九收其《示诸生》诗一首。诗意多从吴汝纶经世思想和文化观念演化而来，能融汇古文与辞赋的笔法入诗，是桐城派以文法通于诗法的具体表现。吴闿生认为“此诗议论词藻多本于先公文集，独其字句崛奥，气体渊雅，如读扬马词赋，具见作者本领。”[9]卷九赵衡《陶庐文集序》曾提到自王树楠从新疆弃官居北京以后，因同在史馆，多有往还，又重拾年轻时的诗歌兴趣，“尝与友朋会饮，日晚席终，众欲待至月出始归，直过夜半。因效古人问答之体，为《晦日望月诗》质诸先生，先生评以'退之改玉川《子月蚀》诗，法度谨严，而玉川子光怪之气尽失’”[2]P149由此亦可见赵衡诗歌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赵衡的诗歌未见他家著录。因整理赵衡文集，多方搜集他的诗文，蒙藏书家常海成先生慨允，获观赵衡《信都书院文卷》稿本一册。此卷收录了赵衡在信都书院读书应试时候的课卷和试帖诗，时间在光绪甲申（1881年）至光绪戊子（1888年）年间。卷中有当时先后任书院山长的王树楠、贺涛的批语和圈点。今据此卷辑录赵衡试帖诗37首。
赵衡的这些试帖诗是他作为附生应信都书院考试的作品，很能体现他早年的才情和志趣。《赋得游女髻鬟风俗古（得陵字五言八韵）》诗以欧阳修《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诗题中“陵”字为韵，以“游女髻鬟风俗古”句为题。首句即点出欧阳修诗意，破开诗题。颔联“髻鬟存古道，风俗振夷陵”，承“游女”而来，其髻鬟形制颇有古风，与风俗、治道相联系，有砥砺末俗之意。后六句写游女之盛，姿容各殊，映照远近，是“多游女”与“存古道”“振夷陵”的展开，“容异淫曾诲”，从反面立意，诗意跌宕，趣味自生。后四句收束诗笔，从正反两面点明全诗的主旨，批驳朝绮丽浮艳的淫冶，归趣于被受如文王的良政美俗的教化化，无思犯礼，如三代女子坚贞古雅。如此美好的女子，正是君子好逑，结句以士子敬爱女子作结，意旨雅正，诗意不穷。此诗符合试帖诗有讽有劝，庄重典雅的风格要求，很见功力。第24、27、30、36首试帖诗均以诗题中字为韵，诗句为题，展开诗意，每首试帖诗都选一位诗人的诗句为题，选定其中一字为韵字，作为此诗诗韵。或学韩愈怪奇惶惑的比拟诗法，或学苏轼自然淡泊的格调，或学杜甫寄寓感慨的写景笔法和坚贞自守的品格。均能师法诗意，提摄原诗神理，融为己诗的血肉，写出独特的风神。
由此可见，赵衡于诗学是下过苦功，深有所得的。其他试帖诗多以所选诗句为题，取其中一字为韵。所选诗句出自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林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耒、陈师道、陆游、赵秉文、元好问等人诗。其中尤以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诗句为多。这些试帖诗的诗意以所选诗句诗句展开联想，或接续延伸、或宕开一笔另起新意，或反用其意以求新奇。而诗中的物境、情境的描写多出于诗人想象，或是移植前人诗中之境，多就历史人物和事件叙写感受，阐发义理。状物摹写受特定诗人写景风格、手法的影响，力求得其笔法格调。然毕竟只是模仿，还是少了些悠远趣味和如在目前的鲜活逼真。因此，少了感物缘情的感发意志，难以动人。然就诗律技巧来看，时间越靠后，由于赵衡阅读渐博，用力更深，他的诗歌也愈加细腻工稳，偶然也能如文人一般的诗歌一样，比较自由的抒写情志，既能见出其才韵之美，也能由此窥见他学诗的进阶轨迹。
参考文献：
[1] 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5页
[2]（民国）赵衡著、于广杰点校：《序异斋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页
[3]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90页
[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5]罗庸著、杜志勇辑校：《中国文学史导论》，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174页。
[6]张舜微：《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3-584页
[7]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50页
[8]龚鹏程：《中国诗歌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9]吴闿生：《吴门弟子集》，中国书店2009年版。卷九
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
张旭圆，1998年生，河南驻马店人，河北大学文学院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