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北京城 半部华夏史
北京第一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最早可追溯至750年前的元朝，而经权威考证，在成为首都之前，北京的建城史可以追溯至3200多年前。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建城史呈现出悠久性、持续性和递进性3个鲜明特点。
殷商古国千载沧桑
早在1987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就曾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当年，此信曾掀起探索北京建城史的高潮。目前，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的建城史与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古国密切相关。
西周初，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推行诸侯分封制，在北京版图上分封了两个诸侯国，分别是召公奭燕国和黄帝之后蓟国。
《史记·周本纪》云：“封召公奭于燕。”这就是武王封燕，受封的是召公奭。召公奭是周天子的同姓宗亲，因食采地于召而称“召公”。封燕，是周天子对亲戚、功臣的分封，也是周王室对无土功臣的一次褒奖。从1973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得知，其所封的燕国都邑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
周武王分封的另一个国是蓟国，这是对黄帝后人的分封。周初分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上文提到的封建亲戚，作为王室亲宗，被封者“受民受疆土”，诸侯得到的是一块实实在在的、被征服的土地及人民，其封国也是全新的政体。另一种则是对先圣王后裔的褒封。所谓“褒封”，《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云：“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褒封的先圣王后裔与“无土建国”的燕封国截然不同，区别在于前者多是传承已久的邦国，实际有土有民，周王室只是名义上予以嘉封。
武王对先王如神农、黄帝及尧、舜、禹等后裔的褒封，意味着周王室承认了受封者的合法地位，并由此承担起庇护和扶持的责任；而对受封者来说，这表明从此成为宗主国的藩属，要听命于周天子，服事贡纳于周。周王此类褒封中，最重要的即黄帝后人的蓟。那么，蓟国在今北京何处呢？
据侯仁之先生实地考证，汉代广阳国蓟县就在今北京市区，具体方位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可知古蓟邑就在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
由此，燕和蓟代表了北京建城史的开端。
同在北京，但两国建国时间并不相同，只要考证了蓟和燕的建国时间便可知北京的建城时间。
关于蓟的建国年代，最早可追溯到黄帝之时。《水经注·湿水》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河，即于是处也。”此文指出，在黄帝集团从河北涿鹿南下后，仍于涿鹿之河一带留有族裔，而这可能就是古蓟国的由来。原因有三：一是先有黄帝发祥崛起于离蓟地不远的涿鹿一带。二是黄帝南迁后仍在当地留下了部分族裔。三是周武王于商末周初封黄帝后人于蓟。可见，蓟的始建年代可能早到黄帝集团南下中原之时，距今已有悠悠五千余载。
至于蓟国的下限年代，则晚不过殷商时期。这是因为作为褒封，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时蓟国早已存在，于是蓟的始建国年代势必早于武王所在的商末周初，至少可以早到殷商时期。
就目前所知，殷商蓟国的史料最早出现在商王武丁时期的殷墟卜辞中，时间约为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蓟国的历史记载既然出现在此时，它的形成也就只能早于或等于此时，而绝不可能晚于武丁。以此推之，蓟的始建国年代最晚也晚不过距今3200年前。
而关于燕国的建国时间，房山琉璃河1193号大墓的墓主人克被认为是召公奭燕国的第一代诸侯，经考古学鉴定，克的受封时间应在周成王的公元前1042—前1021年期间。这就是召公奭封燕的时代，距今约3000多年。
人们之所以习惯说“武王封燕”，是因周之分封皆出自武王的剿灭商纣，于是“归功于武王”。综上所考，前者比后者早了200余年。所以，北京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至3200多年前。
蓟燕双星熠熠生辉
黄帝后人的蓟和召公奭的燕，一个固守在今永定河东北，地处北京市区，一个崛起于今永定河西南，地处北京西南，由此形成了以今永定河河道划河而治的局面。此即北京市最早兴起的两座中心城邑，在周初的两类分封中，事关幽燕者各居其一，它们犹如“双子星座”，熠熠生辉。
蓟城位于今北京平原的腹心，对北京地区具有最强的控制力。在水利资源上，蓟城的条件更是无出其右。古人言，水利是古代城市兴废的重要因素，水源或水患可决定一座城市的存亡。蓟城，如《水经注》所述，城周水路纵横，永定河恰从其身旁流过，水源丰沛。但它又处在永定河洪冲积扇的脊背，地势较高，洪涝可防。
相比之下，西周燕国都城的水利条件则远不如蓟城，其水源来自太行山脉大石河，每逢雨季，河流直泻古城，不符“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原则。考古发现，今琉璃河燕都古城址的南部曾被大石河冲毁。正因如此，燕国放弃琉璃河古城北上迁都蓟城。燕国迁都之时，便是北京“双子星座”合二为一之时。
北上后的燕国迅猛崛起，在战国之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北京的历史发展开启新篇章。
史料和文物表明，蓟的历史贯通古今，逐步孕育出今天的北京。由此可见，足以代表北京起源的是蓟，和今北京有着最直接空间联系的是蓟，最能体现北京发展轨迹的也是蓟。蓟城发展的连续性，恰是北京历史生生不息的有力见证。
以上发展历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波澜壮阔。北京从距今3200年的殷商时期算起，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亘古不变、持续发展，实属罕见。
西安、洛阳、开封等华夏古都，都曾经历了断续起伏的发展过程；其他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基本上都兴起于公元5世纪以后，此前的古城多成废墟。原因何在？综观历史，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向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文明世界发起涤荡乾坤的大扫荡，使大多数古代城市和人类文明遭受了致命打击，甚而堕入了历史的尘埃。
始建于公元前753年的罗马城，在被原居黑海草原的东哥特人入侵后，全城遭受荼毒，仅余残垣颓壁。那座曾给古罗马人带来无限狂热和欢乐的竞技场，一时竟沦为采石场。在废墟中度过近3个世纪后，罗马城才得以复苏，于1871年重新成为意大利的首都。
再看雅典，作为爱琴海地区的文明古国，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有了可资稽考的历史。但自从罗马独裁者苏拉于公元前86年率军团攻陷雅典并残酷血洗后，雅典便长期沉寂。几经反复，希腊于1830年才建都雅典。
所以，无论是“永恒之城”罗马，还是“不朽之城”雅典，抑或是中国其他古都，大多已无法连缀起一部不间断的历史。
文明之光经久不息
燕国北迁后，征服了黄帝后人的蓟，将其作为姬周燕国的都城。蓟城本不大，但被燕国“接管”后，新燕都的统辖范围甚至漫及燕山南北。
公元前222年，召公燕国亡于秦。北京在秦始皇时期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破坏。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征服王朝毁灭被征服王朝的都城之例，可谓不胜枚举。崛起于西方的秦国征服东方六国后，下了一道毁城令，令秦军毁掉六国所有都城和宫殿，这在中华民族城市发展史上造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普遍性灾难。但因此前蓟城已被确立为秦国广阳郡的郡治，而且当秦始皇东巡时，蓟城还成了秦皇家驰道东北端的中心，成了秦皇东巡的主要驻跸之地，所以北京虽在毁城令之列，却躲过一劫，作为一座都市的功能并未消失。在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燕国贵族扶持赵人韩广在原蓟城范围内建立燕都，北京仍是雄踞燕地的通都大邑。
经历了险中有进，后来的北京逐渐发展成为大一统王朝的东北重镇，统治范围逐步扩大，东北方向扩展到了今朝鲜半岛以北，南至今山东。
西汉王朝建立后，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卢绾为燕王，蓟城成为封国之都。中间时或废国为郡，蓟城便是郡治，仍然稳居王朝东北方首府的地位。东汉时期，从开国皇帝刘秀拜大将军朱浮为幽州牧起，到东汉末年刘虞任幽州牧止，蓟城迄为幽州及广阳郡的中心。
三国曹魏时期，蓟城作为封国国都或燕郡郡治的地位一仍其旧。此后，正如《旧唐书·地理志二》所云：“蓟，州所治……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由晋至隋的蓟城一直是幽州治所。此期间时有封国，十六国的前燕慕容儁甚至在此称帝，这时的蓟邑更升级为都城。到了唐朝，蓟城改称幽州城，仍为州、郡治所，是幽州节度使、范阳节度使的驻节之地。
五代时，幽州城是后梁、后唐的政治、军事重镇，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还一度在此自立大燕国，以幽州城为都。后唐末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今北京遂于公元938年成为辽的陪都，称南京。公元1125年，金人占领辽南京，北京作为陪都之一，因位于中部，遂名中都。后来金朝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称金中都，北京成为金朝首都。
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城之后不久，1217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把汉地的统治大权交给了亲信重臣木华黎，木华黎遂以燕京为“都行省”，这里成了蒙古帝国进一步向中原扩张的大本营。此后忽必烈继大汗位，于1272年正式迁都于此。朱元璋灭元后，为了彰显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从此有北平之谓。明成祖拟迁都北平时改“北平”为“北京”，此乃今北京称谓的最早面世。明成祖正式迁都后北京亦称京师，至清朝相沿不改。
随着不断递升的阶梯式发展，蓟城从最初黄帝后人的邦国到召公奭的封国，再到整个大一统王朝的东北战略重镇、辽和金的陪都、金朝的国都，直至元明清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在地理位置不变，文明之光经久不息，城市地位逐次提升、发展轨迹连续不断的同时，北京绵延发展了3200余年，这在全世界范围又有几座城市可与之相媲美呢？答案不言而喻。
一座城恰如一个人，其内在的气质和气韵由贯穿始终的历史特性所决定。北京历史文化悠久，持续递进发展，充分证明这是一座极具强劲生命力的城市，是一座充满创新性、恒久性、进取性的城市，这就是北京的气质和气韵。
（作者简介：王光镐，原武汉大学考古专业主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府顾问团成员）
来源： 《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