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夫妇如何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
盖茨基金会正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但如果没有背后盖茨夫妇独特的愿景，这个基金会不会有今天如此强大的力量。
2018年3月，比尔·盖茨又一次站在讲台前。过去几个月里他发表了一场又一场演讲，在旧金山敦促制药商关注影响穷人和富人的疾病；在印度安得拉邦宣扬小农场的价值；在阿布扎比建议王储和太子党继续支持全球医疗行动；在克利夫兰建议投资建更好的学校。
此刻，这位排名全世界第二的富豪，也是最积极为穷人争取利益的盖茨身处尼日利亚阿布贾，演讲的主题也一以贯之：投资“人力资本”的必要性。会议中心位于总统府附近，在场者包括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政府部门也几乎全员出席，从立法官员到各州领导再到商界领袖。大家都准备好聆听这位通过名下基金会向尼日利亚慷慨捐助16亿美元的人演讲。
两个月前，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走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决定帮尼日利亚偿还欠日本的7600万美元债务，尼日利亚借该笔资金是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进展十分惊人。2012年，该国的骨髓灰质炎导致瘫痪病例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之后该数字已降至零。
但盖茨的演讲内容并非关于“继续做好工作”。相反，他告诉尼日利亚，虽然该国在非洲最富有，人口也最多，但仍有1.9亿人生活在危险边缘。盖茨表示，尼日利亚正面临“慢性的营养不良流行病”，尼日利亚儿童有三分之一长期营养不良，而且产妇死亡率排名全球第四高，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生孩子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尼日利亚超过一半的农村儿童读写能力欠缺。基层医疗系统“千疮百孔”。
盖茨的话还没完。他表示，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正迅速接近中上收入水平，如巴西、中国和墨西哥”。但从有意义的衡量标准来看仍然更像贫穷国家，人均寿命仅有53岁，比隔壁收入更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低9岁。尼日利亚正走向危险的未来，除非改变路线，开始为提升人民健康、教育和经济机会大笔投资。
“你们一直对我很客气，这么直言不讳也许不太礼貌。”盖茨向听众表示，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稍微改动了一点。但他解释说这从尼日利亚商人和亿万富翁阿利科·丹格特身上“吸取的教训”。丹格特曾告诉他：“'我获得成功可不是因为假装销售我并没有的水泥。’我深以为然，礼貌可能更容易，但面对现实也很重要，这样才能进步。”
第二天的头条新闻显示，该演讲让政府“震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主席，曾担任两届尼日利亚财政部长的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说，可能也只有比尔·盖茨才能做到。几年前，盖茨还在微软担任首席执行官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挑战政府领导人，例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针对微软的反托拉斯案中。1975年，盖茨与保罗·艾伦共同创立微软公司。
如今盖茨已远离微软时代，但仍然坚持坦诚风格。“他在尼日利亚这次就是，还是直言不讳的风格，” 奥孔约·伊维拉说，不过现在坦率的态度中融入了别的东西，一种明确目的驱动的感觉，相对温柔的热情。
近来人们说起63岁的比尔·盖茨，热情一词频频出现。就在上世纪后几十年，他还经常被嘲笑是个傲慢又没有灵魂的企业掠夺者。
一位朋友回忆说，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政府极尽热情欢迎盖茨夫妇。然而夫妇二人只想听当地普通民众说话。图片来源：Courtesy of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Prashant Panijar
雷·钱伯斯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慈善家，现在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战略大使，也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疟疾问题特使数年。他说，盖茨对全球医疗领域不管什么“问题的热情”，以及“对病患的同情”都很强烈。医生海琳·盖尔曾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五年，负责艾滋病、结核病和生殖健康计划，现任芝加哥社区信托公司首席执行官。她特别指出“坚定”一词，认为“该描述并不准确，太缺乏想象力。实际上应该是介于坚定和热情之间。盖茨这个人肩负使命，而且'无所畏惧’”。
如果你想知道如此长久的热情动力何在，主要原因其实藏在基金会的名字里，不过是除了盖茨的另一部分：梅琳达·盖茨。
如果说比尔的超能力是敢于向强权说真话，梅琳达的超能力可能倾听弱者的心声，而且能消化并分享秘密，往往都是残酷压抑的智慧。她语气温和，却又如教堂钟声一样振聋发聩。了解她的人都说她真正不可思议的本领其实是倾听的能力。
梅琳达今年54岁，曾在盖茨基金会工作的盖尔回忆起2000年代初与梅琳达前往印度，会见了受到艾滋病毒影响严重的群体，都是从事性交易的女性。梅琳达像往常一样，坐在地板上倾听。“他们当中许多人常年受周围人们轻视和羞辱，”盖尔回忆说，“她静静听在场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了解她们的生活，为什么沦落到用性换取基本的生存，还有外界人的倾听，听她们的故事，愿意拥抱她们，按照正常人的尊严平等对待她们意味着什么，当时的场景非常非常感人，”她说。
在莫桑比克情况也一样。盖茨夫妇前往偏远的农村地区，听当地妇女谈论对子女的期望，“以及对无法供养照顾子女的担忧，” 盖尔说。“梅琳达会坐在地上，跟女性谈论母亲关心的事情。她就是有跟每个人联系起来的超凡能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拉吉·沙赫也曾在盖茨基金会工作，经常与创始人一起旅行，但有一次比较特别：2005年12月前往孟加拉。政府竭尽所能欢迎这对著名的夫妇到访达卡，还把巨大的两人头像贴在机场路边广告牌上。然而，盖茨夫妇只想参观著名的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或者人们常说的“霍乱医院”。
该医院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在帮助腹泻儿童生存的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当时，”沙赫回忆说，“爆发了霍乱，我们也正好路过。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霍乱病床，都比较高，中间有个洞，上面有蓝色的防水布，原因很明显。”每张小床上睡一个孩子。“孩子们不停腹泻，”沙赫说。“病床下放着水桶接排泄物。母亲坐在孩子旁边，不停地喂口服液，一般是加盐和其他电解质的纯净水。”这种叫ORS的口服液可以防止孩子在腹泻期间脱水甚至死亡。
梅琳达坐在一位母亲旁边，帮忙用勺子喂孩子。这两位女性一个出生在达卡，另一个出生在达拉斯的中产阶级家庭，通过翻译谈论晚饭吃的东西。就在那一刻，沙赫意识到梅琳达真的能做到跟任何人建立联系。他在谈话中停顿了片刻：“我记得可能不够准确。但我只记得她说：'哦，我家里人也吃了米饭和豆子！’她就是这样，人们能以很特别的方式跟她产生联系。”
如果想看看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与易受感动的人们相遇会发生什么，看看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影响便可知一二。
从1995年1月到2017年底，二人旗下的慈善事业（连同早期的盖茨家庭基金会，2000年已并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金额已达到惊人的455亿美元。（我曾试探性地询问基金会，能否能给我一份成立以来每笔捐赠的会计报告。然后我收到一个41487行的电子表格。）
全球医疗专家认为，在450亿美元的捐助对象里，有两个其发起并一直支持的项目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际公私合作项目。第一项便是前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帮助发展中国家为7亿儿童接种了预防疾病的疫苗。第二项是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该基金通过社区伙伴关系，已为1700多万人提供了艾滋病毒逆转录病毒疗法，护理500万结核病患者，仅在2017年就治疗了1亿多例疟疾病例，此外还协助预防了数不清的三种疾病感染病例。（除各国政府，该基金会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赠者。）
盖茨的资金主要通过全球根除小儿麻痹症计划发挥作用，目前这种可怕的疾病已接近根除，全球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野外仍有脊髓灰质炎病毒活跃。1988年还有125个国家出现病例。
根除疾病的任务跟基金会几乎所有项目一样，运作成熟且由数据驱动。盖茨资助疾病监控人员经在热点地区污水系统中抽样检查，看是否有潜伏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利用数字卫星数据了解特定地区儿童数量，从而计算接种推广小组要走访多少家庭。
基金会还花费超过十亿美元，减轻古老且长期被忽视的热带疾病（NTDs）造成的负担，相关疾病可能引发失明、贫血到四肢肿胀等。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仍导致地球七分之一的人口患病。基金会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也不断推动农业创新。（比尔在搞怪又乐观的盖茨笔记博客上有一篇博文开头写道，“我从不掩饰对化肥的热情。”）
基金会还在美国发起了全国性关于教育改革的对话，背后有数据支持，也有大量投入的资金支持。（基金会每年花费3亿美元用于K-12学习，也在推广高效学习法。）盖茨夫妇还改变了家庭慈善事业的性质和规模，2010年与沃伦·巴菲特合作，说服其他亿万富翁在有生之年或在遗嘱里捐出至少一半财产。如今已有近200个家庭加入了名副其实的“捐赠誓言”。
“他们每个举动都会产生乘数效应，”有一次电话采访中，沃伦·巴菲特如此评价盖茨夫妇，数十年来巴菲特一直是盖茨夫妇的好友。后来他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5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B股，当时价值约16亿美元，从此自己的财富也实现了乘数效应。
“他们每个举动都会产生乘数效应。两人行动目标一致。”——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但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的影响还不只在金钱方面。巴菲特提到了之前的想法：“他们夫妇俩也有乘数效应，合在一起力量大。两人的行为目标一致，只是做事风格不一样，”他说，一边为自己一针见血指出本质笑起来：“他们直接就来找我，就这么简单。”
“他们很注重结果，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坚持，很多事都不会发生，”U2主唱博诺表示。他和盖茨夫妇一样坚持推动全球医疗卫生进步，发起的(RED)基金和ONE运动都获得了基金会资助。“从我的了解来看，他们对收入的唯一兴趣只在于能改变其他人的生活，”他补充说。“他们不求认可，只是不断坚持做事。就好比，他们搭好摄影棚又找好了摄影师，但太注重结果，有时有忘了让自己出镜。”
过去20年里，他们工作帮助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如果现在资助的研究能帮助预防治疗艾滋病、耐多药结核病、疟疾、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和流感，还能多影响数十亿人。如果提升妇女权力、提供卫生设施、促进农业和教育（以及提供教育机会）的工作获得理想的结果，造福世界更是无可估量。
正因如此，《财富》杂志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选入2019年全球最伟大领袖名单。说实话，入选只是一次，但两人的领导能量绝对是双倍的。
如果想更深入了解盖茨夫妇的领导风格，可以看看厕所的例子。
提醒一下，或许只是个猜测，但全球可能很少有人像比尔·盖茨一样热爱讨论马桶。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多达45亿人没有“安全卫生设施”，将近9亿人（大多数生活在农村）仍然在户外排便。其实既不需要自来水也不需要下水道，安全廉价又设施齐全的废物处理设施是公共卫生必不可少的部分。
为了强调该点，去年11月比尔飞往北京参加新世代厕所博览会，也再次发表演讲。在他旁边小一些的演讲台上专门放着一罐人的粪便，也是演讲主题的道具。“这么少的粪便里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亿个轮状病毒、200亿个贺氏菌和10万个寄生虫卵。”
虽然现场观众报以大笑，但小容器里确实有很多致命物。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算得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历史上似乎不断涌现的霍乱、伤寒、痢疾、肝炎和腹泻病流行已无数次证明。
厕所博览会展示了一些巧妙的设计，用比尔的来说是“近200年来卫生领域最重要的进展”，目前盖茨基金会已投入约2亿美元。
但正如3月底比尔和梅琳达在西雅图一次联合采访中解释的，重新改造后的马桶还代表着潜在更自由的意义。卫生厕所直接关系到女孩和妇女的健康，最终关系到经济能力。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适龄女孩当中有十分之一月经期间不上学，还有很多女孩出现月经开始后辍学。“想想一个孩子五、六天不上学是什么感觉，学业会落后多少，” 梅琳达说。有时暴力的威胁也会导致女性或女孩躲开公共厕所，而且因为通常由女性带孩子上厕所，该现象会产生连锁反应。
4月的梅琳达·盖茨在新发布的《提升时刻》一书中分享了不少故事，主要关于性别、全球卫生和机遇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必须在各种数据连接点之间划上线，”她表示。“如果不强调联系，如果我们只从人们健康的角度谈论卫生的重要性，”就无法深入理解错失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从工作中学到的是，一定要讨论性别因素，因为明确存在。”
事实上，梅琳达在发展中国家奔波20年后发现，几乎所有限制人力资本的因素都能以某种形式与性别联系起来。当然最明显的便是女性是否有权决定是否结婚与何时结婚，是否生孩子与何时生孩子。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女性无权在两方面做决定，也由此产生毁灭性和跨代际传递的后果。
梅琳达是一位践行信仰的天主教徒，她毕业于达拉斯一所天主教女子高中（还曾作为优秀代表发表演讲），但在推行生育计划，包括向妇女提供避孕措施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但驻华盛顿的联合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吉塔·拉奥·古普塔解释称，盖茨基金会在生育计划上的立场跟其他事一样，目标都是“满足未满足的需求”。
拉奥·古普塔表示，该项目并不是让发展中国家妇女少生孩子，“关键在于让妇女掌控生育权。女性希望有避孕措施，不想生太多孩子，但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工具做选择。”
填补这一空白不仅要了解社会、文化或宗教障碍，虽然都很重要。“梅琳达发现，向妇女提供避孕用品存在供应和补给方面的障碍。因此即便社会对相关想法态度开放，仍然存在挑战，”拉奥·古普塔说，他还为女孩和妇女创建了3D项目，关键在于提升经济能力。
性别方面还存在其他联系，比如出生选择与教育以及与儿童死亡率的联系。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休·德斯蒙德-赫尔曼博士说，如果要看5岁以下的孩子存活率，“对儿童健康最大决定因素之一便是母亲的教育状况。” 他是一名内科医师，也曾担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
2003年莫桑比克曼希亚。“梅琳达会坐在地上，跟女性谈论母亲关心的事情，”一位同行的朋友回忆说。“她就是有跟每个人联系起来的超凡能力。”图片来源：Courtesy of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Barbara Kinney
“因此，虽然现在全世界很愿意投资于男孩和女孩教育，实际上投资的是母亲的未来，以及孩子的健康。”
梅琳达曾在杜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后来在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接下来九年里她一直在微软研究与性别障碍有关的数据。如果需要有些尚未整理的数据，她便通过基金会申请。但她主要还是通过人际交流学习，也是一种潜移默化。她听印度自助团体的妇女说话，与孟加拉国到印度尼西亚的各地女孩和母亲交谈。她跟当时17岁的女儿珍在坦桑尼亚小村姆布尤尼过夜，住在马赛人夫妇的“山羊小屋”里，由此了解另一种生活。她跟儿子罗里在马拉维的寄宿家庭里也一样。
“基金会成立之初，性别问题并不是着重考虑的问题，”梅琳达说。“但我想说，过去六、七年里我们已经真正开始讨论性别问题，也切实投资确保真正解决问题。”
性别与全球健康和机遇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梅琳达的新书《提升时刻》的主题，该书于4月首次出版，其中记述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故事。
但该书真正的主题似乎是乐观主义，也是盖茨做所有事的态度。比尔和梅琳达认为，有无限机会解决拖累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从而“迎来人类的提升时刻，”梅琳达在书中写道。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比尔和梅琳达都抱有极具感染性的乐观情绪，认为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渣打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表示，目前他担任全球基金执行董事。“人类在创新、思考和寻找做事方法上能力巨大。如果跟盖茨夫妇相处就会发现，他们总在说，'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认为这种转变拥有惊人的催化作用，也很鼓舞人心。”
盖茨夫妇都承认积极看待事物的态度对完成使命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公开演讲时都会提到。“乐观是我们工作的基础，”3月梅琳达在西雅图接受采访时告诉我。“我们一定要认清世界上事情的真实情况，认真了解并认真倾听。但也要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们就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因为一定会变得更好。”
“比尔和梅琳达都抱有极具感染性的乐观情绪，认为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全球基金彼得·桑兹
梅琳达说，与2000年出生的孩子相比，今天出生的孩子5岁前夭折的可能性已降到一半。世界上最穷的地方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贫穷。“我们一定要坚持进步的信念，帮助其他人坚持信念，这样就会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上路。你看，我们的旅程并不孤独。举个例子，如果想制造新疫苗或发明新技术造福人类，就需要很多很多合作伙伴。”
比尔插嘴说：“我想说，现在乐观主义尤为重要，因为当前有种保守倾向（从政治上来说），各种机构的信任度下降了很多。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很长时间，”他说。“我们研究艾滋病毒疫苗已经超过15年，想成功估计还得10年，所以一共得25年。如果一切顺利，消灭疟疾也还需要2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1988年开始，但2000年我们才加入。这是个漫长的旅程。”他说，想让人们承诺很有挑战，尤其是某些项目的影响距离很多捐助者的日常生活很遥远时，比如清除疟疾的项目。“乐观，”他说，“是吸引人们参与的关键因素。”
“是的，我们必须相信未来的可能性，”梅琳达补充道。“这并不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而是现实的乐观主义。我们在努力设想未来，正如领导者为公司或其使命设置未来愿景一样。对我们来说，使命就是让所有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
关于乐观主义的说法在卢旺达已经有些很有力的证据。四分之一世纪前，一场种族灭绝将原已十分贫穷的东非国家一分为二，所以想研究可能性的话卢旺达是个好案例。在前卫生部长阿格尼斯·比纳格沃医生等人的领导下，卢旺达在医疗基础设施、基层保健、大规模儿童疫苗接种和孕产妇保健方面稳步投入。
多年来，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基金和健康伙伴基金会之类机构一直投入大笔资金支持，其中健康伙伴基金会由多年在卢旺达生活的保罗·法默联合创立。但很多创新和策略都来自本土。与此同时，儿童死亡率已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高降到最低。
该转变非常惊人，连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教授、结核病治疗著名先驱法默也专门成立学术中心研究，该中心名为全球卫生公平大学。（比纳格沃任副校长。）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政府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合作投资的真实例子，但通过投资年轻人真正推动未来发现，”德斯蒙德·赫尔曼说。“不仅卢旺达如此，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和其他地方也一样。”
“我们一定要认清世界上事情的真实情况……但也要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梅琳达·盖茨
但盖茨和几乎全球所有卫生专家都表示，该工作必须持续下去。令人清醒的事实是，卢旺达和尼日利亚一样处于危险边缘。如果抗击疟疾、结核病、艾滋病和热带疾病的努力缓慢甚至限于停滞，疾病病例不会保持稳定，而是会上升。下一代的孩子们也会失去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10月举行的三年一次筹资活动上，盖茨夫妇如此努力为全球基金提供捐款，还有之后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补充资金。两家机构都是盖茨基金会的分支，二人花了很多慈善资金支持类似的医疗项目。
“他们生活中的选择很多，”沃伦·巴菲特说，“现在他们不仅花很多钱，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仔细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