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等待——悼苏国勋大哥

那一夜的等待

悼苏国勋大哥

趙越勝

又是一个噩耗，苏国勋大哥走了。我与他相识三十年，总称他苏大哥。天地依旧，街市太平，而对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已是告别的时刻。前年老朱走，前不久沈公走，今天苏大哥也走了。

2013年我去潘家园苏大哥家里看望他，在他家盘桓半日，谈了多少前尘往事，谁知那竟是永诀。临别前他赠我四卷《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又引我到他书房，指着书架说，随便挑。我推辞，但他坚持，于是选了一册《亚里士多德传》。临分手前，我知他不久前髋骨刚动了大手术，行走不便，力劝他不要下楼。但他坚持，说，顺便去溜溜狗。于是牵上他的爱犬，慢慢地陪我下楼。又在车站一直陪我等，直到车来，与他击掌而别，说好巴黎见。车缓动，我见他牵着小狗，蹒跚而去，想起他往昔行走如风的样子，刹那间泪涌眼眶。黯然销魂，唯别而已。但那日情伤，莫非暗示此一别当永别？

苏大哥早我一届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后来我们都是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人。他的导师贾泽林先生是我们的室主任，他的研究专题是苏联哲学，我们的专业不搭界。我与他熟识，是在西安现代外国哲学年会，那一次北大外哲所的研究生和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第一次相见。我们与嘉映、正琳结识，对双方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撞击。会议期间似没聊够，返京的火车上仍聚在车厢中彻夜长谈。苏大哥那时烟抽得凶，漆黑的车厢里，纸烟点燃的那一点殷红，映出他紧张思索的脸，双眉紧蹙，透出一点痛苦的神情。后来熟悉了他的性格，知道他真的有一种悲剧感，他内心的痛苦来自尘世的日常操持与天国的超越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他说，托尔斯泰作品中最打动他的人物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还说，“人就是在生活与忏悔间挣扎”。苏大哥学俄文出身，对俄罗斯文学艺术，浸淫甚深，身上免不了俄国知识分子惯有的救世与赎罪的冲动。一次我们同游八大处，在蜿蜒的山道上谈得热烈，我们谈哲学、诗歌、音乐，在争论美与宗教的关系时，苏大哥斩钉截铁地给我下了个断语，“越胜，你最多走到美，宗教一层你是进不去的”。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因为你没有痛苦”。苏大哥不在了，我闭上眼就能看到他那张脸，热切却不迷惘，痛苦却不绝望。

八十年代前几年，我与苏大哥走得近，他喜欢和我聊音乐，讲起大学时代每天晨起，在操场用俄文背诵普希金，常常随口就背几句给我听，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背诵莱蒙托夫的《帆》：

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

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而它，不安地在祈求风暴，

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他当然是用俄文背，我听呆了，音韵美极了，他说年轻时曾满怀“祈求风暴”之心，现在他想安静下来，“但难啊”！他摇头叹息。苏大哥骨子里情怀浪漫，所以祈求风暴的冲动也正常。他告诉我，1956年，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他为了买票，搬着个小马扎，在剧院售票处外坐了一天一夜。他讲到终于买到票时的兴奋，大声说，“噢，那一夜的等待……”。有这种追求的人，能不祈求风暴？所以，他能和我们一起在庐山的暮色中起舞，在初现的星光下高歌。

苏大哥家住后海西沿小翔凤胡同，我住南锣鼓巷炒豆胡同，他从社科院回家必从我家门前经过，他有兴致时，会来找我坐一会儿，聊聊天儿。一次，聊完了，我送他回家，他推着自行车，我们走着，依旧说个不停，不知不觉沿着地安门大街，过了银锭桥，竟一直走到了苏大哥的家。聊兴未尽，他又执意陪我走回炒豆胡同，我不忍让他一人回家，便又陪他往回走，结果出门时夕阳还在钟鼓楼上闪耀，回家时再过银锭桥，已见月挂泣柳，一池银波。

说起来，苏大哥对我是格外宽容，我总爱和他开玩笑，逮着个事儿就要挤兑挤兑他。朋友们都知道，说我没大没小。苏大哥在小翔凤胡同的房子，是最典型的老北京普通民宅，门脸儿不大，门上的漆几乎脱尽，露着原木，进院有棵枣树，遮住大半个院子。苏大哥住西屋，房子单薄简陋，仅一间15-6平方的屋子，家具极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紧靠屋子两侧。两床之间挂着一方布帘，权作分割。那会儿小醒已是个半大小子，苏大哥居家却如此局促，让人看了心疼，也似乎明白苏大哥为何时不时双眉不展。想起常常拿苏大哥的家庭生活开玩笑，真是不知轻重，更念苏大哥的宽厚，哪怕玩笑开得过份，他也至多苦笑一声。2006年底，我第一次回国，给他打电话想去看他，但不巧他正忙搬家，说小醒工作得不错，买了房子，已经装修好，等安顿定了，再请我去。随口聊几句房子的事儿，他说现在房子大了，已不是小翔凤胡同的局面，言谈中透着欣慰，听得出他还记得我拿小翔凤胡同的房子开他玩笑。

苏大哥爱酒，量也不小，喝得稍高就爱说心里话。一次他在我家喝得高兴，跟我直言，说，我刚到室里的时候，他特烦我。因为我跟他初次见面，问他做什么专题，他说苏联哲学。我随口一句，“苏联有哲学吗？”，苏大哥说他瞪了我一眼没说话，心想，这小子忒狂。后来处久了，才发现我其实挺老实的。后来甘阳闹起了编委会，推苏大哥做副主编，他和甘阳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起争执，总爱来找我抱怨。我一贯向着他，安慰他。

当时，我们在黑山沪嘉映那里，每月一次讨论会，苏大哥是参加者之一。在学术上，他是个极认真的人，他说他最怕“学术上的野狐禅”，所以他后来转搞社会学，对韦伯情有独钟，恐怕韦伯“学术之为志业”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那时他在讨论会上谈的问题，我记不清了，但却忘不掉讨论结束后，在河边散步，大家随意高歌时苏大哥的表现。他爱唱，用俄文唱，唱《叶夫根尼·奥涅金》中连斯基的咏叹调“青春啊，我的青春”。他嗓子不算好，但音准，到高音上不去，就改念歌词，一样的投入，一样的动情。苏大哥长我十几岁，但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就像个年轻的“老大学生”，敏感、热情、执着，对我这种小兄弟还格外宽容。当然，还有些纠缠不清的痛苦。苏大哥曾说，他有强烈的宗教感，所以总记得住谦卑两字。难怪他理解聂赫留朵夫。现在他离开我们了，让我用耶稣基督的话送他吧：

“那谦卑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2021年2月1日于巴黎

中文最早的韋伯思想引論：蘇國勛著《理性化及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