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古史分期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讨论中绽放最绚烂的一朵。《文史哲》自始至终是这场论争的重要阵地，主编杨向奎先生更是讨论中的一员猛将。《文史哲》1957年第5期发表的杨先生《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一文，则是这场热闹的学术讨论中所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古史分期论争的暂时衰歇，除了外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学术内部的发展脉络：过度依赖外来概念的宏大论述，显现出削足适履、自说自话的弊端，事实上已难以为继。以此而言，杨先生本文不仅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极盛而衰的标志，同样也预示了后来古代史学界重回乾嘉的倾向。
作 者 | 杨向奎（1910-2000），历任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经学研究工作，著述丰厚。
原 载 |《文史哲》1957年第5期，第63-64页
近几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若干研究，得有许多成果，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提出来了，大家明确了一些看法，知道彼此的分歧点所在，我们不能抹杀这种收获，没有问题的提出，也就没法解决问题，如今问题是提出来了，大家摊了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来研究了。
首先我想，近来有关社会性质的文章，有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大家喜欢作大的，无所不包的上下千年的文章，而少有解决具体历史事实的著作，一边无所不包地从上古讲到中古，从中国讲到外国，什么问题全谈到了，也许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作风，要从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实下手，许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看起来好像常识问题，问起来大家还是茫然。对于具体的问题茫然不解，而说我已经明确了当时的社会性质，这正如“瞎子断匾”的故事，匾还没有挂起来，他们，一些瞎子们，就在争论是些什么字了。不妨从古代说起，我们常常提到公社问题，认为这是古代东方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特点，但究竟中国古代的公社是什么样子，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公社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大家全没有谱儿的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彻底的研究。童书业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的与苏联专家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内容是丰富的，但他说道：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中国的“公社”，在早期，似乎也属于奴隶制的性质。例如古代苏美尔和中国殷代的公社，似乎就是属于奴隶制性质的。……但两河流域从巴比伦时代起，中国从西周时代起，“公社”的性质已经变了。换句话说：奴隶制性质的“公社”已经转化为封建性质的“公社”了。
这段话一开头还很慎重，说殷代公社“似乎”是属于奴隶制性质的，但后来就肯定了，说西周后就变作封建性质的了。究竟什么是殷代的公社呢？现在中国古史与古文字学的水平，谁也说不出来。有人也许说“殷代”的“邦社”就是一种公社，弄过古文字学的全知道这是误解，“邦社”是一种祭祀的礼仪，而不代表一种土地制度、生产组织。我们到哪里去找殷代的公社呢？公社我们还没有找到，就肯定它是什么样子，又肯定它什么时候变质，岂不是言之过早？宗周的公社大家全以井田来说明，偏偏宗周的可靠记载不谈井田，而是较后的记载大谈特谈，这是为什么？就是关于井田我们知道的也不充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大家还在说“公社，公社！”但公社在哪儿，我们应当来一次捉公社运动，首先捉到它，再研究它，然后肯定它，我们不能当对象还没有捉到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它的一切！
第二，我们谈谈奴隶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弄清楚的概念，奴隶的定义，我们清楚了，但中国古代史上哪一种人相当于奴隶阶级，更具体地说奴隶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哪几个字来代表？甲骨文中说成“奴”字的字，并不是“奴”，而“隶”在古代也并不是我们之所谓“奴隶”。“众”是不是奴隶？“徒”是不是奴隶？大家全有些茫然，有的结论也是自己的主观结论。我们连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奴隶还搞不清，如何来谈奴隶社会的问题？“农奴”在中国史上更没有见过，但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会有农奴或近乎农奴的一种人。这类农奴或与农奴近似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术语上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指出“部曲”和“庄客”来，就是部曲和庄客我们也没有搞清，而且说还有好些地位近于部曲、庄客的人。这些基本概念，有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还没有搞清，我们怎样来给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下结论。第三，说起来是笑话，事实的确如此，比这更糊涂的问题，莫过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生产力的估计了。有人一直把两汉还估计得很低，有人就估计得很高，中间的距离可以相差几千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距离，主要对于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还没有弄清。没有弄清的程度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耒是什么样子，耜是什么样子，究竟是什么做的，虽然我们口头上说“耒耜”已经不知道若干年了。最近杨宽教授寄给我一封信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也认为应当“从各方面做深入和细密的研究和分析。我很想从事于此，对于西周每一个问题探索一下。”杨先生指的路子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对每一个问题探索一下，然后才能解决综合的社会性质问题。杨先生在他的信内又提到：从中国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我认为春秋时代已相当于欧洲九、十世纪的水平，战国时期已达到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的水平，铸铁技术的发明，三圃制的推广和年年耕种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量等，都足以证明这一点。铸铁技术在欧洲是十四世纪才逐渐有的，这是冶铁技术的一大进步，这一点在考古学上已有肯定结论。三圃制在欧洲开始于第九世纪到十一世纪才逐渐推广，农业生产量，在欧洲十一世纪时只有下种量的五倍到六倍，而我国在战国初期（根据李悝的话）已远远超过这个倍数，把它说成奴隶制社会，是无法说得过的。
这当然不是杨先生的结论，只是他提出的一些看法，但这里要包含多少问题啊！我们要谈历史上的生产量问题，必须明白当时度量衡的制度，同时当时的田亩制度也需要清楚，比方说西汉初还存在着不同的亩，大小不同的亩（现在还有种种亩，山东一省至少有三种亩），究竟哪一个地区是什么亩，我们必须搞清，然后才能谈到产量，而亩数大小又和丈尺长短分不开、步数大小分不开，这些问题搞不清如何下结论？
许多意见上的分歧，主要是一些具体问题没有解决，不解决具体问题而给综合的社会性质下结论，势必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有些同志也在争论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理论问题呢？还是史料问题呢？其实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史料问题。没有史料的理论，还不是教条；而有材料没有理论的结合，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样就势必把理论和史料结合起来，而结合起来的理论和史料又必须从分析具体问题入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样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忘了这种指示？我们可以说脱离开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打算解决历史分期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我们不应当再这样做了。我知道有许多位史学专家正在埋起头来做具体问题的分析与研究，有的在研究公社问题，有的在研究土地问题，有的在研究奴隶与农奴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解决也就水到渠成了。
当我们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时候，还不要忘记，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是一个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才能加速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有关中国古代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的前人已经作出许多结果，在两部经解中，在史学丛书中，在许多笔记札记中，他们研究和分析了许多问题，我们如果善于利用的话，可以省去许多时间而获得更高的成果。忘掉我们的遗产是虚无者的态度，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他们！我们几位朋友在谈天，觉得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过去成果的话，好多争论可以没有，好多功夫可以省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