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渊义塾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正月，淮东张士诚起义，连克高邮等地。此前，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虽然元军大举反攻，致使天完红巾军等连遭挫折，一度扭转了颓势，但曾经横扫欧亚、拓展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大元帝国，已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了。

也就是这一年九月，某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浙南龙泉县七都一个偏僻的村落浆安村（现八都镇四村），一座义塾宣告落成，它的建造者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乡绅章溢。章溢曾师事本地的大儒王毅（字刚叔），王毅为颇具盛名的北山四先生之一许谦的门人，学富五车，深明理一分殊之旨，曾被荐至朝廷，却辞官不就。

章溢

站在义塾的大门前，望着这座凝聚了自己十余年心力的宏大建筑，章溢可谓是如释重负、心旷神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了却了祖祖辈辈的夙愿：期望借此培育人才、清正民风。古人赞誉龙泉“山川雄秀，必产英才”，宋天圣至咸淳年间，仅进士就多达240余名，“绾章绶，著声绩者更仆难数”。

然而龙泉一直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这里山高河险，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有的达二三百里，即使是最近的，也有将近一半的路程。乡间子弟没有求学之所，这也成了章溢祖辈们的一块心病。他们曾先后谋划创立桂山、仙岩两处书院，因为没有土地、田园、房屋等不动产，不久都废弃了。

桂山书院于宋端平年间由里人张奉仪建于县西严垟，元代，释褐进士张宏孙任山长；仙岩书院于宋咸淳年间由邑人章公权所建，院址在浆安，元至元中，并入桂山书院。据史料记载：章公权，字行之，号仙岩。

淳佑元年进士。十二年，历官承直郎，新除太学正。累官知连州。以其地位和财力，书院尚且难以为继，足见办学耗资之巨。随着元朝定都大都，施行严分等级、轻视儒士的政策（时有九儒十丐之说），仕进无门，士多废学，更是文风不振，亟待聿兴文教。

创办义塾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每每提及，都难掩辛酸与苦涩。宋濂的《龙渊义塾记》载：章溢深以为忧，和众人商议说“没有田产就没有书院了，怎么可以呢？”于是节约日常的花销，用节余的钱财购买田产达一百五十亩。章溢自撰的《龙渊规约》则更为形象：“于是与诸子躬耕于新丰之郊，十余年间，铢积寸累，始得置田建塾。”

也就是说不辞辛劳、节衣缩食十余年，才有了足够的积蓄，于是散尽家财，开始建造义塾。期间，章溢还得到了妻子家族人的鼎力相助，陈京（字伯大，官至雅州知府）兄弟闻讯，用曾祖父适斋先生所遗留下的二百三十多亩田地提供援助。适斋先生陈君得，为乡里的先达，清标雅望，高文伟政，其子孙也承续了这种家风。

万事俱备，章溢择地官山的北面，创立了燕居来供奉先圣孔子，先师颜回享受配祀，春秋持菜祀先师。旁边排列四斋，分别取名逊敏、知通、敬乐、博约，作为生员的居室，犹今之教室。

后来又开辟了正义堂，每月月初、十五日则鸣鼓，聚集众多贤士来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在书院前建造大门，上书“龙渊义塾”，用青砖铺路，使东西通达。书院四周灌木丛生，修竹林立，前后蔽荫，亭亭如盖，十分繁茂。此时的龙渊义塾，书声琅琅，弦歌不辍，翰墨生香……

往事越千年，龙渊义塾早已片瓦不存，遗迹无处可寻，我们也无法想象它曾拥有的规模与气势。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义塾作个简单的介绍：义塾、义学，大多为地方富户或宗族出资自办，也有本地或本族人在外发迹后出资在家乡创办，招收本族或同乡邻里入学，延请当地或本族品学俱佳、素有名望的文人为师。

义塾的本旨就在一个“义”字，注重的是好学不倦、学有所成。对于学业长进者，每月有奖赏；才华出众但家境贫寒的，则资助其以成学业；那些不遵循教导的，就惩罚他们。三百多亩的田赋出入收支，由主持私塾的人全权负责。每天的用度都有记载，一月一考查盈亏，每年两次一轧账，有节余的就另外存贮起来，更多地置地以扩充产业。

由此可见，龙渊义塾建立了一套规范有序、奖罚分明、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掌管事务的人员也是恪尽职守，一分一厘都用之有度。章溢也不忘陈京兄弟的乐善好义，特意在石华、象溪两地设立别的私塾，用来教育陈氏家族中年幼的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了，再到龙渊义塾学习。

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王毅的得意门生之一，章溢深受恩师影响，志在圣贤之学。“入吾塾者，当以孔孟为师，颜闵为友，所读者，六艺之科，诸子百家之异户，勿攻也，所履者，六德之教，权谋术数之偏说，勿习也。”态度极为鲜明：《四书》《五经》乃为正统，诸子百家等则被视为奇门异术，一律排除在外。

他还谆谆告诫学子们要潜心向学，不要急于从政当官，读书、著文切不可急功近利，要锲而不舍，循序渐进，明悟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仕所以行其学，学未成而遽从政，所谓五谷不熟，无以实囷仓也；文所以明其道，道未明而溺于文，所谓组绣虽丽不如布帛之适用也；此无他空，皆为吾心之蠢也。”比喻形象，语言晓畅，今人读之，仍值得引以为鉴。

章溢早年拜王毅为师，研习经义，后逢红巾军乱，师徒组织乡兵抗击自保，朝廷论功行赏，章溢坚辞不受，兴办义塾后退隐匡山，结庐“苦斋”，砺心志、养德行。后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殊功。其富有传奇色彩的跌宕一生，正是对这一学说最好的躬行与阐释。

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得知此事，非常赞赏，在郡内下令免除学田的赋税和生员的徭役，使他们没有什么要上缴的。石抹宜孙也师事王毅，与章溢、胡深等为同门弟子，交情笃厚。更为难得的是石抹宜孙饱读诗书、谦恭下士、体恤庶民，在处州百姓中深孚众望。对于章溢重学兴教、不计名利的义举，他从官方层面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根本上解除了办学的后顾之忧。

章溢后来将列出的条款依序刻写在石碑上，又担心后人不能够坚持执行到底，就特意派人请至交好友宋濂（两人与刘基、叶琛一起被朱元璋尊为“浙东四先生”）撰写了《龙渊义塾记》，文风质朴醇厚，详实记录了兴办龙渊义塾的初衷与经过，结尾处告诫章溢的子孙们应当时时刻刻把继承章溢的志向（办好义塾）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要贪图富贵而聚敛钱财。不要在人们中间搬弄是非而引发争端，不去培植朋党互争高低，更不要亲近行为不端之人，败坏了这个训诫。其言恳切，其情殷殷。

邑人感佩章溢的仁义高风，也仰慕宋濂的文才书法，由陈源（今属八都）人何清将《龙渊义塾记》刻写在石碑上，此为宋濂仅存的隶书作品，行笔劲健，章法严整，气韵恬适，功力毕现。石碑高193厘米，宽93厘米，厚13厘米，立于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甲子。

龙渊义塾在清代就已毁坏，后人在旧址上发掘出石碑，后移至城里的培文义塾（今老剧院旧址），民国时八都乡绅吴梓培曾向县政府要求移回八都，不了了之。后因种种原因，不知所踪。1981年县汽车站基建时发现此碑，使其重见天日，现收藏于九姑山龙泉市博物馆。

静立一隅的石碑，无声地述说着前朝往事，虽然右上角损毁，有的字迹已不可辨识，却抹不去那段久远的历史。民心如碑，七百年之后，依然铭刻先贤功德，巍然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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