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呓语《古诗十九首》】之二十二： 浮思䋈语之 ——《古诗十九首》之社会中上阶层婚恋观透析
《古诗十九首》中人物的称谓变化，器物使用、情趣爱好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流俗之变，揭示出社会阶层之分，其特定的语言环境，更投射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涵养、婚恋观念、价值追求等。
（一）上流社会的婚恋观
《西北有高楼》、《冉冉孤生竹》两首诗，一男性写作视角，一女性口吻陈述。在人物称谓上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杞梁妻”—“歌者”—“知音”；“君”—“夫妇”—“贱妾”。两首诗从不同层面真实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层的婚恋观念，揭示了男女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暗示社会流俗的逐渐改变。
将《西北有高楼》、《冉冉孤生竹》两首诗判定为描写上流社会阶层生活，在诗歌文本中是有迹可寻，有据可依的。
就《西北有高楼》一诗所描写的居住环境而言，西北高楼“上与浮云齐”，住房风水独特，建筑高大巍峨。从其楼之位置、之高度上看，暗示非寻常人家居处。诗中铺排建筑之华美，“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非贵族王公莫属。能居住于此之女子，既弦能歌，非贵族教养不能孕育其才华。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即确证出《西北有高楼》的主人公为曹植与甄氏。
《冉冉孤生竹》一诗中提及“轩车来何迟”。杜预在《左传注》：“轩，大夫车。”“轩车”这一交通工具，非高门豪族不能有此豪华派头。其“千里远结婚”的事实描述，愈加佐证其贵族权门背景。古之能达至千里之外缔结婚姻的，非富即贵。富者，有远游结识缔结婚约之可能；贵者，有千里权门联盟之必要。譬如寻常小户人家，既无远见，又乏远识，更无游资来支撑远游。其婚姻缔结不过是求知根知底，多是左邻右舍，远不过十里八乡。空间的阻隔对于婚姻来说，是一很大障碍，古今皆然。然而能让爱情与婚姻跨越空间的阻隔，无非有钱、有权两条件。诗中所谈及“轩车”，即是钱权标的物。
《古诗十九首》里提到“车”另有四处。《青青陵上柏》“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回车驾言迈》“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凛凛岁生暮》“愿得长巧笑，携手同车归”。
考究这四首诗，基本也可以判定诗中主人公之生活境遇，绝非普通寻常人家所有。《青青陵上柏》，能以“游戏”之姿出场宛洛繁华都市的，用脚趾头都可以想见其人非富即贵。《回车驾言迈》一诗，大谈“盛衰”，时讲“长寿”，又说“荣名”，是寻常百姓么？《驱车上东门》，能知“贤圣”，能追“神仙”，能“饮美酒”，能“被纨素”，是寻常百姓么？《凛凛岁生暮》，能玩出“锦衾遗洛浦”之风流韵事，能得佳人“携手同车归”之美事，是寻常百姓么？如此深究细品下去，《古诗十九首》里哪里寻得出贫穷的痕迹，贫穷多与无知无识相勾连。现实世界，既无贫穷之生存空间，更无贫穷之话语权存在。
接下来，我们细辨这两首诗里呈现出的人物称谓：“杞梁妻”—“歌者”—“知音”；“君”—“夫妇”—“贱妾”背后隐藏的婚恋观念、男女性别价值取向和社会流俗。
《西北有高楼》里男主人公的慨叹：“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很显然，杞梁妻，即为偷听者的男主人公心目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针对“杞梁妻”这一女性画像，历来注家如下陈述：
琴操曰：“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
何焯曰：“《水经注》引琴操曰，'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张云璈曰：“崔豹《古今注》云，乐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
通过以上注疏之增损变化，我们可以归纳出不同时代不同讲述者的杞梁妻形象的转变：
1. 琴操：重点描述杞梁妻之言之行，赞叹其以死明志的品性，强调其贞节。
2. 何焯：详写杞梁妻援琴作歌的内容，强调杞梁妻的才华与悲伤。
3. 张云璈：讲述杞梁妻之贞操事迹，强调感人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同一人物在不同朝代不同讲述者那里，其价值侧重不一。《西北有高楼》里的男主人公心目中的杞梁妻形象如何？通过对诗歌文本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写“杞梁妻”时，重点写悲，悲其形单影只；强调其哀，哀其慷慨独赴；反复写曲，突出其卓越才华。诗人识曲听音，见中曲徘徊，知一弹三叹。
在诗歌文本描写下，诗人本人与男主人公、杞梁妻与演奏《杞梁妻曲》的歌者，两两之间至少搭成了三重的价值认可，取得某种一致性：弦歌者借“杞梁妻”抒怀；诗人借偷听的男主人公抒怀，借弦歌声抒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苦”境与“知音稀”构成了共鸣的基石。唐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与江州司马之元型出于此。“高楼”成为弦歌者与听者无以逾越的巨大障碍，故结语有“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愿”字坐实客观现实的冷酷，现实的翅翼何能高飞达之超越？
《西北有高楼》一诗借助男性视角，勾画出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理想婚姻模式：妻须才华与品性兼具，要当得起夫之精神伴侣，彼此心意相通，即所谓“知音”。《西北有高楼》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上流社会对夫妻二人之相对平等关系的理想追求。但同时必须明确：于当时之现实，这仍然只是一种理想，于今，当然也只能是一种理想。
如果说《西北有高楼》给我们展示了古代上流社会理想化的婚姻关系，那么《冉冉孤生竹》一诗则提供了上流社会的现实婚姻样本。诗歌文本无处不展现了男女关系的不对等。其叙述是以女性视角展来。
诗歌首以“孤”字定调，“结根泰山阿”，道出门楣地位高下之别。接着将男女关系比附为“兔丝附女萝”。其“附”字，直指女性现实之卑微。女主人公借兔丝强调“生有时”“会有宜”，其“时”“宜”两词，委婉提醒丈夫的应尽义务。很显然，此正因为现实中夫妇之“会”遥遥，有“隔”，“过时”，故才会有此一说法。女主人公幽怨丛生，有“轩车来何迟”之叹，有“伤彼蕙兰花”之慨。究其根柢，还是在于婚姻现实中两人关系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在地位方面体现明显。
诗歌文本中，女主人公才具与容貌模糊，其唯一可称道之处，即为“德性”。咸阳刘光蕡古愚在《古诗十九首注》所言：“《冉冉孤生竹》此初有所约而终相见背者自抒其怨思也。情则缠绵悱恻，词尤温柔敦厚。通首无一句咎人语。”注意，全诗无一句咎人语，可谓温柔敦厚的女性典范。但实际上，女性的这种“性情”与“高节”，对于男性而言，当属婚姻中的添头性质。譬如“杞梁妻”，其才具外显，用情专一，故而其慷慨赴死之行为，方为人一诵再诵。试问，一丑妇，无才具，惟余德性，那么，即便让其死上千遍，也断乎无一人称道，其可颂可歌之事迹必湮没于历史之尘埃。
如此，《冉冉孤生竹》最后二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方生出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这亦是《简爱》何以能成为世界名著之原因。它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现实拷问：一个不美的女性，有没有资格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简爱最有力量的体现，即为拒绝成为表哥道德追求下的工具性伴侣。
一个女子，若无容貌，也无才具，惟以德可取，那么只能委曲方能求全若是。“温柔敦厚”本身的价值即下降为无用之代名词。男女性别价值的不对等立时在此刻凸显。女性最终只能沦为谦卑无比的“贱妾”。“贱妾”这一现实标识，抽取掉女性独立的价值内核，让其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
通过对比《西北有高楼》与《冉冉孤生竹》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中所呈现出的上流社会婚姻观，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与交集。一个亘古不变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那就是上流社会对女性的各方面要求可能更高。品貌、才具、性情，缺一不可。
（二）中产阶层的婚恋观
《古诗十九首》里，关于中产阶层婚恋观的描述，我个人以为，充分体现了其时婚姻样本的多样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多样化。
其一，以《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为代表的婚恋样本——充分展现经济实力雄厚的富豪型婚姻状态。
《青青河畔草》甫一出场的女子，其视野开阔，所住河景别墅无疑。有园、有楼，女子妆容精致，闲来无事，登楼当窗牖，出素手。相较《迢迢牵牛星》之职业女性河汉女，其富贵又显轻佻，难免为后人所垢病。其自述往昔之职业，本为“倡家女”。一个见惯灯红酒绿，听够急弦繁歌，食尽人间烟火的人，自是个会消遣、懂享受人生的主儿。如此，她喊出“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性情语，当在情理之中。
享受主义者会充分依凭其美貌，凭借其才艺，给予自己一个最好的归宿与安顿，以最大可能化地享受人生，享受生命。《青青河畔草》里的女主人公很清晰地呈现了这一点。
诗中“荡子”一语要特别注意，其绝非游手好闲，不务正义或败坏家业的人。此处“荡子”当解为“辞家远出，羁旅忘返的男子”。李善注《列子》曰：“有人去乡土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为狂荡之人也。”但游子久行不归，难免令人生怨，故而以“荡子”呼之。譬如今之夫妇间偶有娇嗔对方，称其为“死鬼丈夫”“砍脑壳的”之类，许有地域方言色彩夹杂其内。在《青青河畔草》一诗中，男主人公形象隐匿不见，但又无处不在。女主人公所在之楼，之园，之装束，即是其雄厚经济实力之彰显，女主人公之情趣，之叹语即是男主人公婚姻价值观之呈现。
《客从远方来》一诗中，男主人公同样没有出场，但他同样赫然而在，力量不容小觑。经济实力同样雄厚，非比寻常。首先，男主人公识人驭人能力强悍，能使“客从远方来”，跨越万里之外携一端绮，将自我的信息传递。其二，礼物本身的选择，既彰显自身经济实力的雄厚，也将个人心迹坦露无遗。他不是《涉江采芙蓉》送芙蓉芳草示浪漫，不是《庭中有奇树》送奇花奇香示温馨；也不是《孟冬寒气至》将别离情话道尽，送一书札慰相思。《客从远方来》实实在在送一端绮，文彩双鸳鸯，其不适宜外表装束裁为美衣，只适宜内室之中裁为合欢被共用。礼物别出心裁，非深思不能得其丈夫旨意。
女主人公呼游子为“故人”，其词来得分明。前说“相去万余里”，后接以“故人心尚尔”。细究“故人”一词，非“游子”，非“良人”，非“君”。在《古诗十九首》中出现“故”字有两处，一是《回车驾言迈》中提及“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故物”、“故人”，有亲切熟稔之意，更有替代更新之隐喻。
《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两诗，展现了作为经济实力雄厚的中产阶层，其婚恋追求更加尚实。那么，《古诗十九首》中有无体现中产阶层的文化与精神追求呢？答案是肯定的。
其二，以《行行重行行》、《孟冬寒气至》为代表的婚恋样本——充分展现知识阶层的婚姻状态。相较《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的富豪型婚姻，知识女性的婚姻坚守来得更加笃定，表现得更为忠贞。
《行行重行行》用“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来加持精神守望的力量，寄望于生命与岁月久长，与君重逢。《孟冬寒气至》“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所有的珍贵，所有的坚守只缘于“遗我一书札”。一书札，书札一，足矣！此诗写尽中产阶层知识女性的全部忠贞。其与《青青河畔草》中的“倡家女”形成鲜明的婚姻价值取向对比。
其三，《凛凛岁生暮》、《东城高且长》两诗则代表了中产阶层男女婚恋关系的撕裂。
《凛凛岁生暮》，一边是思妇温柔的体谅“游子寒无衣”；一边是游子“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的既成事实；一边是思妇苦苦渴望的美好愿景“良人惟古欢”“携手同车归”；一边是“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的客观现实。
如果说，《凛凛岁生暮》是以女性视角演绎中产阶层的婚姻现实，那么《东城高且长》则是以男性视角演绎爱情的白日梦。漂泊在外的游子，在现实的百般挫磨后，寄望于回归女性的温柔乡，“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以多视角、多层面地呈现了社会中上阶层的婚姻实景。对于上层社会，其对女性的要求可能更高。在中产阶层里，无论以经济实力见长的婚姻，还是以知识文化为底蕴的婚姻，无论是以女性视角反思婚姻关系，还是以男性视角渴望建构婚姻，我们都无法回避对《古诗十九首》中呈现的婚姻悲剧的探源，其客观现实的因素难以超越。距离一直都是婚姻与爱情的永恒杀手。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爱情可能存在，但对于婚姻，则绝无可能。古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