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哲论八大山人的艺术

哲论八大山人的艺术

——法法不宗古今同

刘晓林

八大山人在中国美术历史的位置自不待言,与其独特的艺术历程有关;最为重要的则是他那简约不简单、内敛而蓬勃、平常却奇崛的作品打动了无数的人——共振式的共鸣,其威力之大、穿透力之强经受住了时空的考验。今日来看,山人笔下的万象越来越“清晰”;它有着弥足强盛的生命力,令你我对其愈加“膜拜”。就八大山人进入天堂后的几百年间的中国美术史来看,他的影响之巨大不需赘言: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等无不受过朱耷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八大山人已经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位符号式的人物。

在他的《题山水画》中写到:“法法不宗而成,笔墨名家奚敢。譬彼操莽者流,自是误国一本。去住天下河山,仅供当时游览。世界四万八千,究竟瞻顾碍眼。”九天居士意解如下:“何用以某家为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谙悟主客,天然而成。至于什么名家,我哪敢自称呢?那些自诩不可一世之徒,于世毫无裨益!人们生活在天地之间,宇宙过客而已。世界何其大(佛家认为有四万八千个世界)?智慧再高的人也不可能将所有存在的原因一一解开。(五色令人目盲),世间多碍眼之物——少看为妙,专注为上。”也许我们认为术业有专攻是对的!而我们同时也要承认另外的事实所在:伟大的艺术家在能够在艺术创作上做到触类旁通,客观存在的物象在他们的大脑中有着无穷的变化。一通百通对大艺术家不是理论上的可能,他们的确能够做到。作为象八大山人这样的伟大艺术家而言,他会沉溺于对单一物象的表达吗?即使世人仅见到了他笔下的荷花就会否决其他的存在吗?大艺术家有着你我太多的想不到。如同武林宗师,你我认为他内能枯竭时,他却又生发出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大艺术家是善于制造矛盾并化解矛盾的人,奇崛与平朴、豪情与妙理共存一个画面——那么的和谐统一。我的论断:包括大艺术家在内的各个行业的妙手们无不是深谙大道的哲人。 

伟大的艺术家莫不是伟大的思想家,朱耷即是。宋代的文文公言:“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九天居士对此颇为赞同。八大山人是誉者众多的艺术巨擘,无数的你我在探寻着他的神笔仙墨、在传颂着他的狂放奇崛,却鲜有人在挖掘其真正的灵魂所在。在区区看来,八大是十足的哲人——先生在波澜动荡中既最大限度呈现了艺术的风神,也最大限度做到生命的终其天年。八大山人何以高寿?得于他在“情感”上的化解和心身的统一。历史上有不少大德,而中年早亡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原因即在于修心与修身的不同步。修心与修身的关键在于平衡,只有平衡才会产生心身双畅。按常理讲,八大山人的沉郁不可谓不深。他之所以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令“苟延残喘”的时光更长久些,除了活下去的强烈信念支撑外,哪能少得了自己对酸甜苦辣的主观淡化?

人是环境的产物,八大山人也不例外。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基本生存条件具备,同时又拥有足够的思想自由。对于疲于奔波者来说,想没有生存的苦恼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智慧、胸襟如八大山人,一样抑郁不已。时光会使得棱角不再,人的认识也跳不出阶段性的制约。当经历了许多事情后,你我想与自然(命运)抗争都自行消失;顺天应命,与万物友善是不二的人生选择。要么,你我便会自讨苦吃。人创造了艺术,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作品自然变化。八大山人前后期作品“风格”的变化是自然的结果,并不矛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如果不同时代的艺术有着某些共通之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生硬地将“现代意识”与八大山人的艺术同论是十足的滑稽!

一切艺术无不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与“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其实是“主客”的极好诠释。杰出或伟大的艺术会将创作者主观的感受与客观的存在相融合,而不是主客分离的各自独立;最后其传递出的是能够使得欣赏主体与之产生共振,欣赏主体既感受到了画面中强烈的非物的灵魂又看到了自然而然的物。这仿佛有些难以理解!物已非物,物仍是物——大艺术家是能够在自己的笔下实现的。我认为,物象与意象的自然融合是艺术品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基础的、核心的要素。若想产生出好的艺术离不开艺术家的种种积累沉淀,在实现了基本技法的前提下,创作主体的感悟、情感的“集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大艺术家才有“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的可能。

生活是艺术家创作力的重要来源,离开了“所见”而产生的艺术令人难以信服;灵腑是艺术家创作力的重要来源,离开了“所思”而产生的艺术令人难以想象。内涵和外延只要任失其一,作品都将是索然无味的。伟大的作品中既有具象之美也有抽象之美,既有主观之美也有客观之美。它们在向人们传递着“似与不似”的混沌之美——人作为创作主体如果没有了情感的主观介入,谈何人的艺术?如果一味的强调创作主体而全然不顾客观物象的存在,我们是在对什么创作?伟大的艺术品能使人的灵魂在无际的鸿蒙和渺小的生命间穿梭行走——须弥和芥子的关系是相联而非独立,万物如此。

画的精彩离不开其内物体的形象表达,画的生命则与其深邃的意境密不可分。后者与题材、形式、大小的关系不大,甚至说对绝顶的高手而言——芥子与须弥都可赋予生命。作品所传递出的深度和广度共同制约了它的生命力是否长久。画外寻画是否一定能形成作品意境的深度和广度?一般说来,艺术家对花草、静物的状写大多再现客观存在罢了。如若再将创作者自身的情绪加入进来,难上加难。八大山人于此当属异类,他的笔下能调动赏者的更多梦寐与迁想;春雨杏花江南客,人们面对着朱耷的作品有了转换时空的神往。八大的笔下几乎不见对自然物象的纯粹描摹,松石鸟鱼无是经过自己反复“咀嚼”后消化的产物——这样一来,赏者看到的便是似曾相识;它们应该来自客观世界,而又与客观世界有着不小的差距。伟大的艺术家有着高超的提炼能力,当将真的物象移于纸上时比真还要真。物象本身具备的最本质的特征被集中了,被放大了!他们以呈现形中之神韵为根本,形之表象在丹青圣手看来早已不重要。

中国的绘画讲究对所表达物象的取舍,取其要,舍其附。经过了“过滤”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会更加的耐看——创作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取舍,赏者的思维活动也存在着取舍。为什么你我在观看某件作品时会出现首先、其次的问题,原因即在此。当艺术家想表达的重点与大多数赏者观看时的重点相吻合时,这样的作品可以看作是成功的。八大山人的艺术创作在取舍上非常审慎,思之再思,以致使得整个画面中的物象到了无以再加、无以再减的地步。他将不必要的点缀统统去掉——在“淘沙剩金”的能力上,八大山人少有对手。在他的笔下,我们会发现松叶的稀落、松枝的奇崛……最后形成的松树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稀落而“风骨”在,“奇崛”而“常理”在——我们先品味到他的翰墨,再想到了翰墨的创作者;之如先“联想到人的舞蹈”,再“联想到舞蹈的人”。

优秀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尤其是对实景进行创作时必须做到择其要处略其无关。否则,还算什么创作?如果没有了对客观物象的组合、删简、增添、移借等,那样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意义何在?要艺术家何用?将所表达物象给人类留下的感受中最主要的部分充分表现,甚至做必要的放大也无不可。当然,创作者一定要注意如下的问题:我们在提炼特征的同时也不能将其“物之为物”的属性全部抹杀掉。否则,赏者便不知道到底在观看什么?杨柳具有女性的妖娆之美,也不能全无“原生态”之美。艺术形象的传递与艺术家笔下的“形式传递”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画面的“内涵传递”。而或阴柔或阳刚、或外露或含蓄的“内涵传递”与艺术家自身的综合学养的关系最为密切。换言,同样的表达语言、表现形式最终给人的感受却差之甚远。为什么?“致宏大”离不开“尽精微”。

简约而不简单,简约可以称得上是对复杂过滤后的集萃。博收约取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许多人一生都在博收却始终不能进入约取的阶段。或许某人很勤奋,或许某人很聪明;或许某人很有计划,或许某人很有策略。必须声明的是:只要其不能做到约取,那么此人休想成就真正的自我——终生都在做着他人的影子,终生都在过着他人的生活,终生都在创作他人的艺术。“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及得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是哲人苏轼的妙诗。它既可指人们的感受,又道出了人们的认识。在艺术创作上,人们也是如此。具体来说,简洁——复杂——简洁;或者抽象——具象——抽象。凭心而论,前一个“简洁”更侧重于简单(稚拙),后一个“简洁”更侧重于简约(概括)。第一个“抽象”更侧重于实在不像(表象),第二个“抽象”更侧重于非常之像(内在)。八大山人应该说在艺术创作上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后一个“简洁”、第二个“抽象”。

绝顶的大画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美”囊括于有限的画面中,八大山人对此也无可奈何。优秀、杰出的作品必须要做到使观者可以画外寻画,怎样做到?一个重要的途径便是通过作品自身的情感渗透,从而弥漫传染欣赏的人,从而使得欣赏的人能够得到愉悦、震撼、生机、悲戚……客观物象变为艺术技巧只是实现艺术的手段,它不应该喧宾夺主地从作品中游离出来单独供人玩赏。看不出运用技巧才是高明的技巧!物外相寻,云上天阙。板桥先生说:“画有纸中者,有在纸外者。此番竹竿多于竹叶,其摇风弄雨,含露吐雾者,皆隐跃于纸外乎!然纸中如抽碧玉,如削青琅 ,风来戛击之声,铿然而文,铿然而亮,亦足以散怀而破寂。纸中之画,正复清于纸外也”。艺术家的作品能使人物外相寻,很难。伟大艺术家的作品确无不如此。九天居士发一断言:不能物外相寻的事物(包括人类)很难称其伟大。含蓄论或境界论所强调便是令泾渭分明的有限明确幻化为绵延幽深的无限“混沌”。

伟大的艺术家绝不会以全然再现客观存在的一切物象为能事,那样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意义何在?要艺术家何用?在艺术家的笔下有着他们的感情寄托、心灵向往——美者更美,丑者更丑。画面中的“形象”是经过了艺术家的过滤后撷英取萃的结果。虽然客观世界中的物象没变,但它们的“味道”发生了变化——越发的雍容华贵、越发的婆娑妩媚;越发的沁人心脾,越发的涤荡灵魂。一般说来,越是伟大的艺术家情感越丰富。他们能将人们平时觉察不到、觉察不深的挖掘出来并进一步凸显——笔下的内容抽象而合理、具象而灵动。似而非似,非似而似。果真如是,这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大能耐!

伟大的作品如果仅是对客观物象的再现,称其伟大实在是勉强,实在是令人们有些不服气。托物言志、以诗寄情,因为主观的强化才使得原本就主观的情感动物变得更加地思绪弥漫天地。之如文学,画也有关联、对比、拟人、借代、夸张、排比、反复、象征、互文……最后的中国画的风貌是文学的、诗意的、哲学的。 “行舟逗远树,渡鸟栖危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能够留世的中国画,除了极个别的因史料、文献等价值长久流传外,绝大多数的是与具备“哲学”有关——哲学的形象使得你我的灵魂与自然更接近、你我的灵魂与躯壳结合得更完美;哲学的形象使得形象不仅限于形象,天地大美呈现了出来。

好的作品具备诗意之美,它有着不确定的、非客观的混沌之美——它能令赏者对此生出绵绵的遐想,当然已经超出物象的本身。诗意是什么?它可以是令人产生咫尺千里的情愫,也可以是使你我生发浮想联翩的幻影;它可以指柔肠寸断,也可以指龙媒长鸣。总之,它与不确定相关。人类自身具备的情感使得原本的不确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而言,想做到诗意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创作者情感的注入,仅此不够。进入画面的情感还要再渗透出来,否则便是无效的情感。在此状况下诞生的作品会有诗意吗?我不敢相信。一般来说,有形的画面比无形的文字更容易令人们知晓作者终究要表达的什么。八大山人的作品呢?神出鬼没。他喜欢跟世人开玩笑,让世人去琢磨。

意境之美是衡量艺术之为艺术的重要标志之一,无意境谈什么艺术!?中国优秀的绘画似乎都在对中国的哲学(易经)在做着不同程度的说明——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画种”中为了气韵贯通而采取的“S”形、“C”形……在素纸上写数尾鱼儿,周围没有一丝的水纹。以动衬静,以无传有。高明的大艺术家无不擅长此道,他们应该感谢中国那潜隐的“易学”——有限通向了无限,时空在幻化中自如伸缩。作为大哲学家的王夫之,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这不过是阴阳共在的另类表达而已!八大山人深谙易学之道,在他的作品中充盈着“气理兼具”的意境之美。

我觉得某些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会影响众多的人不完全在于作者的名声之大,更大的原因是他们笔下的艺术在内涵上最大限度地将人类共有情感挖掘并传达出来;在表现上则最大限度地将人类的主观与自然界的客观趋近。因此,在他们和它们的背后便出现了无数的信徒——这是根本的根本。艺术得以传世离不开作品本身的传神和抒情。“传神”揭示了存在事物的核心特征,“抒情”使得原本“物化的存在”有了与欣赏者交流的最大可能——作品只有激起了具备情感的高等动物的“情感”,才能够被人更好地来接受。六朝无名氏的文字耐读与情感之真有关,八大山人的花鸟画耐品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真情注入和真情流露。

中国美术史上画荷的代不乏人,概因其姿容清丽跌宕,风神冲和脱尘之故。八大山人笔下也画了不少荷花,其中有着他的某些寄托或类比。八大山人荷花创作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不少大画家,齐白石、张大千、石鲁……其中,对潘天寿的影响殊巨。八大山人一生在荷花的创作上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个中三昧我们只能猜测:他钦荷花之“品性”还是慕荷花之“风骨?抑或兼是而有之?总之,“哭之笑之”的腕下芙蓉与众不同。在或独立或稀落或丛集的荷花图册中蕴贮着四时的变换与“缤纷”的情感。

《河上花图卷》是八大山人历经数月观察荷花的开落全过程后宣泄胸中块垒的结果,它可能是朱耷所有荷花图中的尺幅最大者。其上题了山人自作、洋洋洒洒的二百余字的《河上花歌》:“河上花,一千叶,六郎买醉无休歇。万转千回丁六娘,直到牵牛望河北……实相无相一颗莲花子。吁嗟世界莲花里,还舟未?乐歌行,泉飞叠叠花循循。东西南北怪底同,朝还并蒂难重陈,至今想见芝山人。”王朝闻先生认为这幅长卷“不能不觉得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构图方式”,我却认为正常至极。作为东方人,他在构图上采用了动态透视(即散点透视法)。在一个画面中春夏秋冬同时出现未尝不可,一件事情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一并呈现未尝不可。它不受固定视点的约束,时空能够无限拓展;人类的想象或联想能够自由延伸。如同中国的章回小说,每章既独立完整又与其他联系紧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绘画比西方绘画更容易令人产生暇思。八大山人《河上花图卷》会让赏者如何作想呢?荷花是荷花(此花是花),同时也不能排除荷花以外(此花是花)。如是并非完全因为构图,它与艺术家的表现手法也关系甚大。

对于博猎多涉的八大山人而言,睹过夏圭《长江万里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不无可能。若将《河上花图卷》视为花鸟画较视为山水画更为妥当些,整个画面的主题是荷花而非山石和流泉。这样来看时,你我便感觉不出构图的多么独特——其他的出现都是为河上花(包括兰竹)服务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河上花图卷》中品读出“荷花似乎都不屑于争坐首席”,这要因人而异了。

大的作品多诞生于创作者的兴之所至与大平和时,前者如蓬勃的生命律动,后者如蕴藉的静水流深。就《河上花图卷》上的题文来看,八大山人当时的情境是非吐不可了!他可以归入佛道儒哪一家?在《河上花歌》出现了“六郎”、“丁六娘”,也出现了“买醉”、“还舟未”。世俗之欢愉与出尘之逸兴纠缠着。六郎是唐朝武则天时的宠臣。《唐书·杨再思传》言:“人言六郎似莲,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丁六娘为隋时名妓,婆娑婀娜。“买醉”、“还舟未”皆与大诗人李白相关。也许在创作这幅作品时,八大山人的灵腑中不知想到了多少的人和事——平淡、繁华在云来烟往中生灭循环。

东方艺术家,尤其是写意大家,无不在做着“似与不似之间”的强调。若我们的腕下仅以再现客观存在为能事,已经有了自然还需要你我何用?“写意”与“造境”使得中国的大艺术家们更加注重情感的宣泄。不可否认,西方的大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有“写意”与“造境”的成分在里面。但整体来说,略逊东方。由于时空无限拓展的可能性使得人们在欣赏时更能调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更能激荡自己的性情与灵魂。笔墨精神到底指什么?一言难尽。创作者的学养、认识等自然要包括在内,是否也应该将画面中所写事物的象征性是否更强烈也包括在内呢?后者是我在行文时突然想到的。八大山人笔下的荷花是美人还是君子?总之,它已不仅是荷花!

绘画,尤其是中国绘画在造型上怎能绕得过线?数学上讲物体由点线面构成,无数的点形成了线。物体的确离不开点,但有价值的东西未必有(独立)意义。就独立表达物象而言,真正做到了既有价值又有意义的构成物体的基本单位是线而非点。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在强调线的如何重要,当问其原因时却语焉不详。线分有形与无形。有形之线乃墨彩运行所留之轨迹中心,无形之线乃墨彩运行之轨迹边缘。或者说,有形之线是为形成线而书写的线,无形之线是并非为形成线而自然留下的线。无线则无造型艺术中的物体,无线则无造型艺术。真正的高手在用线时,在其温存下蕴藏着源源不断的内力,而非一味地剑拔弩张。八大山人深谙此道,他七十六岁时曾颇为自诩地写过这样的话:“气象高旷而不入疏狂,心思缜密而不流琐屑; 趣味翀澹而不近偏枯, 操守严明而不伤激烈。”(语出明代洪应明《菜根谭》)用线应如此,整个画面应如此——真正的大和谐定然是内外兼顾的典范。

任何时代的大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这种艺术风貌绝不是仅指形式上的与众不同,也不是创作题材的独一无二,更不是技法上的绝无仅有——而是要有足够的内蕴:思想、学养、情感、基本功……八大山人的书法中隐隐贮藏着无穷的内力却不见外在的飞扬跋扈,冲淡平和而鲜有锋芒峥嵘。如同绝世的武林高手不在起招式的独步天下、高深莫测,而在于同样的招式也有着平中有奇、妙不可言的“功效”。师贤达之迹莫如师贤达之神。那些在艺术史上流芳百代的巨子们最终都要走“师造化”的路,最终要形成自己的DNA。学习他人后的落脚点当在听从自己心性、心灵的呼唤。大艺术家最后都是做的自己!而总有一些人在向前人学习的过程中不能跳出来!尽管他们很努力,甚至其中的部分也很有才华,因为一味生硬地靠着着亦步亦趋的“模仿”过日子——结果自己成了他人的“奴隶”。

万物相通,在道理上如此。极高智慧的人可以做到“于无声处听春雷”、“白日赏月”,这不是虚妄之语。“六书读后无一字”,无字的天书确实因为赏者的不同而承载着不同的“能量”。中国画的传统理论讲:花鸟画重情趣,山水画重意境,人物画重神采。其实,情趣、意境、神采不过是对不同物象本质的不同表述而已。好的作品都需要并具备“活”、“因势而发”、“内在的连绵”……八大山人的笔端之所以流淌着无尽的生命,原因也在此。伟大的作品拥有着迷人的魔力,它宛若天籁在不息地呼唤,以致众生的灵魂为其徜徉徘徊。

艺术的境界到了最终是“无法”:大艺术家信手一挥便是赏心悦目的纸上烟云,文坛师宗不假思索便有吐珠咳玉的锦绣华章。“无法”的背后是自然而然的合乎道,合乎道的事物可以长驱无阻且出水芙蓉般的活脱脱。人各有“体”,宇宙间存在着无数的不可替代,八大山人即是艺术史上的不二存在。伟大的艺术具有“踏平”时空的穿透力,它能直入赏者的“黄龙所在”。它会使得赏者费解、思索、震撼、缠绵、嚣张、低沉、不能自已……伟大的艺术不求而求,不知术为何物却处处时时有术;创作者一切思想并着整个宇宙(所绘作品)在自己内心所留下的烙印一同进入作品中却浑然不知:中规与破矩自然而生。

伟大的艺术当有其足以引发你我无尽遐想的广度和鞭辟入里的深度。八大山人的作品能够在越数百年后仍然有着无法阻挡的魅力,个中玄妙即在此。之如人类的聪明机巧也许会层出不穷而智慧会相对稳定一样,伟大作品中所具备的“凛然”风神、不息生机也在流光中凝固着它应有的借鉴意义及存在价值。这“凛然”风神、不息生机就是异代的宗师巨擘们得以对话的根本所在。伟大的“作品”令伟大者得以永驻,人生的思索在作品中得以幻化。

艺术贵在创造为世人所熟知,其实真正能创造的在每个时代能有几人呢?大多数能继承好就已经不错了!历史会跟人开玩笑,人更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历史岂能容的人类戏弄?艺术工作者的感悟有多深?心手是否双畅?修为够不够?这一切都隐藏在画面中。认真研究一下八大山人吧!不过,“创造”仍然激励着征途中的你我。

艺术贵在自我,我一向认为同等层面的作品,谁的自我越凸显谁的价值越大。不同的环境、经历、学识、性情等造就了不同的艺术家,八大山人作画时的兴趣与意图是什么?我们只能是猜测罢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孜孜求索,更有着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天赋;最为难得的是,他终生的生命主体中是迷恋自己,尽管在生命历程的某一阶段他也想过做他人;最终,他相通了“我就是我”。听,有人在唱“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是八大山人的知己石涛做出的呐喊,对八大山人同样适用。

也许某一个天才可以在某些方面跨越了地域性、超越了时代性,而就整体而言其仍被笼罩在特定的限制中。八大山人在人类文化史、艺术史上的成就非凡,地位超群。如同水一样,他也有着自己的不及:“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水的无所不能也无时无刻不在限制中——八大山人的伟大则在于其在特定的时空中竭尽所能上演了精彩纷呈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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