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有幸识大使——与宋之光、李清伉俪的深厚情谊
走进北京船板胡同南口，步行一二十步就到了一座4号门牌的小庭院门口。开门进去迎面就是一个小花园，花园后面则是一座二层的西式小洋楼。独树一格，别有风味，这就是我曾经多次出入的宋之光、李清家。
胡同深处雅人家，小院门开闻雀鸦。
幽径绿棚迎远客，石榴笑脸映朝霞。
风云变幻论今古，歌舞升平嗟京华。
饭饱酒足谢大使，冬天再访就梅花。
——谢善骁《偕小琴同访宋大使李清伉俪》
宋之光这位曾出任法国参赞、外交部长助理和德、英、日三国大使的资深外交家，是驻美首任大使柴泽民推荐给我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顾问人选。一听到宋之光的名字，我不禁十分惊讶，因为我在粉碎四人帮后随团赴英考察时见过他。1976年11月，我随中国锻压考察团赴英、法考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抵英的代表团。其时任驻英大使的宋之光正苦于对国内这场“政变”一无所知，东躲西藏地躲避英国记者跟踪采访，一听到国内首个代表团到达，特把我接到使馆地下室对使馆主要官员详谈国情，宋大使亲自主持这场“报告会”。我的报告长达4小时，使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了国内真情实况。
宋大使正式接受了我的顾问之聘，李清也应邀进入公司的董事会，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十余年的往来和合作。因腿骨坏死致使宋之光行路十分困难，他也极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自应聘担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顾问后，每当有日本客人来公司访问，总是希望与宋大使见上一面。宋之光对我的邀请从未拒绝，不是在李清的搀扶下设宴款待来客，有时就在家里会见客人。当时公司设有一个由各界名人组成的董事会，而且每年召开两三次董事会，邀请顾问和正副董事长出现。本来这完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董事会的成员也不取分文报酬，但这些“大忙人”却多能有请必到，而且在会上认真发言，为公司出版经营工作出谋划策。宋之光对此也很重视，尽量前来出席，令我十分感动。
自我担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后，留日中国学生先后为我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合作项目，其中两本中日合作合资杂志《明日》、《友好21’》（后改名为《中国经济》），被中日两国的友好人士和媒体视为含金量很高的民间交流项目。我请宋之光这位在日本享有很高声誉的原驻日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担任杂志社名誉社长，婉拒过很多民间团体聘请的他不仅欣然答应，而且在两本杂志艰难创办期间不断为我鼓励打气。
作为名誉社长的宋之光，先后为《明日》、《友好21’》两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1992年3月8日《友好21’》正式问世，杂志创刊祝贺会仪式在大阪举行。应中川社长的邀请和安排，以宋之光为团长、封明为（北京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原北京市副市长）为副团长、我为秘书长的九人代表团从北京乘机前往大阪，参加《友好21’》创刊祝贺会。宋大使亲临祝贺仪式，受到日本朝野各方的注目，与大阪府毗邻的兵库县特邀他及他率领的代表团到该县访问参观。
在我退休致力于文学创作后，将第一套历史文化散文丛书《江南佳话》赠送给宋之光，使我没想到的是他对其中我写的《古越醉话》、《西湖佳话》两本书予以很高评价。他要求李清认真阅读，并积极向外交部领导和其他亲朋好友推荐，还对我说：“老谢，从现在起我应该对你刮目相看了！”宋之光、李清的好评，对于初涉文坛的我是一个莫大鼓舞，因为他们俩都是令人尊敬的真正文化人，宋之光早年曾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李清则曾是一位上海歌剧院著名歌唱家。
退休后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我去宋之光家的次数也日益频繁。由于宋之光不会使用电脑，对我每次去访显得特别高兴，因为他可以听到我从邮件获悉的各种消息。每次在他家里论世议政，总谈得不亦乐乎，有时谈着谈着就忘了时间，此时会听见李清在一旁招呼我：“老谢，今天你就在我家吃点家常便饭吧，大使和你谈得津津有味，你们可以多谈一会。”在闲谈中，宋之光也会常向我提出一些为人处世之道，提醒我应该警惕哪些心术不正或两面三刀的人，他曾对我说：“老谢，我从你的言谈举止和文学修养感觉到，你本质上是一个文人，性格脾气过于天真率直，适宜当一个作家。现在退休有了时间，希望你集中精力写出更多好作品。”我一直感谢和牢记着宋之光的鼓励和告诫，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曾提醒我要防备的某些人，的确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由于在出版工作中结识了不少蜚声中外的资深外交家，并得到他们的很多帮助，因此一套《大使列传》的选题计划油然而生。我计划采访和撰写的五位对象，是新中国派驻外国的第一代大使，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就是黄华、宋之光和柴泽民。然而我的请求相继遭到黄华、宋之光的婉拒，只有柴泽民表示同意，但也只允许写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而不谈首任驻美大使期间“秘史”。我还想利用个人关系继续进行动员说服，但李清对我说：“老谢，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大使为人十分低调，他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要给他写传记就更难了。”
2005年4月21日，宋之光在医院病逝，按照他生前的“三不”遗嘱——不发悼词、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仅通知少数生前好友到灵堂吊唁。当我接到李清来电报告噩耗时，感到无比悲痛，当即写下了一首悼诗，并用大楷毛笔抄录在一张宣纸上，带着它匆匆赶往宋之光灵堂吊唁。在恭恭敬敬地向宋之光遗像三鞠躬后，我把悼诗交给了李清。李清对我的悼诗十分赞赏，认为短短八句话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宋大使峥嵘光辉的一生，当即就把悼诗挂到遗像旁边。
三生有幸识大使，屡赐忠告茅塞开。
谈笑东瀛苏武志，纵横欧陆张骞才。
残年常虑庶民苦，病体犹随国事飞。
俏不争春遽尔走，一身正气映朝晖。
——谢善骁《悼宋大使》
在宋之光逝世后，我不时去看望李清，感到她精神状态还不错，只是变得愈来愈消瘦。我心中隐隐怀疑李清似乎已有重病在身，但面带微笑的她只字未提过“病”字。随后不久，李清的妹妹李齐、妹夫赵美成从杭州来京照顾她，看来她的病情已经加重了。
两个月之后，2008年4月的一天，李齐来电邀请我参加李清的一次私人宴请，不明其意的我应邀前往，看到酒店的一间很大的单间内摆着两张圆形大餐桌，围坐着20余位宾客。李清把我和庄则栋拉到她的左右椅子坐定，在宴请开始时首先向在座宾客介绍说，庄则栋和谢善骁是她最亲密的两位朋友，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向大家披露了自己的病情。果然不出所料，她早已不幸罹癌而且拒绝进行治疗，现在已到了晚期。原来这是一次她精心安排向亲朋好友告别的“最后的午餐”，席间她强忍病体的疼痛，微笑着不断向大家举杯敬酒。如此坚强的女性，如此镇定的态度，这种动人的情景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
李清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了，一天李淇来电说李清想见一见我和妻子赵小琴。我们急忙赶去，进入房间一眼就看到卧在床上已经瘦骨嶙嶙的李清，她见我们到来显得很高兴，露出了惯有的灿烂微笑。我们坐在床边倾听着她的嘱托，她先告诉我一件事，说30年前我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报告，使宋大使第一次从国内来人的口中证实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自此他敢于出头露面对外“发声说话”了，大使说，正是这位小谢救了他的命。第二件事是在她死后，希望我务必为她写一首堪与《悼宋大使》相比美的悼诗。看到李清体力不支，我们在含泪对她说了几句安慰话后，起身向她告辞，这时她拉住我们要求再坐一会，然后叫来了李淇、赵美成，给我们拍下了两张诀别前的合影。合影留下了李清生前最后的笑容，依然笑的那么灿烂，那么阳光。
2008年5月11日，坚强的李清终于跟随宋之光走了。李清对我的高评和信任，令我感激不已，对她的不治而亡，更使我倍感悲痛。我遵她的遗嘱，以大楷毛笔工工整整地在宣纸上写下一首《悼李清》，写完后立即送到她的灵堂前，敬献给她的在天之灵：
非梦似梦三十载，昔日英伦犹眼前。
“国际”再逢叙旧谊，阪神共渡贺新篇。
图书天地感师长，京华春秋交忘年。
一片冰心照挚友，玉壶永存我心田。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宋之光家里，我曾有幸结识了乒乓国手庄则栋和他日本妻子佐佐木敦子，以及著名导演吴天明。我与两位文艺体育局名人同属一代人，尽管彼此经历不同，但却有很多共同想法和话题，因此大有相逢恰似曾相识之感。
与庄则栋第一次在宋之光家里见面是为了一本书。当庄则栋在跌倒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位日本女子也是他的铁杆粉丝佐佐木敦子，毅然选择了他。两人一见钟情，并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异国婚姻。为争取这一婚姻得到固有的中国体制的认可，这场暗中较量的“官司”直到邓小平拍板才得以终成眷属。庄则栋将这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由于不懂行内的“门道”，此书在外地出版社出版后，他发现被瞒报了印数，也使他的稿酬大大缩水，为此紧急叫停并收回版权。他向一直注视和关心着他的日本老大使宋之光诉说此事，请教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宋之光想到了我。此后我与庄则栋多次见面商洽，并找来我公司律师叶志宏和“北京社科十联”出版社中的两位发行部主任参与，多方商议结果认为通过法律途径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胜负结果难以预料，莫如尽快重版一本略加修改后的新书。庄则栋采纳了这一方案，不久一本新作《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在图书市场醒目登场了。
与吴天明会见时宋之光已经去世三年了。那是2008年2月9日下午，正外出在地铁上的我接到李齐电话说：“老谢，我姐姐叫你快过来一趟。”我虽不明其意，但知道李清一定有要事相告，就匆匆赶去。进门之后，病卧中的李清把我叫到床边，对我说：“老谢，记得你说过正在创作一部电视剧，今天我要给你介绍一位大导演，他就是吴天明。一会儿他来看我，你就趁机会与他谈一谈吧。”病中的李清竟把我无意中提及的“电视剧”牢记于心，而且为我寻找高人指点，真让我难以表达感激之情。不一会吴天明来了，李清与他略谈一会后，就把我叫到她跟前与他见面认识。这次倾谈吴天明给了我十分有益的指导，对我叙述的故事主题和梗概予以积极肯定，更给我很大鼓舞，从而使我充满信心地开始创作小说《红色工程师》。只是小说问世后，李清、吴天明却都已先后仙逝，令我感到深深遗憾。
916年~2005年)，生于广东番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曾任中共清远县区委委员、新四军第一师旅宣教科科长、苏中军区团政治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团副政委。建国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法国大使馆参赞，驻民主德国、英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驻日本大使，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