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导报》趣事多多——回眸中国科技导报社成立35周年（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改变中国面貌的改革开放浪潮。尽管还是春寒料峭，但孱弱的花草幼苗却已“春风吹又生”。芳草萋萋，百花竞放，寒意无法阻挡。
1984年，两位先后自美归来的科技人员在北京不期邂逅，在交谈中了解到，两人都正开始了大胆的“梦游”：一位是已经去世但名留中关村的陈春先，他率先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并身体力行成立了"先进技术服务部"，在受到百般阻扰后最终获得中央领导的首肯，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而另一位则是我，在清华大学老校长刘达委托美籍华人钱宁送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下，我接手了钱宁从美国带来的一个沉甸甸的任务——让一本由陈省身、杨振宁创办而业已停刊的美国《科技导报》在中国凤凰涅槃。
“七无”起家，无中生有
但当我接受任务并开展筹备工作时，却发现钱宁对我开了个大玩笑，许的愿都是空头支票。交到我手上的三本沉甸甸的美国《科技导报》和一堆宣传广告，除了渗透着炎黄子孙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激情和承载了汇集四海智慧、创办中国兰德公司的理想外，在物质上却是一无所有：无挂靠单位、无承办机构、无国内刊号、无开办经费、无办公地点、无工作人员，甚至连钱宁许诺的稿件都没有。
为了给《科技导报》在中国领到“出生证”，最切实可行的捷径是取得中央领导的支持。经过一番思考和搜索之后，我找到了我的同事、热于助人的任弼时之女陈松（任远芳），请她去北戴河找她正在那里疗养的母亲陈琮英，为《科技导报》征求几位中央领导的题词。几天后，陈松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她母亲将此“任务”交给了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于若木的热心奔波帮助下，陈松为我带回了四位中央领导为《科技导报》的题词。我自己又通过其他渠道，先后征集了四位著名科学家的题词，后来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大家的题词更是锦上添花，为《科技导报》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当我怀揣着珍贵的题词（手迹），信心满满地到出版局要求批准《科技导报》正式在国内出版发行，得到的答复却是科技杂志审批一概由科委负责。我按指示跑到科委，科委表示从未有过审批先例，要我到科协去办理，不料科协又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回科委——也实在难为他们了，这的确一件“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事，哪一家都不想主动承担风险。我骑车从三里河科委到魏公村科协，在一天内先后往返五次，最后终于找到了科委政策局局长吴明瑜。随着这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局长果断地批下“同意”二字，就意味着《科技导报》将在中国国土上呱呱落地了。后来在采访中听说这段小故事时，《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戏谑地说：“老谢，你的自行车为你立了功，应该评为'功劳车’。”
办刊需要有主管单位和承办机构，于是我和钱宁策划自行组建一个“中国科技导报社”，这一建议得到刘达赞同，一个以刘达为社长，钱宁为顾问，我为总干事的科技导报社计划就这样在刘达家里问世了。三位副社长的人选是由我提出并经刘达同意圈定的，其中有柴泽民（首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超（原冶金部副部长）和沈鸿（著名机械专家、一机部顾问、原副部长）。社委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部级领导及社会知名人士，其中有：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子野、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航空工业学会会长段子俊、煤炭部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高扬文、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
科技导报社就设在我的工作单位六二八所（百万庄分部），一是实在无地可投胎，二是由于我担任着三室主任，把导报社放在同一个楼内便于兼顾工作。经刘达亲自出面与六二八所领导商洽，由所内腾出一间办公室租借给导报社，租金允许在以后补交。办刊需要专业人才，经私下商谈并经相关部门负责人同意，我从所内借调了擅长出版的傅之发和善于经营的蔡玉林，后来又把被该所返聘的退休研究员冷远猷挖了过来，他是编辑工作的行家里手。航空工业部办公室主任董孝动员他女儿来导报社做“义工”。因落实政策从外地回京的陈毅长兄国务院参事陈修和之子陈德京，也闻讯投奔到了导报社。五名陆续招募来的“志愿者”，就成为导报社的最初员工。随后经钱宁提出一个别有用意的要求，她的一位已从五机部下属工厂退休的叔叔钱之庵及其一个残疾人的外甥，也都被安插到了社内。
1984年11月16日，中国科技导报社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成立，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首都有关媒体都派记者前来参加。刘达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向大会作了导报社的筹备工作汇报。一家未经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纯”民间机构，以如此盛大场面宣告成立，并为各大媒体迅速传播报道，大概在国内是仅有绝无的。
《科技导报》即将付梓，我毫无疑义地选定新华印刷厂作为印刷定点工厂，因为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家印刷厂，更因为我的浙大老同学杨方明是该厂副厂长。我陪同柴泽民和王子野造访新华印刷厂厂长，希望他能为我们欠资印刷《导报》，看到驻美大使和出版局领导亲临工厂求情，加上副厂长杨方明已事先做了工作，厂长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第一期（总第四期）《导报》在1985年春节后正式出版，2月24日，中国科技导报社在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科技导报》复刊茶话会。刘达对这一茶话会十分重视，希望邀请一位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我遂奉命去找于若木。在于若木不遗余力三次打电话力邀田纪云副总理的情况下，田纪云只好将参加全国劳资工作会议的时间推迟一小时，先来到复刊茶话会会场并致祝贺词。
《科技导报》复刊后，我立即找到导报社委高扬文，他曾许诺一旦《科技导报》复刊，就会给我们一笔广告费。高扬文果不食言，动员属下公司在《科技导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当即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费，钱之庵也向他原来的主管单位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要来一笔广告费，使导报社一下子走出了经济困境。在付清房租、印刷费和其他借款后，为工作方便，我们买了一辆伏尔加车。在当时六二八所（百万庄分部）仅有一辆破旧吉普的情况下，我们的伏尔加车在小院子进进出出，用得最频繁的钱之庵，十分引人注目、刺眼。
当年办《科技导报》不啻一种胆大妄为的行为，甚至有点“荒唐”。人云：初生之犊不惧虎，正是这种牛犊的勇气和胆量，使我在当年敢想敢干，勇作勇为。实际上，在为《科技导报》复刊而奔波呼号的年代，我已是人到中年，就年龄说早已称不上“初生之犊”了，然而就血气和激情说，却还处于而立前后的人生。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代人在文革中蹉跎十年，因此我们的青春理当从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计算。
《科技导报》是一份他山之石，这份天外来“石”决不是一本寻常之“刊”，它牵涉到一群人数众多的中美科技、经济、教育和社会学的各界名流。在刊物创办过程中，众多名流犹如同台出演了一场色彩纷呈的喜剧，留下了一段段趣事轶闻，多少年之后，回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