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双循环”的认识框架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全国环境科技大会上的主旨发言（2021,4.19，上海）

谢谢骆秘书长，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界市场人士和各位嘉宾朋友，媒体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个交流。按照约定我谈一谈怎样认识大家关心的中央强调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方面我有一个研究者的认识框架，抓紧时间做一个简要汇报。

首先，这个“双循环”框架提出的时代背景，就是关于中国怎样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在全面小康以后，中央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新的两步走”这样的战略部署，有清晰的时间表，要争取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到2050年，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经过“三步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那个时点上，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但现在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处于“再也回不到从前”的交恶状态，2020年又有非常严重的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在2010年以后必然要经历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这个“L型转换”的过程，也还没有得到确认——速度上总的趋势还是一落再落的。这样，我们面对着非常明显、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必须经历国际关系调整、发展战略和策略组合优化这样一个自己的适应性整合过程。

这样的基本背景之下，勾画一下可认识的“双循环”的历史渊源。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推行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运行在基本框架上，必然就是“双循环”的，因为既有国内市场供需之间的对接互动，也一定又要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供需的对接互动，而80年代的中后期，决策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这是由研究者首先表述了基本思路而领导人充分给予肯定、形成了管理部门的战略设计来加以推行的，也有个简洁的说法，就是这个国际大循环叫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很多具体的生产领域，原料、技术、资金从外面来，在国内加工完以后，大量的产出又输送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样的选择，是当时必然的一种选择：中国自己多年传统体制运行之下，既没有市场经济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规则和熟悉这种运行的企业人士和管理部门人士，、也没有这样的基础条件和力量。一开始资金严重匮乏，原始积累还没有完成，需要以这样“两头在外”带动国内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其中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在我国具体的生产经营开发过程中，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开发的综合成本也相当低。以这样的比较优势吸引外面的要素流动进来，将产出又再回归到国际经济的循环里面去，帮助中国在引入资金、技术、管理的同时，也引入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渐推动了我们国内规则跟国际规则的对接，而且一直走到完成原始积累，实现经济起飞，走到我们入世以后国际上越来越认可的中国出现了发展的“奇迹”，我们现在走到了“世界工厂”的这样一个发展程度，制造业全球第一，贸易量全球第一，经济总量也成为世界老二。这样一个大规模经济体，新的发展阶段在2010年以后，它必须经历的调整是什么？就是中央说的“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4000美元出头儿，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这来之不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200个左右的经济体里，几乎是最末之列，是非常低的水平。走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和其他的经济体到这个阶段大同小异的，是要经历告别经济起飞高速增长、而转为中高速追求集约化增长这样一个新阶段。引领这个新常态，“稳”字当头，后来在推进过程中间，又叠加了最近两三年感受到有严重不良影响的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那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也合乎逻辑地在新的阶段上，要考虑适当控制和降低对外的依存度，更多依托本土为主体，来形成我们自己基本盘上更高的稳定性。经济阶段转换，贸易战（实际上贸易战迅速演变为更综合的科技战、外交战，甚至有金融战的味道，甚至有军事上擦枪走火的威胁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疫情的冲击——疫情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消失，像人类最后控制天花病毒一样把这个新冠病毒控制在试管里，现在还是未定之数——要做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上面三重叠加的因素合在一起，当然就要追求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升级发展，这样才有可能按照中央现在的部署，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往前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经受历史考验的非常重大的新节点目标，再往前去对接“新的两步走”现代化。

接着我想再展开些，作为学者来分析一下内循环为主体和双循环的学理逻辑方面的认识要领。“内循环为主体”和2010年以后一直说到现在的“稳中求进”——五中全会把它表述为“总基调”，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我们感受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以后反复强调的“扩大内需”方针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调动内部的市场潜力，要表现为更多地激发出内部需求而引出有效供给的回应。那么这个扩大内需，现在把它说得更全了，把内需扩大而取得供给回应形成的循环，直接表述在字面上，如此而已。从扩大内需的方针到现在“内循环为主体”，我们感觉中央说的“新发展格局”，新就新在这个“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重要指导方针上。我们前面的两头在外，功不可没，使中国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发展到了世界工厂，走到了总量老二，但是我们的发展质量还并不高，可持续性受到了危机因素的威胁，比如说从物的视角上我们物质生活条件里的雾霾——大气污染，后面还有普遍发生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全社会都在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这是非常明显的环境危机因素。另外，从人际关系来说，虽然看到的指标是老百姓的收入在节节上升，但是说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认为存在不公，很多人有一肚子怨气，学者在抨击收入悬殊、两极分化，大家也都知道社会上存在着由原来所说的“不正之风”演化出来的相当频发的腐败现象等等。物的角度、人的角度，都必须化解这种“矛盾累积、隐患叠加”（中央文件里所表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间，内部循环为主体，既有我们前面已形成的发展条件，也有克服内部和外部交织在一起的矛盾这样一种必要性的组合。以内部的循环更多克服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使老百姓感觉生活仍然有奔头儿，欣欣向荣，自己的预期可以稳定地“继续向好”，那么这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自己更多掌握了本土发展中的确定性因素——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要由我们本土继续有景气支撑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来回应。但同时，这个内循环在实际生活中间是脱不开外循环的，中央指导的新意，在于更多地强调内循环为主体。我国现在有了客观上已相当雄厚的发展基础，也有了现在这样更充分考虑应对错综复杂情况的必要性。

跟着要说的，是前面已经强调的内循环主体，显然是基于我国本土已经雄厚起来的这样一个统一市场的潜力释放，我们要对之更为倚重，而这个认识框架一定是在战略高度上的。中央反复说的要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把控这方面的主动权，如果和扩大内需、内循环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显然就更有利于贯彻中央的意图。内循环中的一些矛盾的化解，毕竟是中国本土上自己的事儿，我们这方面的经验更丰富，我们更有把握掌握好本土上“内循环为主体”里面的确定性。

同时，这样一个本土更稳固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状态，是支撑着中国继续对接全球化的，这个战略思维更多地立足于本土稳中求进，在这个表述里有浑然一体的内涵，又可合乎逻辑地强调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中央开始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疑问：是不是风向变了？我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从学理上来讲，整个资源配置在提高系统的效率水平、提高整个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方面，必须特别推崇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所以中国现在义无反顾地要继续拥抱全球化，要有更高水平的全面开放。在这里面就包括着我们特别强调的自贸区概念及其多轮复制。要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这些话对谁说呢？主要是对外部世界说的——我们国内虽然还存在着某些区域市场之间的一些壁垒因素，但通过深化改革统一市场基本框架建设已经不可逆，还要继续对接全球市场，这方面虽也巳有很多的进展，但是还要追求更高的水平。

更高水平的自贸区概念之下的改革和开放的结合，推到最前沿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海南。请各位注意，虽然中央讲海南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港，别的行政区不可攀比，但它显然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要给出它充分的自主权，去大胆的试，大胆的闯。现在调整班子以后，海南新任的沈晓明书记特别强调，海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解放思想。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工作抓实的过程中，方方面面确立起内循环和外循环积极相互促进这样一种非常稳定的认识——这就要接着强调在哲理上讲，内循环和外循环共同的背景，是不可能被完全颠覆的全球化，这决定了两者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逆全球化的一些不良影响因素，大家都感受到了，极端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还有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家和底层民众相互呼应式的一些非理性的情绪，都在损害全球化进程，但是它的基本潮流，是不可改变的。就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来说，它的基本盘明显不同于历史上滑入冷战的那个美苏之间的格局。美苏在二战之后利益迅速对立，滑入冷战的时候，他们各自贴一个主义标签，各领一个自己的阵营，一个称为北约，一个称为华约，各领一个自己几乎是闭环的产业链，所以经济上无所顾忌，就是因为有核威慑形成的核战略平衡，不敢开打，不敢进入热战，所以滑入的是冷战。冷战结束以后，现今中美之间的关系跟那时候，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美之间早就在共享一个产业链，个别的脱钩一直就没连上（比如最高端的芯片，核心技术，你出天价也不会卖给你的，什么时候挂过钩？）其他能挂钩的全挂上了，挂上了以后再要完全脱钩，这只是极端化政治家的一种威胁手段，根本做不到的。我们现在这个方面的理解，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创新所推动的共享经济，还在日新月异，而且有了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的支撑，它更不可逆，共享经济是正面的因素，还有就是核战略平衡核威慑继续存在，中美之间这两个核大国如果真的想滑入热战，那就意味着共同毁灭，稍微有点儿基本理性的决策集团，在这方面都一定会打充分的安全系数。所以，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期就说了一个云淡风轻的话：我们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央已反复强调这个时代主题没有变，这是最基本的战略判断的原点，这也是双循环必然在一起相互促进的一个最基本的战略原点依据。

那么再往下我勾画一下以双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一些要领。从内循环为主体这个视角来看，我愿意特别强调：第一，是不要简单地跟随某些宣传把眼光全都聚焦在消费潜力释放上。中国的发展叫“硬道理”，其实源头上首先还是要特别注重抓好有效投融资。消费非常重要，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要表现在最终消费水平不断地满足美好生活，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融资在源头上源源不断提供有效供给，这个消费走到一定的时候，它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消费本身再怎么重要，要考虑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它怎么样可持续，一定离不开源头上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有效投融资水平。中央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有效投融资要靠制度和机制的优化来提高它的保障系数。具体到中国可做的这种有效投融资项目，我的说法是俯拾皆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特色小镇，还是乡村振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抓紧做，几十年也是做不完的，这方面关键是要有制度机制这方面的优化保障，减少失误率。

第二，要特别强调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释放中国的消费潜力。这个内循环为主体的消费潜力确实相当可观。14亿人口，世界第一人口规模大国，现在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上半区。现在我们具体的指标是202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一万美元出头了。这样的消费潜力的释放，现在碰到了什么问题？一个是储蓄率偏高，有钱的人，到了中产阶层，一般的倾向是还要千方百计考虑“后顾之忧”：中国的中产阶层现在一般认为不低于4亿人了（当然在14亿人里还是个零头），是在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群体。但是中国中产阶层的特点是焦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边际消费倾向上不去，储蓄率偏高。这样就得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靠什么消除？社保体系要更健全，在我们社会成员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这些方面，基本的保障条件要越来越适应时代发展，能够推进到消除这些社会成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样的状态上去。

另外，我们消费这方面，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是收入悬殊，看起来总的收入水平指标上很好看，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是这个人均，可是亿万富豪和大量的百姓（克强总理所说差不多六亿人口）每月可支配收入也就两千块钱、日子紧紧巴巴加入平均数体现出来的。靠下面的这个六亿人、七亿人，他们的收入不足以体现出来怎么支持他们的消费潜力释放，而要提高他们的收入靠什么？要有更好的就业支撑，要有从就业给出基本收入的底座，因而再往上还要容忍我国的劳动成本继续提高，让低端劳动者的收入继续上升。所谓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已经在威胁中国的比较优势，但从正面讲，这是老百姓过更好日子从低端来改善的一个必然的过程。那就得要有更高水平的“腾笼换鸟”以后的高附加值产能，化解这种现象形成的不利因素，这就又从消费的领域里引到我前面说的有效投资了——有效投资能不能带出腾笼换鸟的高附加值的产能，从而哪怕我国农民工的收入节节升高，我们仍然可以继续高质量发展？必须处理好这样的问题。

当然，还有更加复杂的一些再分配调节的任务，比如转移支付怎么样做得更好。现在我们的低保“应保尽保”、基本养老“全覆盖”，但v还是城乡有明显差异的，现在还不得不这样，而以后怎么样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全体公民一视同仁地给这些基本保障，这一定还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的调节在实际生活中间要“抽肥补瘦”，这是国际通例，这就是直接税的比重要提高，但对中国的直接税大家看看，现在有什么像样的税种呢？个人所得税有前面一轮的改革，总体的基调还是降低低中端的收入水平，适当提高高端税负，但提高高端税负，2018年做了一个带有黑色幽默特点的方案：只对劳动收入做综合，提高了其税负水平，专家型的、知识分子型的这些社会成员，把他们的工薪、稿酬、劳务收入和自己创造发明的特许权收入归堆以后，只要这一年超过了96万的收入水平，接受的就是最高边际税率45%、基本拿走一半的的个税调节。这是调节了一部分高端的，但是非劳动收入一分钱都没碰。这个方案只能说是一个中间过渡状态。而且个人所得税这个改革，还逼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不得不迅速取得国务院的认可，在他们的地面里，用特殊的政府补贴的名义，再把专家的个人所得税压回到15%以下。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名义上只是对外籍专家如此，海南则是对所有认定资质了的外籍和本土专家统统如此。这是必然的举措，否则这些专家们会用脚投票跑到香港，跑到新加坡。这些问题都已纠结在一起。至于说怎么样有更有效的财产税调节，那就会说到在座的朋友们听了以后可能也都要皱眉头的房地产税，这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认为无法回避的改革——建立现代国家、现代税制，必须有现代意义的财产税调节这样一个改革攻坚的事情。把这些处理好了，优化收入再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才能如愿地表现出来我们所希望它支持双循环的那样一种正面效应。当然，还要有户籍管理这方面积极的考虑：虽然北上广深现在没有任何可能放松户籍管理（你想稍微做一点这方面的表态，就会有外面潮水一般的人们马上要涌进来，当地政府绝对招架不住的），但凡是有条件的地方、中小城市，要尽快放松户籍。没有条件的地方，要通过居住证制度加打分逐渐过渡，给这些进城的常住人口以未来的希望。

此外，我们的外贸还要做好必要的“出口转内销”，这是一个必要的调整。外贸要抓住机会，首先还不要想转内销，有些东西在这里受到阻碍以后，能不能转到别的出口方向上去？这当然也是要由各个行业和企业自己相机抉择的。

再有，内循环里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内循环而循环不起来的是什么？就是高端的芯片、飞机发动机等等这种我们本土没有自己产能的有效供给，那么它怎么形成？外面是绝对不会卖给你了，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是逼着中国横下一条心走这个“华山一条路”，必须走通，我们称为要依靠新型举国体制。这个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要借鉴“两弹一星”式的举国体制经验，但它的成功，一定是对接世界市场，对接国际规则。比如说芯片，这个攻关的成功无论是五年也好，七年八年也好，最后成功的标志是要能够在中国本土不依赖外力，大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高性价比、有市场竞争力地来形成产出，在全球市场形成超过临界点的份额，这就叫我们芯片上的攻关成功。这个过程还有不确定性，但是我知道中国人一定会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走通这个“华山一条路”，这样内循环为主体，在高端上我们自己循环起来以后，局面会更加的令人鼓舞。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改革到了深水区，制度创新的意义是作为龙头的“纲举目张”意义，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我们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把内循环为主体做好。

外循环的视角上，我们要在国际关系调整中间，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无论外面怎么样有一些对我们的干扰，一些挑衅，一些特定的打压，像特朗普下台之前一些极限施压（我们当时的感觉，上午不知道下午会发生什么，下午不知道傍晚会发生什么。原来说美国的高官马上要到台湾了，最后知道突然美国国务院宣布所有的出访暂停，那就这个事儿终于又按住了），这些事情确实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意愿能够左右的，但是要努力去影响事态的发展。我们主动而为的，还是应该非常明确地高举全球化旗帜，非常明确地向美国释放我们自己的底线与诚意，就是要努力寻求保住底线之上可能的妥协。我们跟美国之间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到现在为止我注意到双方都是非常审慎地加以维持的，无论说什么难听的话，谁也不再挑战已经形成的这个阶段性贸易协定；拜登上台以后虽然也有一些新的施压，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在理性程度提高这方面，美国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一些表现。我们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方面，还一定要更多地跟全球方方面面做朋友，不要计较一时之短长，更多地以多边关系回过来促进中美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间按照和平发展、斗而不破的路子去演变。我们自己通过这样的全方位的高水平的开放，会催化和倒逼我们自己在深水区啃硬骨头的改革。

第二，外循环的视角上，我们还应该继续降低外资准入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中央已经反复宣示这方面的指导精神，各个部门也要制定很多具体的执行措施。

第三，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和本土的自贸区的发展。本土自贸区称为多轮复制，现在到了第六轮，就是为了打造外向型经济升级发展和内外互动的新局面；粤港澳大湾区更有它标志性的意义，没有说别的地方不可攀比，但粤港澳大湾区是冲在前面，里头内嵌一个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那么广东、深圳和香港、澳门合在一起，这个大湾区它的一体化的发展，内在逻辑是什么？不可能说你广东、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那么就以你来定标杆，让香港、澳门回过头来跟你对标，不可能的。广东、深圳再怎么冲在前沿，你还要继续向香港、澳门的商业文明对标，实际上是跟全球最高水平的高标准法治化商业文明和规则体系对标，由此来解放生产力，准备争取尽快打造出来一个未来可以和东京湾区、以及更远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一比高下的我们这边的强劲增长极区域。它的影响一定是全球的，在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它是冲在前沿的、旗帜性的，并内嵌了深圳冲在最前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示范。当然，这也必然是一个内循环、外循环结合在一起的框架，也是外循环为视角上特别值得我们看重的发展态势。

其他还有很多视角，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勾画一下。这个双循环跟我们的数字化经济、新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紧密结合的，而且切入点就是有效投资的新基建，再结合上城乡一体化、结合上传统老基建里的重点。双循环跟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息息相关，而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升级发展的主干，要在全球分工的“微笑曲线”上，争取越来越多地从中间位置（从“两头在外”开始，我们主要是加工，处于收益比较低的中间这个位置），争取托举到左右的高端——左边是创意创新、树立品牌，右边是市场营销、售后服务，面对全球推出一轮一轮的扩展产品。这是我们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前途之所在。

另外，我们的双循环，一定和“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实施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本土的区域发展战略，前面已经强调了要有机结合于我们“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在五年为期的眼界里，结合着双循环，经受这个历史性考验而站到新的台阶上面），再前瞻，从战略思维来说，于“持久战”中间进入中国发展新格局，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是以升级版的高质量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一步使中国的现代化按照“新的两步走”去一步一步达到我们的战略目标。双循环，就是在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现在中央给出的一个有全局指导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的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针，当然要落实到我们所有参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各主体的具体工作努力上面。

我的这些看法是试图勾画一个认识框架，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