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隐语盛行

夏、商和东周时期的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隐意语言，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隐语提供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自周平王东迁之后，我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生产发展很迅速，各国的兼并战争也很激烈。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辩驳，促进了哲学和政治思想进步和繁荣，也促进了科学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和繁荣。尤其是战国时期，文化空前繁荣，可以说，其辉煌灿烂的文化奠定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也就在这大动荡时期，隐语流行，并在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交流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以至于达到“兴治济身”。

其时，“隐”作为谜语古称的意义出现在文献中，汉以后称为“隐语”。《韩非子·喻老》载：“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之时喜隐。”“淳于髡说之以隐。”所谓“隐”，《说文解字》释曰：“蔽也。”《玉篇》释曰：“古无谜字，仅以隐字代。”《论语》曰：“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可别解为隐语。

其时，“廋”字也出现在文献中，且长期以来解“廋”与“隐”同义。廋，古通搜，有藏匿之意，兼有求索之意。西汉扬雄《方言》：“廋，隐也。”钱南扬《谜史》：“廋互训，盖本一物。”廋，亦称廋辞（词）、廋语。《国语·晋语五》载：“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说的是公元前592年，秦国使者在晋国朝中讲廋辞，朝中大夫们无人作答，晋国范武子的儿子范文子一下子猜破三条。书中虽未记载秦客廋辞的内容和斗智的热闹场面，但由此可说明廋辞在当时很盛行，并用于外交诘难。一个国家有会用廋辞的臣子，有可能取得外交胜利。

《国语·晋语五》中所说的“廋辞”，无实例证明属于什么语词，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也无实例，直到宋代才有几个实例出现：

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下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宋庄绰《鸡肋编》）

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已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则东坡谓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盖廋语矣。（《鸡肋编》）

大抵廋辞云者，如今呼笔为管城子、纸为楮先生、钱为白水真人，又为阿堵物之类是也。（宋孙奭疏《孟子·公孙丑上》“遁辞知其所穷”语）

宋庠罢参，郑戬罢枢，叶清臣罢计，吴安道罢尹，盖吕文靖恶其党盛也。时数公多以短封廋词相往来，如“青骨不识字”“米席子作版”之类。青骨谓蒋堂，时谚谓知诰为识字，待制为不识字。杨吉作发运以饷权要，得户部副使。（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这四个实例所说的“廋词”，都是指的行业黑话、暗语、密语或别称，为隐语的一个旁类。作为行业黑话、暗语、密语或别称的廋词，因为也是回互其辞，有藏匿之意，也有隐的含义，可随同隐语而视为灯谜的萌芽状态语属，而隐语与灯谜走得更近，发展为灯谜的过程更直接。此所以南北朝时刘勰著《文心雕龙·谐隐》，只说隐语没有提到廋词。自宋以后将廋词与隐语之义等同，有始作俑者，约定俗成而已。

隐语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还在于当时的语言环境。明代郭子章汇编《六语·隐语》序曰：夫隐语有不得不隐者，“遇主于巷，难以自牖，理谕之不可，势禁之不可，危言动之、犯颜诤之又不可，不得不隐其语，以冀必从。事关军国，势切危迫耳。属于垣虎坐于床，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不得不隐其语，以冀必济”。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动荡时期，变数很大，人们忌讳较多，有话不宜直接说，而是绕弯子，借事迂回，让听的人自己领悟其中的道理或暗藏的玄机。隐语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还源于各种各样的主体需求，即说话人出于各自不同的心态，有的为保密有话不能明说，有的为避讳有话不便明说，有的因笑谑嬉戏有话故意不明说，而用另一种委婉、隐蔽或晦涩的语言来暗示其用意所在。隐语流行还在于其特殊功用，运用隐语比直接说更容易阐发微言大义，既有诙谐色彩也更显得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