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我的祖父奕元在宗人府
我的祖父爱新觉罗·奕元（康熙五世孙）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正月初一未时，所以取名为“元”。奕元字劭敏，是爱新觉罗·绵文的第一子。26岁开始在宗人府任职，到了宣统二年就作了宗人府的理事官。
奕元的父亲绵文，在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曾被授予安徽学政，在任内授礼部侍郎（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也曾作过礼部侍郎）绵文的二哥绵宜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和光绪十二年五月先后两次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绵文和绵宜都是翰林，又都先后任过礼部侍郎，所以声名显赫，备受朝野崇敬。某位郡王曾为绵宜兄弟写过一条“兄弟翰林”的横幅，以后又制成匾额，悬挂在慈慧殿的绵公府邸的中堂。
说来也巧，绵文的长子奕元和三子奕寿也先后被点翰林，这便是第二代的“兄弟翰林”，所以当时有“翰林世家”之称。
宗室之子（只限一子）凭父辈的恩荫取得荫生资格是极容易的事，可是取得翰林资格就得有点真才实学了。清高宗（乾隆）曾诏日：“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以觇士子学力之浅深，器识之淳薄。”过去殿试“文理通优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三年再试”。足见翰林资格的获取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绵氏父子两代四人做了翰林，不仅光宗耀祖，而且被奉为读书人的楷模，传为仕途佳话而名噪京城。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奕元参加大考，曾因文理出类拔萃受到皇上嘉奖，被赏顶戴花翎，这在爱新觉罗的宗谱中都有记载（甲册1153页）。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奕元就被视为才子。十二年之后。即光绪三十年四月，被授予宗人府的额外主事。
当时的宗人府是掌管皇族谱牒和管理族中事务的重要机构。编制约四五十人，除个别汉族人之外，都是宗室成员。宗令往往由亲王、郡王担任，下设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其事务长称府丞、理事官。
光绪二十八年袭贝勒、光绪三十四年加郡王衔的载涛先生曾做过宗令。他曾说：宗人府有三个台阶：奕字辈的，载字辈的，溥字辈的。奕字辈的指的就是奕元。
光绪三十年四月，奕元任额外主事后，三十二年四月接受修订玉牒的重任。这个任务尽管有风险，但毕竟是个晋升的好机会。
玉牒记载本支，即从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开始的直系子孙。他们以系金黄带子为标志，故称黄带子。黄带子也就是宗室。非直系子孙称旁支，即觉罗，系红带子。依《宗室传序》：“降至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因此，缘事被革字的，在玉牒中也要反映出来，这些人系紫带子。
修订玉牒时，宗室、觉罗都要重新核对，增续、修改、订正。
例如，爱新觉罗宗谱开始时姓氏几乎没有规律，从圣祖（康熙）以后，按胤（允）、弘、颙（永）、旻（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辈份排列。只要是同辈的宗室成员，都在每页上同一辈份的横格里记载本人的情况。
每个宗室成员都要记载生母是何氏何人之女（不记载生母的名字）；本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何时中试，何时授荫生、进士；何时袭爵、晋爵；何时受赏，何时缘事革职、降职；嫡、侧妇人及妾是何氏何人之女；本人排行及有几子；卒年月日时和谥号。
修订玉牒不允许有疏漏。例如，庄亲王之子奕赓和绵宜之子奕赓重名，在修订时未曾发现，都上了玉牒，结果追究宗人府“失察之过”。当然，记载不实、记载有误都属于过失，视情节轻重，或督责，或降调，或革职。
为此，绵文在弥留之际还断断续续地嘱咐奕元说：“精心修正牒，不提疏忽，以免不测。”光绪三十四年初修订的玉牒终于告成。然而从此府邸上下皆惶惶不可终日，全家都觉得“不测之事”就要降临而捏着一把汗。三月，传来佳音：“修订玉牒有功，上大嘉悦，加俸赏银。”时逢三弟奕寿晋封为刑部主事。
端午佳节，慈慧殿正院大宴宾客。游廊、穿廊、侧院、后院，到处张灯结彩。从后门桥庆合堂饭庄叫来的提食盒的伙计鱼贯而入，各种菜肴摆满厅堂上的各个餐桌。奕元、奕寿亲迎宾客，酒宴延至夜阑方散。我的祖母，奕元的嫡妻巴里克氏延清之女，津津乐道此事。她是1949年冬去世的，她在世的时候，母亲常让我给太太（祖母）捶背。在捶背时，多次听太太谈及此事。
修订玉牒是不定期的工作。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37年伪满洲国“建国”五周年的时候。当时溥仪在“新京”（长春）发布玉牒修辑命令。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所限，留守人员又少，修订的内容要粗略得多。我的堂兄溥藤生于1936年，只在我大爷载燊名下，溥字辈的横格里，记下了“第一子，溥藤”五个字。我生于1937年旧历十二月九日。
父亲载■在宫内府近卫处工作，知道正在修玉牒，生怕赶不上。我一降生，他立即请人专程去北京申报。匆忙之中给我取名溥筠，忽略了我堂兄溥藤的“藤”字是草字头，待到入册时才发现。为此，宗人府决定改为溥萍。我的名字记载在我父亲的名下，也只写了“第一子，溥萍”五个字。
我的父辈载燊（协和）、载■（仰阎）、载楫（楫舟）、载枢（仁之），除去记载排行、生年月日时之外，也只有生母、谪妻是何氏何人之女的简单情况。
现在玉牒的复制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等处都有收藏，可以供读者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