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明版书奇遇记

《藏书家》第22辑刊发，2018-4

明版书奇遇记

肖伊绯

应该说，在收藏明版书的普通读书人中，我算是相当幸运的一位。个人收藏的第一部明版书，恰恰就是黄裳先生提到过的、十分罕见的“芙蓉泉本”《韩诗外传》。这部书入藏的经历还颇有些戏剧性，可称“奇遇”。

原来，这部《韩诗外传》只是一部书友作价抵换的“残书”，最初谁都没有意识到它的珍罕。由于该书前后有几页“抄配”（即以笔录方式将原有缺失的书页配齐）， 且抄配的皆是“汲古阁本”的内容，如“韩婴本传”、“艺文志概说”与“毛晋跋”等等，当时即以明代“汲古阁本”残本作价抵换。由于“汲古阁本”《韩诗外传》原装都是两册装，这套书却有五册，显然还经过改装、重装。这种既有抄配又非原装的明版书，内容也为极普通的“经部”常见书，并不算特别珍罕。但此书以白棉纸而非常见的黄竹纸印制，还是引起了书友与我的共同关注，所以在抵换作价时，几乎还是以“汲古阁本”原刊本的全品作价，并没有因为“抄配”和重装而太过贬值。

由于五册装的白棉纸明版《韩诗外传》查无可据，是否是当年汲古阁的特刊本、初印本或别的版本，一度成为我相当关注的问题。经多次仔细察阅该书，但始终未得线索。一次又在灯下翻阅该书，发现原藏者“抄配”的“毛晋跋”后还有一叶空白未用的棉纸，且这一叶棉纸厚度比正文书叶稍厚。挪近台灯细看，发现棉纸里还夹着一张双面皆有字迹的书叶，而且字迹似乎比“抄配”的水准要高。我连忙拿来剔纸刀，小心翼翼的剔开外层空白棉纸，里边的那一张书叶字迹灿然显露。

这是一叶原书原装的跋文，跋文劈头一句：“斯道于天地间，实元气之敷布无所不在；而分量之大小则自夫人之所至何如耳。”这一句大通透的古人至言，几乎一语道破玄机。原来，原藏者之所以抄配“汲古阁本”的前序后跋，是煞费苦心的掩饰；该书的版本并不是那套明末知名度较高的毛氏“汲古阁本”，而是另一种知名度相对并不高的刻本。原藏者显然认为这一刻本的价值不如“汲古阁本”，才作了“抄配”、重装与封存原跋的种种掩饰。

原刻本跋文的最后一行“嘉靖己亥秋八月望月泉薛来书于芙蓉泉之秋月亭”，让我忽然忆起了黄裳先生的《来燕榭书跋》。他在书中第三十七章提到过这样的题记，并且将这种《韩诗外传》的版本称之为“芙蓉泉本”。他认为，《韩诗外传》于明代嘉靖年间凡三刻，而以芙蓉泉书屋刊本为最善而罕传。特别奇怪的是，这部“最善”的版本，之所以“罕传”，却只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黄裳得到这个刻本时，只是叹惜，“惜已染纸，且撤去刊书诸序，以充宋板。”原来，是有人用这个明版书作伪，充作宋版书来待价而诂。当年黄先生得遇这一部罕见的明版书，也是被书商充作宋版书的；虽经黄先生识破，但因为作伪，整部书已经受到了损伤。

与黄先生经历相仿，如今我看到这行有“芙蓉泉”三字的跋文，竟也是在剔开原藏者重装掩藏的棉纸之后。尤为可笑的是，在这棉纸之上，还加装了一整页抄录工整的“汲古阁毛晋跋”，以此来充作“汲古阁本”。原藏者的无知无畏，竟然可以将明代嘉靖年间的罕见古籍，施以移花接木的手段，仿冒成众所周知的、知名度高一些，但年代却晚了一些的“汲古阁本”。与黄先生拿到的“仿宋版”相比，这部“仿汲古阁本”的“芙蓉泉本”《韩诗外传》，恐怕还更富戏剧性。当然，也正因如此，我与明版书的因缘也悄然开启，且一开启，即是“奇遇”。

于我而言，这误打误撞的奇遇，自然是幸运的；古籍的命运，也正因这些有意无意的人为因素而充满戏剧性。明版书在如今这个时代，于读书人、藏书家、研究者们而言，都充满着无穷魅力；与此同时，或也正如当年人们疯狂搜求宋版书时一般，也充满了种种人为的变数。必须承认，在这些变数之中，误打误撞的幸运只是概率极低事件，坚持“人弃我取”的藏书策略才是长期的必然途径。这也是黄裳等老一辈藏书家们坚守多年的藏书策略，我始终坚信对于普通藏书者而言，这条策略是可以受益终生的。

后来，又陆续收得了两种明版“残本”，一为田家英旧藏的《歌林拾翠》卷三；一为锦囊小史丛刻中的零本《曲藻》。前者为只有三十几叶，且缺了一截“尾巴”的残本，但此书国内目前还只有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有收藏，且也非全本。我购藏的这本虽然缺得更多，但毕竟经过名人递藏，也可“大言不惭”的说，算是国内第三藏本罢。后者《曲藻》虽属丛刻零本，但这个版本是极少见的，曾是曲学大师吴梅极为赞赏、并以之为底本校勘过他的曲学讲义的。该书本身也是“国家善本”目录中在册之物，所以，对这个零本，我还是颇为珍视的。

又如五年前曾淘得的明末刊本《新镌南北时尚万曲合选》，也属“残本”性质。该书最初只是书商地摊上的“堆货”，是一本50或100元均价的码堆卖的最普通货色。当时我略微翻阅，发现书中有自己未曾得见过的明代传奇剧目及选曲，即刻收入囊中。因为书前目录页上有两幅尺寸极小的版画，书商因之要了100元的“高价”，且在成交时又“勒索”了我50元，实际成交价150元。该书因保存不善，加之书商也待它不善，购得时已几乎裂成两半，且还有烟头炙穿的页面。为此，购得该书后我请良工将之修复，修书费用竟数倍于购书价格，一时曾在友人圈中引为“笑谈”。不久，我将该书与前述《歌林拾翠》一道，曾赴上海请黄裳先生过目初鉴；又经国图专家、中山大学专家鉴定，确定为国内无藏的孤本明版曲选类古籍。关于该书的初步研究，我曾草撰一文《孤本万曲合选初考》，国图馆刊《文津学志》、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均予发表。该书部分内容还将辑入中山大学《全明戏剧》大型丛书，且将交付国图影印全本出版。

前述种种，皆是在述说我的奇遇，展示我的幸运。一切看似轻快，实则不然。要搜淘到这类颇有潜在价值的“残本”，没有特别熟悉的专业知识是不行的。因为即使有这样的机遇，却因没有十足的把握与底气，东西过眼过手终不能最终拥有，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实上，这种“残本”的淘书现场，能驻足细看的多半都是行家，否则烂糟糟、破朽朽的一堆残次品，谁会有工夫在那儿瞎摆弄？我就曾经遇到过晚来一步的行家，和和气气的伸手过来，说是要看一看我挑好的书。我只能说等付款后咱们再交流（否则极可能被抢单）。果不其然，我付款后这位仁兄迅即提出五倍或十倍的价格返购，这种魄力当然只能是源自其专业眼光了。

拍卖场上通过价格竞争与审时度势，偶尔也会拿到一些令人喜出望外的明版书。比方说常见的“经部”注疏系列，由于常见且流行广泛，算不得珍罕希见，但也正因为如此，给喜爱明版书的普通藏家留下了可以承担的价格想象空间。

据学者黄永年先生讲，曾经风行一时的明末“永怀堂本”十三经古注系列典籍，是明末金蟠、葛鼐等刊刻的，书板到清末民国时仍存留着，修补后归浙江书局印售。这部分明版书现在市场流通量不算少，但原刻、初刻、精印本也并不算多。因为顾忌到其中存世品大部分是清代甚至民国时期补刻重刊之故，这部分明版书在拍卖场上要么底价勉强成交，要么流拍居多。这个时候多多留心，还是常常能有一些意外收获的。曾经以底价或稍高一点的拍价购得过一部“永怀堂本”《赵注孟子》与《郑注周礼》。其中，一部棉纸本已确定为明末原刻初印本；另一部虽是清中期翻刻，但明刻风味犹存。这两部书搁在书房里，顿时有所谓“国学经典”的书香盎然，还是颇有点令寒室增辉的意味了。

我的明版书奇遇记，只是粗浅的个人经验之谈，其中难免有不可复制、也绝难重演的戏剧性因素。无可否认，这样的“奇遇记”并不能照搬，更不能盲从——奇遇本无教条可循。说一千、道一万，明版书的难得确实是显而易见，如今的“奇遇”也越发少见；这也正说明，意识到这一点的读者藏家数量正在悄然增长。且看如今书市，一些稀见珍罕、刻印精良的清版书、民国刻本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商业价值初显，甚至于一些距今不到百年的所谓“新文学史料”之类的铅字排印本也能创下数万的天价；那么，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版本相关知识，淘捡一些明版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普通品类，也不放过一些确有价值的残本、零本，不更是普通藏家力所能及、回报更佳之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