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部书 中国的概念将何其狭隘
谨以本文，献给世界读书日。欧罗巴文学以莎士比亚为有荣光，而在中国，司马迁早已不是一个文学、史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中国这一国家概念之所以依然存在的根系。
是为题记。
在我心中，中国这个概念，大概是由四个人维系着的。
首先，是孔子。如果没有孔子以及他开创的儒家文化，今天的中国，大概率就是像欧洲一样的存在，开封或商丘或洛阳就是梵蒂冈，河北省是燕国，湖北省是楚国，山东省就是鲁国……没有儒家文化，你很难想像这片土地可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分分合合最后总能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司马迁了，他是今天篇文章的主题，容后再述。
第三是李白，如果没有李白，中国，或者更宏观上讲，中华民族将是一个非常乏味的民族，一个非常缺乏想象力的民族，没有对影邀月的豪气，也没有侧身西望的志向。
第四是苏轼，如果没有苏轼，有宋以来的中国将变得非常俗气，俗不可耐的一个民族，姑且不去想我们吃不到的那些当年脑洞大开才能烹调出来的美味，只说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民族，将在苦难中一朝又一朝的苟且，再不会有一种精神引领着文人士大夫、精英阶层为这个民族而呼号。
苏轼，是我一生明灯，有专述，不赘。
李白，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G点，不能触碰太多。
孔子，那是中国之所以依然为中国而不是“中盟”“中共体”的根源，毋庸多言。
为什么今天偏偏要来讲太史公司马迁？
说个由头，4月23日，世界上最伟大剧作家莎翁的诞辰及忌日，世界读书人的节日。
相信爱书之人大概也都从各个电商平台和知识付费平台了解到了，423读书节。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的开创者、基石，大概没人会反对，因为放眼望去，自文艺复兴始至今日，所有西方牛逼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写的再深刻，也逃不出莎翁“魔爪”。
关于人性，关于爱情，关于各种蝇营狗苟，都能在莎翁作品中找到原型，这个事不是我说的，是文学界的共识，我不在这儿搬砖了。
而中国文学，其体例和传承结构和西方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的小说雏形虽然在唐朝出现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要到明末才大概成型。
小说出现以前，中国的所谓文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诗词歌赋，这个成语是按体裁旺盛度来排序而不是编年顺序的，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中国诗最旺盛的那个朝代，如果没有一部史家绝唱当底色，那些伟大华丽、荡气回肠的诗词中的引经据典将何其乏味而无所依？
我虽然不是文学从业人员，但文学于我就像生命，如果没有那些高灯明烛一般的伟大作品，这人生将何其空乏。
在一些萧瑟寂寥的夜里，我就会特别想念他们，我在本文中提及的这四个支撑起中国这个概念的人，
孔子由于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几乎已经是一个符号式的存在，
李白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的人设主题题是飘逸、潇洒，虽然深读李白才能明白他处在那个时代中的郁郁不得志与生之向往，
苏轼就是所有中国文人的补药，没了苏轼，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后世会少了太多于苦难中挣扎着创世不群的文人。
而太史公呢？
说来不怕你们笑话，我时时想起太史公，总会热泪盈眶，尤其是想起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生平委屈时的那些名句时，时常难以自己。
就像我只要一想到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遭遇、在黄州哆嗦着手写《寒食帖》、在惠州苦中作乐大口吃荔枝、在海南儋州戴着草帽教化当地民众时的样子，也会热泪盈眶一样。
司马迁与其他三位中国概念支撑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没有结局。确切地说，他在写罢《报任安书》后，在历史上就神秘地消失了，再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
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报任安书》不可能有真迹传世，我想如果有的话，那血泪字迹一定比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更加令人震撼。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杨照在谈到史记时说过一句话，我当时听了，感觉浑身汗毛乍起。
他的大概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以中国人的整体概念自居，提到先贤，都是归于中国人这个整体之内的，但司马迁著史记，让我们明白，中国人，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他是那样的中国人，他笔下的那些中国人，是另一种人，他们的品格，德行，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
了解了司马迁，你才能明白，原来人真的可以为了一件与生命、与个人得失、与金钱、与利益都没有任何关联的事而承受生命中最最沉重的打击，那打击比死亡要可怕的多。
司马迁在写给任少卿的这封信中，提到了那些与他一样将生命价值放到不起眼的位置而创造出传世著作的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原文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就不翻译了，其中提到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子……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司马迁，这些人在后世中国人的人格记忆中将何其模糊？
毫不夸张的说，一部史记，撑起了一个中国的形状，维系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关于司马迁其人，其史记，有太多人写了太多的学术、文学作品，我在这里谈他，实在有些不自量力，那也是无可奈何。
只是
在这样一个风呼啸而过的夜里，
在这个被病毒阴影笼罩着的世界上，
在这个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愈加缺乏信任的时代里……
中国人这个群体概念，中国这个国家概念，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之危机。
我们正在遭受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围攻，此时，一部《史记》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最有力、有效的精神补给，
先贤之伟力，不欲今人之况，更当自强不息，以十二万分之魄力，将中国这个国家概念继续放大，再放大。
读书，读好书，是我们对那尊甚至连卒年都不可考的二千多年前的光辉人格的最大敬意。
我甚至猜想，这一封写给任少卿的书信，很可能就是太史公的绝笔。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简单说来，人是要死后才能评论他生前的是非的，这封书信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绪，只是简单写一写我执着、浅薄的人生态度，罢了。）
我将以下这句话做为本文结尾，这是一句中国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大都可以脱口而出的话，但这句话不是出自什么游侠剑客、将军豪杰，而是一位遭受了人世间最屈辱刑罚的文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报任安书》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对于生死的定义，就显得太浮浅了。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