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苏轼终于要离开这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了。
对于34岁的苏轼而言，离开既不是逃避，也不是放弃，而是一种解脱。政治是一项权谋的艺术，需要用一种“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的心态来创作与构思，而这，恰恰不是苏轼所擅长的。·回想自第一次出蜀进京，即受到仁宗皇帝的备宰之期；·到了神宗朝，几封写给皇帝的折子都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却因政敌作梗而作罢。
十年一弹指，苏轼虽然不知道自己的阳寿到这一刻已经过半，但至少知道，这么大好的盛年，却要被放到远离中央的地方上去……
苏轼是有大才的人，且为千古奇才，每一千年不见得能出世一位的那种奇才，却遭遇到命运如此不公与不恭。但他却实在算不上怀才不遇，恰恰，他的才华受到了足够的尊重、赏识、重视，以及敌人的恐惧，才会有如此这样的命运。三朝皇帝都是如此欣赏他，但三朝的当权大人物却都或有意或无意地阻挠他的登场，这不是巧合，这绝对不是巧合。让时间向后再跨越过八百间的流转，中国才又有一位不世出的大人物诞生，而这位大人物身上最闪光的才华，若能调剂哪怕仅一成到苏轼的天资之中，苏轼的命……历史作家张宏杰先生写过很多部有关曾国藩的作品，我每次读到曾文正公如何韬光养晦、如何在妇人治国的困局中为自己博得无限生机，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在他八百年前的苏文忠公。事实上，苏轼与王安石，在性格中的弱点是如此相似，而这弱点，如果仅落在为人、持家的事情上，也不过就是得罪些人罢了。偏偏，这弱点正落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面前，偏偏又成了国家倚重的以为的强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