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其昌 ‖ 《析津志》的分目并内容举要
志书与其他书籍不同，在体例上多是列出门类，分目编纂。门目名称又常是因时、因地而异，《析津志》主要是记述辽金故城与元大都事迹，都会之地，事物繁杂，比之其他志书，估计其门目要多一些，原书不存，现在见到的门目名称，都是后人摘引原文时所列，已经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如果细审原文，条分缕辨，还能理出一点头绪来。其原有门目，至少应包括下列诸项：
1．朝堂公宇志
抄本《析津志》上册首页，先记“古迹”二字，又圈去，后有序文一则：
中书省，大祖皇帝辛未年十月，于燕置行省，大业实肇于此……盖欲使后之稽者，知创始之初意，今复以南北二省公宇并列于后，乃作朝堂公宇志。
从内容看，记的是元代中书省各厅司建筑布局与刻石题名等等。看来“朝堂公宇”应是一个大“门类”，“中书省”应是下面的一“门”或“目”。
2．祠祀志
抄本《析津志》下册，有“祠祀”一项，又有序文：
山川祀典，国有常礼，而所在土神，因人而立，雨旱丰稔，无不祷 焉……乃作祠祀。
内容记的是五岳四渎，幽州镇山，海漕天妃及祠堂等等，从题目与内容看，虽然没有“志”字，它应是大“门类”即“祠祀志”，如果是“志”下的“门”或“目”，是不会有序文的。
3．学校志
抄本《析津志》下册，列有“学校”一项，后有序文：
世祖在主邸时，有旨以燕京儒户免差，有碑刻……此则大都路学，乃作燕京学校志。
这是原书的本来面目，原书有“学校志”一大门类。
4．台谏志
辑本《析津志》引《永乐大典》台字韵有台谏叙一条，文曰：
台端乃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纲纪所系，故擢官必自圣裁，取其人必忠纯体国，以成笃厚风纪之政……乃作台谏志。
这也是《析律志》原文，原有“台谏志”的门类。
5．名宦志
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九，有名宦一项，后面文字是：
析津志书曰：宅朔方曰幽都。幽都山名也，都者京也……是以教化之所被，炳焕垂远者，岂可不记述，以诏方来，乃作名宦志。
名宦之下，列有金元名宦甚多，原书有名宦志的门类。
6．菜志
大典本《顺天府志》卷十引《析津志》有诸菜叙一条，记曰：
诸菜叙。无菜则日馑，岁荒则曰饥……乃作菜志。
检诸志书，将菜蔬单列为一大门类是少见的，而《析津志》不仅单列一项，且记菜蔬品类甚多，并记特征、特性，乃至用途等，十分详尽。对于研究我国北方菜蔬之种植源流，很有好处。
7．岁时风纪
抄本《析津志》下册，列“岁纪”一项，无序文。又“元宵”条下注文说：“累朝故典见岁时风纪”。又“富春乐”条下有小字注“岁时风纪，松云撰”。松云即熊梦祥，原书当有此一项，所谓“岁纪”当是简称。以无序文，应是“志”下的一个“门”。又虽然有“松云撰”字样，倒不像是熊氏另有专书“岁时风纪”。
8．岁时朝仪
同书“十七日天寿圣节”下有小字注文见“岁纪朝仪”。《析津志》是记述辽金元都城事迹，都会之地，所以有“朝仪”一项，但不应是“志”，应是“志”下的一“门”或“目”，
9．岁仪驾回
同书有一条：“是月也，元宰奏，太史师婆俱以某日吉，大会于某处……”下有小字注详见“岁仪驾回”，可知原书有此一“目”。
IO．艺文
一般志书，常列“艺文”一项，惟现存《析津志》文不见。大典本《顺天府志》卷十，“内翰王文康公”条下小注记：“有行状及碑铭，在艺文门。”看来原书是有“艺文”一门的。
11．风俗
记风俗是志书通例，抄本《析津志》下册，列有“风俗”一项，记新、旧城风俗数则，这应是原书所有，是“志”、是“门”、“目”更不清楚。
以上数则，是根据原文的序和小字注粗略列出的，另有山川、河流、桥梁、寺观、人物、物产诸项，都是抄时所列，是否为《析津志》原文就不清楚了。
有一点须要说明：在不少条目下常有小字注，如见庙仪门、迎驾门、祭祀门、羽猎门等。上面的“岁仪驾回”，也很可能是“岁仪”单列为门，而“驾回”又是“岁仪”门下的一目。特别是菜志之下，又列了不少品类，如菌之品、叶之品、草花之品、果之品、野蔬之品等，此外又有木之品、竹之品、谷之品、豆之品、草之品、黍之品等，还有家具、兽、瑞兽、鼠狼、翎等，品类繁多，不一而足。
原书的分类是相当细致的，有志、门、目，下面再分细目，以物、事、人等分别列入。以当时新城故都人物之盛，事物之繁、品类之多，再把郊垌州县列入，便可想见其卷帙之浩繁，包罗之广博，也可推见熊氏用力之勤苦了。
有关内容。《析津志》的内容很多，一般内容《日下旧闻考》等书容易看到，这里仅从抄本《析津志》与大典本《顺天府志》中，撮取少见的内容数条，介绍如下。
1．关于学校
抄本《析津志》下册，《燕京学校志》记：
太宗五年癸巳，初立四教，读以蒙古子弟，令学汉人文字，仍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南城文庙有已酉年石刻诏云……。
下面记录了一通元代皇帝圣旨白话碑，内容是要蒙古的孩子学习汉文字、语言，并要背识，学习时不准说蒙古话，否则，说一次打一板。师生们每人日给面一斤，肉一斤，并有金代枢密院改建文庙等内容。文献记载，元代建立国子监教授生徒是大德年间的事，元建大都之前，在中都旧城建学，虽有零星记载，但记录得如此详尽，却是仅见的。它说明当时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的情况，对于北京地区建学授教的历史也添补了一段空白。原碑是见不到了，但文字却靠《析津志》保存下来，类似的白话碑文就有好几通。元代白话碑文遗留下来的本来就不多，这里又增加了新内容，实属难得。
2．关于关汉卿
同书有“关汉卿”一条，记：
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侗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词章者久矣。
关汉卿是我国词曲大家，曾被列入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流传不少，但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却知之不多，仅在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书中有一点记载，这里文字虽有四十多字，还算比较多的，也是比较重要的，关于他的籍贯，一说大都人，一说山西祁州或河北人，这里又笼统地说是燕人，为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及籍贯，也提供了一点线索。
3．关于北京用煤
《析津志》中有一段关于用煤的记载：
煤，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此疑为北）新安及城下货卖，成以骡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马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滥则难行矣，往年官设抽税，日发煤数万，往来如织，二三月后，以牛载货卖。北上（山）又有煤，不佳，都中人不取，故价廉。
辽金时代，北京地区已有用煤的零星记载，元代大都的用煤，运载车辆往来如织，看来用煤的数量还是相当不小的。解放后，在元大都城墙的考古发掘中，有铁铸元代煤炉出土，实物与文献印证是相符的。另据《元一统志》记载：宛平县西四五十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有白煤十余洞，这无疑是今京西门头沟一带煤窑，与上项记载完全一致。运煤的时间多在每年九月以后，固然与永定河水的干涸、结冰便于运输有关，但时值秋冬，除一部分用于炊食，也应包括居室取暖用煤。
4．大口故城
1953年，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在北京郊区清河镇西南侧朱房村发现古城址一处，虽然未作全面发掘，从零星出土文物及残陶片看，时代属于东汉，遂定名东汉古城，但城址名称却一直未能解决。大典本《顺天府志》卷十二引《析津志》记：
大口店，在京城西北三十里，旧有城，今为店，西南有高丘鼎崎，曰三疙疸，车驾春秋往还，百官迎送于此。
《析津志》记大口店，与其他文献对照，它叫“大口城”。同书卷十四，昌平县引《图经志书》记：
大口故城，在县南五十里清河社。三疙疸，在县（昌平县）南五十里清河社，有三土丘故名，元往来上都，亦驻于此。
从历史上看，北京北郊的清河镇，虽然距北京仅三十多里，但辽金元以来，一直属昌平县，所谓大口店，就是清河镇。这里是元大都通往居庸关的交通要道，车驾往还，临时驻跸，所谓东汉故城，也就是大口故城无疑，至少元代叫“大口故城”，古城的名称，算是初步解决了。所谓“三疙疽”，实际上是三座汉墓，解放后曾经发掘了一座。同书卷十四，又引《松云闻见录》记：
松亭关与居庸、北口关，为三关，世并称之。南口、大口在南，北口 在北……
松云即熊梦祥，闻见录当是他撰《析津志》的底稿或采访记录，南口即今天的南口镇，在居庸关南，大口即清河镇，又在南口之南，从方位、里程计，都是相符的。“世并称之”，大口之名，也许不自元代始。
《析津志》还有《居庸关过街塔铭》一文，并附时人诗句甚多，又有《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两者都是研究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料。特别是后者，原碑已毁，碑文又为其他书籍所不载，就显得更为重要。1965年，吾师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对塔铭与碑文曾经进行了专题研究，刊于《文物》(1964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l期)。《析津志》所记材料甚多，这里仅举数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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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其昌(1926-2010)，河北安国县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195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调查研究组，后转入首都博物馆，长期从事北京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1956年参加明代定陵的发掘工作，担任考古发掘队队长。1985年-1988年任首都博物馆馆长。1988年退休，后兼任首都博物馆专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