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对“物”理解越深入，距离“心”就越远
“人类就要开始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技术—的新时代、创建新范式的时代了。”在2017年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赞叹，“这是中国的医学界和人文界两支队伍、两种思维模式，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模相见、握手、融合。这反映了中国的医学学者和一线工作者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反应了我们学术界对世界走势、社会状况的敏感与关怀。”
许嘉璐
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院院长。
“心”与“物”由合一到分野
人类在时间长度远远超过古希腊、古华夏、古印度至今的这一时段里，是把知识与美德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就开始有意地、逐渐系统化地对主、客观事物进行观察、思考和研究。人类的这一行为明显区别于其他动物。
人类最初是把对客观事物(他人、环境、宇宙中所有的“物”)和主观事物(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心”)混合在一起，或者说是当作一个事物来认识的。这一阶段延续了很长时间，晚到在希腊古典哲学、中国的《老子》《周易》、五行学说中和原始佛教的经典中，以及藏传佛教的寺庙文化里，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心”与“物”一并分析、论述的状况。
大约自17世纪中叶起，对主客观(心与物)的关注和研究开始分道扬镳，不仅研究的“对象”分成“物”和“心”，而且各自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西方启蒙思想家、古典科学家的论述和发现，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二者的分野。随后出现的工业化浪潮则更加固了双方的阵地和基础，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对“物”理解越深入，距离“心”就越远
以上着重指出古典西方科学把物和心二元化，并始终以二者对立的思维对待之，不过是要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是对人类古初思想和追求的背叛;对“物”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就距离对人类心灵的关注、思考和研究越来越疏远。
研究“物”的科学，也就是今之所谓自然科学；研究“心”的科学，包括了宗教神学和宗教催生的所谓“心灵科学”，例如近两个世纪层出不穷的种种心理学。
医学，很自然地被归为自然科学，因而现代医学也按照自牛顿以来形成的机械论、分析论、终极论、简约化、线性化的思路和方法对待人类知之甚少的自身这一有机体。
现代科学实践为自己设置了特殊环境(实验室)、选择了特定对象(动物和个别人体)，以得出的特殊结论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生存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态条件中所有需要医治的人身上。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不得不接受越来越破碎的“肢解”式检查、分析、治疗。
受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就连“心灵科学”也把非物质的心理活动推导到可测量、数学化、求精确的圈子里。例如，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的“格式塔心理学”就是如此。
尽管如此，如果谁无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医学、药学在缓解人类病痛、增长人类寿命、减少死亡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那将是愚蠢的；今天，如果拒绝科技的进步和西方医学未来的成就，那将是荒唐的。
工业化时代对客观世界敲骨吸髓的利用，最根本的动力在于超过所需的享受和无限度的利润，这才是今天世界混乱、危险丛生的主要动因。脱离了对高尚之心的崇拜敬畏，技术进步了、社会发展了，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诚所谓“物极必反”，人类就要开始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技术）的新时代、创建新范式的时代了。
对“物”的重视，包括对满足自身感官欲望的重视，既相应地淹没了、抛弃了对于“人”来说更为重要的一面，即“心”灵的追求，同时又为人类对财富的疯狂聚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争、屠杀提供了刺激和工具。
对“心”的研究，亦即对于自性和社会之心的拷问，固然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追求真理，但是这一追求并不是从预设开始，经过实验室的反复验证而得出结论，而是从古今人生和社会的实践经验积累开始，经过一代一代精英的静思、总结，并在社会往复的实践中提升、变革而形成的不同时代的成果。
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唯其经历了几千年实践的检验，所以能够放之历史长河和960万平方公里而皆准，并且已经深深沉淀为民族文化的基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