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并存,你就是真正的英雄!

文丨小甘菊 · 主播丨涂山

在老年人印象中,医生可做大夫、老师,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医生十分敬重,因为老年人知识匮乏,无法对病情做出判断。而年轻人注重个人的选择自由,有获取知识的途径,在追求个性和张扬的时候,试图与医生形成对等地位。

这种现象源于医生在医疗决定中的决定度下降,几十年前,医生与患者之间属于绝对命令和服从关系,面对疾病,一切选择由医生决定,病人只有服从和配合。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伦理学家为病人发声,要求医生给予病人关怀并且授予其权利。因此医患关系由以医生为中心变成维护病人权益、以病人为中心。

随着信息便利,国家文化相互交流,这种外国人尊崇的新临床理念逐渐感染中国人,使易被同化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老一辈的人还延续以往的传统。

新理念的起始看似良好,分担医生承受的风险的同时提升病人在治疗时的参与度,直到目前医学教育事业着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新生医生潜意识降低角色主动权,逐渐,医生在医疗决定中开始处于被动状态。

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助理教授Curlin博士表示:

我们的医生逐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畏惧自己做出的决定损伤病人利益,越过自己的管辖范围,或者有悖伦理。于是尽管医生确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征求病人的意愿后,不得不作出修改,而这些修改对于病人来说,显然大多数是不利的。

有些医生较为灵活,会以合适的说话方式告知病人利弊,但长时间被自主权利熏陶的病人总以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威胁,例如Curlin博士说:

病人觉得受到了操纵,于是选择结束对话,并且他们没有任何决定。

有病人参与的治疗方案本身就很难做到完善,加之病人的畏惧迫使他们既不支持医生,又迟迟不做出决定,导致治疗效果变差,医疗工作难以进行,而医生的无奈又反馈到病人眼中,于是,造成医生形象大大跌落。

与其他职业不一样,医生的工作性质一半在科学,一半在人,他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决定工作质量,所以,一个医生是否能将病人与科学结合在一起,变成评判他是否优秀的标准。

Bill Sullivan在《工作与诚信:美国职业医生的危机与展望》一书中指出,让每个医生自己做好自己的事,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践行医学对社会的责任十分重要。社会的形成需要其成员拥有一致的社会观,共同以大众利益为主要目的进行发展,医生也不例外。

科学的衍生与发展本就为人而生,医学作为科学的一部分,自当服务于人。一个拥有高超技艺的医生如果没有公民意识,即使拥有探究科学的精神,他最多算是一名狂热的科学人士,而不能算做医生。

这里的刻苦钻研也可以比作科学的一部分,既有对疾病钻研的成分,也有对病人护理的质量。对于前者,钻研疾病的发生和转归是每一名医学生成为医生所必经的道路,由国家制定的硬性条件可以帮助大众进行良好的筛选,因此大多数合格的医生在此方面做到位了。

对于后者,这种科学的钻研方式无法体现在卷面上,因此成为难以把控的因素。Jerome在其书籍《医生怎样想》中表示:医生犯错,大多归咎于他们的认知。

医生是一种不确定的职业,前一秒可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后一秒可能因为误诊而声名扫地,这种不确定性时刻充斥在这个职业中,这也是为何教育界着重要求医生必须拥有科学精神。践行科学精神也许让他们少一点知识性的错误,但缺乏人文精神,使医生容易因忽略病人要求和感受造成误诊。

古医有望闻问切,而现代西医在快速流通的病人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病人疾病掌握度不大,有时仅凭经验断论,因此造成误诊。于是我们便要求医生不仅需要有专业的知识,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还需要有关爱病人生命健康,疾病发展的人文精神。要求他们常在手术前说:“这个病人身体还有什么不适,我们需要再询问。”

所以,当一个医生真正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效融合,并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的失误会减少很多,在病人中间所获得的信任也越大。当意识到这一点,医患关系便能得到缓解,医生也就是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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