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蓬|吴大澂与石门石刻(下)
汉魏石门十三品展室
吴大澂与石门石刻(下)
文|王蓬
二
吴大澂多年身居高位，因酷爱金石碑刻, 把不菲的薪金与养廉银大量用于收藏，加之廉洁奉公而晚年清贫。他为生计所迫，曾任上海龙门书院院长，以早年坚实的古文知识教书自给，以疏家困。
吴大澂一生除忙于公务之外，还倾心古文字考释，精于鉴别各类文物，曾著《古玉图考》。也喜紫砂，曾请名家黄玉麟来家造壶，其壶身壶底有自己所题文字与绘画。吴大澂精于篆书，自己亦工篆刻和书画，尤以篆书著名。其特色是把小篆古籀文结合，规矩整齐，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别有情致。他曾用篆书书写《论语》《孝经》以及日常与友人通信，在晚清书坛独树一帜，名声响亮。吴大澂诗词及散文亦见传统功夫，且能旧典新用，别开生面。著有《愙斋诗文集》《说文古籀补》《字说》《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吉林勘界记》等十余种，涉及诗词、训诂、鉴赏、衡器、水利、边防等诸多领域，堪称一代大家。
吴大澂在出任河道总督之前,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出任广东巡抚。在广州期间,公务之余，吴大澂曾在幕友黄士陵等鼎力协助下，把多年收藏的古玺印成谱,即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十六金符斋印谱》。印谱成后吴大澂赋诗纪念这件得意之事:
蓄印十六年，积累至二千。
古鉥得至宝，文字秦燔先。
汉魏官私印，金玉皆精坚。
同钮各从类，年代不须编。
印兹二十部，裒集岂偶然。
谁其任此役，穆父与伯圈。
从赋中不难看出吴大澂所藏周秦以下各类汉魏官私印古玺多达二千余方。一方面说明吴大澂兴趣广泛，在金石、书法、篆刻诸多方面用心专深，收藏蔚然可观。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周秦以降，无论公私都注重诚信，恐口无凭，需用一种方式表现，这便是始于先秦的印玺。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寻常百姓，印玺都代表着身份、地位与信誉，积淀着一个泱泱古国的深厚文化。
此外,从吴大澂收藏也反映出晚清官场一道奇特风景，以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都曾入主中枢，位居要津，被誉中兴国家名臣，收复疆土英雄。同时也是学界泰斗、清流领袖，道德文章为天下敬仰。即便地位稍低的吴大澂也极了得，在靖边、治河、办学方面都多有建树，在学界、收藏方面也成一代大家。
吴大澂同治六年（1868）考中进士，实授编修，从家居京城始就开始关注收藏。尤其到陕甘任职学政，西安为周秦汉唐多朝古都，各种青铜、吉金、古玉、书画、碑帖、古印、封泥、文房四宝等民间存量极多，且较京都便宜易得。吴大澂作为主管教育官员，考察古迹、观摩碑文可称公务，就有更多机会收藏。到晚年时,历经半个世纪积累，其收藏品涵盖囊括各个门类，品种极为丰富，数量也堪称惊人，仅是珍稀物品已不下万件。
吴大徵与其绘画
吴大徵与其书法
坊间还有传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将付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吴大澂曾想以自己藏品抵现，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他按古董市价，挑选了古物3200件，作价1000万两，可抵付赔偿款二十分之一。但此议遭张之洞反对，认为是无稽之谈。电文也没有转到李鸿章手里，最后不了了之。对吴大澂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白谦慎认为，当时吴大澂计划拿出的只是自己藏品的五分之二。其实，吴大澂藏品天价是晚清收藏大盛的潮流使然。一个典型案例是，西周青铜重器虢叔钟的价格从嘉庆年间的二百两银子到光绪时，才几十年光景，居然被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沈秉成以5000两银子购得，当时这笔钱在苏州可以买下占地三十余亩的 “留园”，在北京可以买下十个四合院。当然，若是现在恐怕千亿万亿天价也买不走“留园”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大澂辞世，终年68岁。三代帝师翁同龢特遣人送去挽联：文武兼资，南海北海；汉宋一贯，经师人师。横批：一卧沧江
三
从以上辑录不难看出吴大澂在晚清应是集直谏诤臣、封疆大吏、治河栋材、外交能员、带兵统帅、一代学人于一身。经历传奇，大起大落，尤其人品性格因光辉灿烂而引人注目。这样一位大人物来到汉中褒谷，与石门石刻发生交集，撰写书丹《石门访碑记》，还对《石门铭》《大开通》《李君表》《李苞通阁道记》等石门重要碑刻进行校正与研究，结识石门拓片工匠张茂功，指导其提高拓技，在之后著述与友人书信中多次提及石门石刻，在百年后尚被多位学人研究乃至日本友人追捧，汉中作为石门石刻故乡，对“吴大澂石门访碑活动”实在是应该好好梳理，记录一笔的光彩事情。
吴大澂与石门石刻的交集发生在同治甲戌孟冬，即1874年初冬。吴大澂时任陕甘学台，到汉中主持府试，他沿沟通陕川的连云栈道穿越秦岭到达汉中。我们要庆幸吴大澂由于对石门石刻仰慕已久，心驰神往，在寻访之后，兴致不减，挥笔写下《石门访碑记》，恭录于此：
石门访碑记
同治甲戌十月之望，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纡仄，崖岸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遇樵子导之，下折而南，又折而北，荆榛塞路，山石荦确。小憩“玉盆”石下，观宋人题名。循江北行，崎岖益甚，从者裹足。过一点油石，壁立数仞，下临深渊，山穷路绝，裵回久之。忽闻岭上人语声，隐隐在丛莽间，则打碑人张懋功也。懋功家在石门，东去此仅数百步，然可望而不可至。度岭而下，约二里余，危崖陡绝，攀萝直上，如猱升木，“石虎”在其巅。崄窄处，仅容半足，虽太华苍龙岩，不是过矣。夜宿张懋功家。风雪满山，江声如吼，终夕潺潺不绝。黎明，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门西壁则《杨孟文颂》，颂后即《杨淮表纪》，旁有宋人题名十余段。访得《汉永寿元年题字》七行，纪右扶风丞李君德政，字多平漫，可识者有六十余字，从前著录所未及。其东则王远书铭，铭侧题字七行，笔势超逸，与铭文同，疑即王远书。下有“贾哲字三德”五字，亦相类。向日拓工不之省，金石家所未见也。《魏荡寇将军李苞题名》在门北崖壁最高处，俯临江水，椎拓艰险，世所罕觏。宋晏袤摹其文，刻于门外南壁上。其下有绍熙五年《修堰记》。又有宋人摹刻“衮雪”二处，其原刻在江中巨石下，湍流迅急，舟不得近，隐约可辨，相传为汉刻，旁有“魏王”二小字，想系宋人伪刻。此石久湮水中，水落始见，近年张懋功访得之，始有拓本。又南十余丈，则《鄐君刻石》在焉，下刻《宋晏袤释文》。晏所记一百五十九字，今石仅存十六行，末行“瓦卅六万九”以下缺三十五字。倪兰畹《游记》云：“崖石已断，不知后数行刻于何处。”余观《鄐君刻石》旁，有石横卧崖侧，纵三四尺，横二尺许，令从者缘崖视之，有文在石下覆处，大小如《鄐君刻石》，此必尾段三十五字也。是时，雨雪不止，泥滑路艰，登陟为劳，遂以舁石事属诸张懋功，不及手自摩挲。返櫂下驶，重观《玉盆》及《乾道修堰刻石》，皆在乌龙江岸东，太平石则宛在中央，亦有宋人题字数处，漫漶不可尽识。
是行也，常熟华大成星同、颍川刘嘉德瑞斋、元和陆振之保善偕往。华君、陆君未至先归，独刘君及仆三人从。吴县吴大澂恒轩为之记。
石门系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阻碍褒斜古道畅通的山崖下用“火焚水激”之法开凿出一条长15米，高宽各约4米的穿山隧道。英国大不列巅百科全书记载这是世界交通史上最早的通车隧道。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一处领世界通车隧道之先的石门，引起历代镇守使吏、往来文人墨客高度重视，颂其畅通，咏其功勋者不可胜数，镌刻于石门内外及山崖的石刻多达一百余块，其中汉代石刻即达八块，曹魏与北魏石刻各一，宋代石刻有三，号称《汉魏石门十三品》构成我国从汉魏到唐宋的书法真迹，又成为研究汉字及书法演变与发展的信史。素在学界书坛享有盛名，但限于山川阻隔，车马不易，并无多少学人亲临现场，即使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这般大学人也仅以得到石门石刻拓片为荣。而吴大澂超越前贤，不畏险途，来到现场，故在寻访之后，兴致不减，挥笔写下《石门访碑记》。
吴大澂手书《石门访碑记》拓片
左图:褒斜道石门原址 右图:褒水中玉盆原石
这篇纪实之作把吴大澂此次石门访碑的背景、时间、交通工具、行走路线、探访过程、学术收获及参加者都记载的十分清楚，为后世留下一份备忘录式的珍贵文献。笔者曾在褒谷口上中学，日后探访蜀道亦去过多次，故对吴大澂此次石门访碑的线路十分熟悉。汉中城区到褒谷口18公里，其时尚无公路但有驿道，骑马两小时可至谷口。但进山谷并无路可通，川陕驿道出秦岭谷口是连城山腰的七盘古道，石门却在古道下方数百米的临河山崖处。所以只能：“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清楚表明吴大澂一行骑马至谷口今河东店镇后是乘船进谷的。其时，褒谷未建水库，尽管冬日，褒水依然湍急，尤其谷口狭窄，只能弃船上山，文中所提“白石土地庙。”今遗址尚存，与西岸七盘岭驿站遗址遥相呼应。只是褒谷两岸山势皆陡峭，遍生荆棘，十分难行，幸遇樵夫指路，又巧逢最希望见到的椎拓工匠张懋功。而且，张家就在谷口内三华里处，与石门石刻隔褒水相望。1996年我在写中篇传记《百年沧桑：记一个拓片世家》时，张家第五代传人张晓光曾给我指看张家遗址位置，现已淹没库区。其实修水库前我多次进褒谷，对那一带很熟悉。故读《石门访碑记》倍感亲切,知那一带两岸山崖璧立千仞，一河流水奔腾湍急，山谷狭窄，无回旋余地，张家是凹进山谷的躺椅形平台，仅此一家别无它店。所以吴大澂一行进入褒谷，当晚就只能夜宿张懋功家。
第二天“黎明，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此处所提罗君应为时为褒城县教谕的罗秀书。罗亦嗜古,任职褒城，近水楼台，去褒谷寻访古碑应为常态，著有《褒谷古迹辑略》，书名系吴大澂用隶书题写，显然是这次陪吴大澂石门访碑后所求。罗秀书还著有《八阵图注说》，其中提到：“张子懋功，性嗜古，问阵图说，故书此。”此外，汉中市博物馆还有一方关中学人潘矩墉碑刻《游石门道记》，其中写道：“邑人张茂功，精音律，能毡腊，善与人交。家在石门对岸，茅屋数椽，树木周匝，殊纲雅。约往小憩，具鸡黍饷客，更出琵琶而侑酒，虽非流水高山，然亦足以移情矣。”可以看成吴大澂这次石门访碑的补充，使后人对拓工张茂功及院落有更细致的了解。拓印名匠张茂功开始可能并不知吴大澂是学台大人，但估计会从衣着举止看出来者不凡，因而热情接待并陪同他遍观石门内外刻石。之后进入张家拓印石院，盘桓整日，夜宿其家，仅此便足以使张懋功家蓬荜生辉。
古褒谷清末风光与世居褒谷的张氏拓印传人
我国首版《辞海》即从《石门颂》中集字
作为一代学人与收藏大家吴大澂自然早闻石门石刻盛名，如今有幸亲临现场，他凝眸细观：《大开通》笔锋似长枪大戟，气势能横扫千军；《杨淮表》芳润如露芷青兰，奇绝如鲸波蜃气；《石门颂》古雅如瑶瑟朱弦，稳健如大漠飞雕；《石门铭》壮丽如层楼叠阁，清逸如九泉呜鹤；再是《衮雪》雄浑如大海波涛；《玉盆》明净似乱山积雪；《石虎》真如虎啸深叫；《石门》恰似混沌初开……
这一谷石刻，天造地化，鬼斧神工，块块都属刻石仙品，件件堪称书法经典，吴大澂动情观赏抚摸早已仰慕的石刻仙品，心中着实得意。他委托张茂功为其拓印石门石刻全套拓片。不难想见，这一天，张家石院，少不得具鸡黍，置酒水，围定火炉，品茗闲聊，多位嗜古之士，不分贵贱，一见如故，攀援山崖，游观石刻，尽情叙说性情中事，是何等愉悦，人生乐事，莫过于此。最后，吴大澂还乘兴挥毫为张懋（亦有写茂）功题匾一块，大书《松鹤齐年》悬挂于张家石院达百年之久，为之后步入张家石院的于右任、叶公倬、赵祖康、张佐周等多位大家学人称道。
1985年8月在汉中举办第二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日本代表团团长牛丸好一在宣读其论文《摩崖之研究》时，用大段文字叙述了这段佳话，对吴大澂褒谷之行，羡慕不已。论文中特地讲到：
在褒河崖畔山峰耸立，崖壁陡峻，崖石古秀的石纹上刻成的文字在旧拓中真实地再现出来，在了解它的本来面目时，感受到古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对吴大澂来此访碑的苦乐，我不胜羡慕！
张氏故居一角
四
近年，学者白谦慎有专著《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6月）其中多处提及张茂功，内容涉及吴大澂指教张茂功提高拓印技艺，拓印范围不仅有石门石刻，还委托张茂功去陕北宜君寻拓前秦《广武将军碑》; 去陇南拓印《西狭颂》《五瑞图》《耿勋碑》，甚尔还涉及张氏拓印工艺与省城工匠工艺优劣对比，及所付费用差异等内容，为我们拓展了石门石刻在拓印与传播方面的更大空间与内涵。其中，还涉及吴大澂与左宗棠之间的交集。
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是1873年至1876年，前后四年。其时恰为左宗棠收复新疆之际，陕甘两省素为周、秦、汉、唐碑刻丰存之地，西安碑林固有石刻荟萃，散落各地亦不少。其时左宗棠坐镇肃州（酒泉），作为陕甘学政，陕甘两省均为吴大澂巡学之地，从其留下的书信文章中可知，他曾到达甘肃庆阳、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安西等地。为搜罗碑刻，吴大澂与左宗棠多有书信往来，表面反映出清代官场一种雅趣,其实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吴大澂和他的拓工》书影
当年，满人以赳赳八旗入关，从李自成大顺义军手中夺取北京，继承朱明不肖子孙天下。武力可夺疆土，未必能征服人心。最让胜利者肇为心病的是汉人悠远深厚之文化，及为此文化所教化之文化人。所以从康熙皇帝始即采取多种策略：一方面厚葬明末崇祯皇帝；组织人力撰修《明史》；延续科举，大量起用汉人；以及乾隆时大规模地编撰《四库全书》。但另一方面，又屡屡大兴臭名昭著的“文字狱”。
最可憎可怕的是，一人扯进“文网”，九族都要祸及，文化人多出大家族，诛连规模大得可怕，动辄数百乃至上千人。仅在有清一代被流放于东北严寒蛮荒、不毛之地的就多达150余万人。
在此等严刑酷法面前，再有骨气的文化人为不祸及族人，也变得畏首畏尾。“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但为生计，或出于根深蒂固的积习，书不能不读，学问不能不做，于是埋头古籍，穷于考据，以至诞生了以整理国故为宗旨，详加考据为手段的“乾嘉学派”。集中的全是当时一流大学者。带来的直接成果是金石学大盛。访求碑刻成为时尚，研究金石的学人、收藏家急剧膨胀，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继两宋之后第二次金石学高潮。拓印业也就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远在秦岭褒谷的石门石刻也得以在两宋走红之后再次迎来传播高潮。
清代自乾嘉之后，凡学人没有不重视碑帖的。尤其清廷重臣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无一不喜碑帖、不善书法。他们正是自幼沉浸于临帖，背诗、对联，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中成长起来，倾心国是，不畏艰辛，成为国家干才栋梁。
即便在他们入主中枢，也忘不了对碑帖书法的喜爱，甚至成为一种贯穿毕生的嗜好。这从他们遗留的名联可以为证。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曾国藩题南京湖南会馆：“地仍虎踞龙盘，洗涤江山，重开宾馆; 人似沣兰沅芷，台榭贤俊，同话乡关”。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 神交古人。” 等。
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时，左宗棠正为收复新疆坐镇肃州，两人为寻散落陕甘碑刻，有多封通信。比如在新疆巴里坤有《裴岑纪功碑》全称《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此碑记载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领军击败匈奴呼衍王侵扰、克敌全师之战。然此事却不见史书，故此碑有独证历史的文献价值。该碑高1.39米，宽0.61米，隶书6行，行12字，大书：“敦煌太守，克敌全师，振威到此。”石碑原立于巴里坤湖畔，荒没千载，直到雍正七年（1729）岳钟琪将军征西到此才发现，遂有拓本传世。此碑隶法简古雄劲，兼有篆意，别具一格，为著名汉碑。
《裴岑纪功碑》拓片与摹本
吳大澂作为碑帖收藏大家自然早闻其名。于是，他写信拜托领军西征的左宗棠代办此事。左宗棠在回复吴大澂的信中说:“裴岑纪功碑未见过原本。俟有所得,再为阁下致之。”之后，左宗棠果不食言,托驻军哈密的西征军前锋统帅张曜寻得拓片，赠吳大澂两本，信中评价：“敦煌拓本纸墨精良，拓手妥慎。遂令二千年余迹焕然复新。”今阅读吳、左之间通信，让人感叹万千，他们虽为封疆大史、领军统帅，然在戎马倥偬、繁忙政务之余，仍不忘搜罗碑帖，且对纸墨、拓艺、历史价值有精准评价，再致信交流，此等情怀非毕生鍾爱不可有，非学养精深不能有。既在塞外战事间隙有雅趣怡心，也是对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珍贵碑刻的有力保护。而且碑刻内容为“克敌全师，振威到此”千年之前，志士先贤捍卫国土的崇高精神与左宗棠领军收复新疆爱国豪情一脉相承，这是何等快意之事。委实要感谢吳、左之间通信真实记载下这历史进程中常被忽略不记的精彩华章。
在《吴大澂和他的拓工》中，我还惊喜地读到当时许多达官显贵、收藏大家，比如道光年间进士、收藏大家陈介祺，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时任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的潘祖荫等都在与吴大澂的通信中提到汉中褒谷石门石刻与拓印世家张茂功，这足以说明石门石刻拓片流传之广，在金石碑刻拓印学界中的崇高地位。
其中要特别书写一笔的是潘祖荫，他与吳大澂同为江苏吳县人，但祖父辈皆为当朝高官，故在京城成长。他为咸丰年三甲进士，探花。在朝为官40年，耽介直言。提携不少能员干吏, 也弹劾过奸佞小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力保左宗棠。其时左宗棠尚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入幕，因性爽直言，时犯官场忌讳，屡遭小人举报，朝廷欲问责降罪，潘祖荫即奔走相救，其上疏咸丰帝中：“天下无一日不可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的名句即出自潘祖萌之手。使左宗棠免遭问责，当年若无潘祖萌力挺，即无左宗棠日后之发达，也许收复新疆就是句空话。历史的大潮流中常有小涟漪辅助成就，平添一种波澜汹涌之下的深水清流，极具沧桑美感，让人品味不尽。潘祖荫还是位大收藏家，亦精鉴别与书法，青铜器中居诸鼎之冠的大盂鼎即为潘祖荫收藏，现为故宫顶尖级国宝。
潘祖荫作为大收藏家，自然会关注石门石刻与西部名碑。他在致吴大澂信中说：“闻遣张茂功往精拓裴岑及侯获碑，此说确否？果尔，务赐一纸精本，至祷，至祷。” 从此信不难看出潘祖荫对石门石刻熟悉程度, 人在京城，却连拓工张茂功姓名拓艺都知晓，应是打过多次交道才会有的结果。虽然尚无潘祖荫亲临褒谷购帖记载，作为朝廷大员，嗜古藏家，托往返川陕道上官员购帖当为常事，在比较南北拓片优劣中知晓张茂功拓艺也就属常情。事实上，清乾嘉之后，正是由于左宗棠、潘祖荫、吴大澂、陈介祺、王懿荣、杨守敬、于右任、王世镗等封疆大吏、朝廷大员、收藏大家、书法巨匠的关注介入，使石门石刻碑帖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加速了在国内外的传播。
五
近年，上海、苏州与汉中、陇南之间多次举办碑帖书法交流，吴大澂与石门石刻的交集成为重要内容。此事得益于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先生。他系小我一轮还多的年轻学者，专职研究古碑字画。他曾随家人在由沪迁汉的三线工厂生活过数年，故钟情汉中石门石刻。把着眼点放在秦蜀古道间的摩崖碑刻研究。
2005年我与陶喻之先生联手，为张佐周先生在古褒谷口建陵。还策划把张老一批拍摄古褒谷图片捐赠汉中市博物馆。之后，喻之先生又在吴大澂故乡苏州与汉中博物馆之间牵线搭桥，策划上海画马专家吴曙在汉中、陇南举办“陇马丹青”画展；再把石门石刻全套拓片带去上海、苏州、南通等地巡展;又组织淞沪年轻一代，沿吴大澂当年所走秦蜀古道访碑之旅，访褒谷石门石刻，去略阳灵崖寺观《郙阁颂》，复去陇南成县赏《西狭颂》《耿勋碑》因这两颂与石门石刻的《石门颂》并称“汉三颂”代表着汉代书法的最高水平，亦是我国古代文字发展的里程碑。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前右四)组织汉中与上海的文化交流，本文作者王蓬在(前右六)
石门自东汉开通，一千八百多年来，穿行在秦蜀古道上的先贤多不胜数，他们或如吴大澂、王懿荣、杨守敬、于右任、王世镗或题咏、或作文、或推介、一路走来，精彩华章，标留青史，栽树成林，硕果累累，就有了今天褒谷石门一片引人入胜的大风景。
吴大澂作为晚清一代学人，作人为文，尤其是书画在其家乡也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代表性传承人便是其嗣孙吴湖帆。他承继祖父文化根脉，在收藏、鉴别、诗词、绘画诸多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的山水画作以雅腴灵秀、缜丽清逸而独树一帜，是公认的 20世纪中国画坛一位重要的代表性画家，与末代皇帝溥仪之兄，被公推“北宗山水第一人”的溥儒并称“南吴北溥”; 作为鉴定与收藏大家，他与清末民初鉴定泰斗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
吴湖帆作为一位集绘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远超出他作为一名山水画家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吴湖帆为庆贺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创作巨幅《长江风轻浪平图》成为划时代的杰作，吴湖帆也备受礼遇，被安排为上海市美院教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美协副主席，1968年8月去世。吴湖帆取得的成就，个人努力固不可少，然继承祖父吴大澂文化血脉也不容忽视、足有可书写的厚重且光彩的一笔。
2020年4月上旬写于疫情蜗居之中
吴湖帆与其画作
作者简介
（说明：王蓬和他的著作）
王蓬，国家一级作家二级岗位（二级教授）曾任陕西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創作40余年，结集50余部。曾获国家图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全国首届徐霞客游记奖等多项奖励，并有多种著述翻译国外。系国务院享受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