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沱川余氏宗族史
牌坊，是我国古代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其外形主要是由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与“棂星门”演化而来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牌坊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周朝。历代以来，徽州达官显宦层出不穷，因而，徽人为本乡颇有声望的仕宦或科考成功的举子所建造的牌坊，相对比较多，时至今日使之成为徽州“古建三绝”（民居、祠堂、牌坊）之一。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被贡举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但各地官府是按朝廷的规定办事，因此建造牌坊的审批权实际上掌握在皇帝手中。至于想要以道德气节高尚、军功政绩卓著建造诸如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的人，要求就更加严格，须经当地官府查核事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特殊眷顾直接封赠，方允许建造。如果能获得皇帝的恩旨建造牌坊，对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地方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殊荣。
根据民国《婺源县志》的记载，民国九年（公元 1920 年）时，沱川共有明清两代所建的功名牌坊、官宦功德牌坊 9 座。它们分别是： 旌表给事中余懋学、余懋孳的“兄弟黄门坊”； 旌表赠侍郎余垒、余世儒和尚书余懋学的“科第貤恩坊”； 旌表知县余罃、知州余世儒、尚书余懋学、给事中余懋孳的“乡贤名宦坊”； 旌表工部尚书余懋学、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兄弟尚书坊”； 旌表赠御史余基、封御史余世安、御史余懋衡的“豸绣承恩坊”； 旌表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冢卿坊”； 旌表鸿胪寺卿余启元的“甲第清卿坊”； 旌表封布政使余时英、布政使余一龙的“天锡丝纶坊”；旌表授翰林院庶吉士余棐的“传胪坊”（另有一座旌表孝子余含章的“孝子坊”）。当年，仰望这些傲然屹立的座座牌坊，使人不能不对沱川余氏油然而生敬意。可惜的是，它们都早已经在社会的变革中毁灭了，昔日的辉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然而，消失的不仅仅是牌坊，被历史化为尘埃的还有庙宇、庵寺等。旧时，在科学尚未昌明之前，或许乡民相信，神灵是可以为仪式所操纵、是可以通过对其作出某种许诺而让神灵屈从于自己使役的。为此，在传统时代，沱川余氏为了它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保佑村落共同体的平安吉祥，同时也为了安慰民众的心灵和心理上的需要，曾设置过许多功能不同的公共性建筑。如： 庙宇有“西风大圣庙”、“宗三舍人庙”、“西山关帝庙”和“忠烈庙”、“周王庙”、“五猖庙”等，庵寺有“黄荆源庵”、“云衢庵”、“普乘庵”、“东山寺”等。关帝庙奉祀的是关羽； 古时把关公（羽）作为能镇祛一切祸崇的伏魔大帝，可以保境安民，所以这类建筑是最贴近百姓生活、反映百姓愿望、为百姓日常所迫切需要的。忠烈庙奉祀的则是徽州最负盛名的地方神——汪华。按： 汪华是活跃于隋唐之际的地方割据势力，隋末兵燹，天下板荡，他被众人拥戴，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保障地方，自称“吴王”； 并于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归顺唐朝，持节总管六州军事，授歙州刺史，位上柱国，封“越国公”。死后谥号“忠烈王”，乡人为之立祠崇祀，称“越国公汪王神”，俗称“汪公大帝”。元代礼部尚书汪泽民（婺源浮溪人）有诗曰：“绵帆忘返干戈起，天产英雄定六州。唐诰表忠垂宇宙，宋臣编史失春秋。风云神异来车马，祠庙蒸尝拜冕旒。让德固宜绵百世，昭陵无处问松楸。”
最有意思的是一座“闰八相公庙”。道光《徽州府志》和光绪《婺源县志》记载： 神姓余，名海阳。“明初，余海阳猎射麂母，麂子抱号死。海阳感悟，引枪自杀，仆胡仲亦以身殉，遂成神焉。太仆余一龙立庙，孙绍祉作记”。余绍祉所作的《闰八相公祠记》曰：“人之死也，率以病，次水火、次兵刑、次颠压、次啗咥； 至于自杀者，千百死中一二焉。而己矣自杀者，率以怒，次忧愁、次利、次名，至于发乎一念之不忍，无所为而为者，又千百自杀中一二焉。而己矣有所为而为者人事也，人则欲，欲则阴，阴则鬼； 无所为而为者天事也，天则理，理则阳，阳则神。我余氏自桐庐府君来沱川，迄今几五百祀，硕儒钜卿，高节奇行，踵武相接，至死为明神血食一方，则惟我八世伯祖闰八相公一人而已。公讳海阳，字以宗，性慷慨负气，而有搜苗之癖。一日，携二仆逐鹿充头汪家山，获一牝，其子从草际跃出，抱母不舍。公曰： 物之有情，何殊于人，我之无良乃至此。遂以佩刀自杀，时洪武乙卯（公元1375 年）子月三日也，年三十有八耳。其子德和，奉公柩葬充头张氏宅右，屡著灵应，乡人因于墓侧立庙祀之，至今称“闰八相公”云。厥后，张真人授道，诰除公“北极驱邪院威烈仁明慈惠感应将军”，或曰“周孝侯处剸蛟暴虎躬为良士”。顾不足法欤，又奚死不知，我公真性激发，身命不顾而暇依傍古人以自解耶？依傍古人以自解，此俗儒自便之术，非所论于神明之德也。万历壬子（公元1612 年）秋日，孺子绍祉修葺公祠成，乃稽家乘、询诸父老而记，其大略如此。”这个小故事，包容了“忠、孝、仁、义”四种德行。儒家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婺源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沱川又以“山中邹鲁”、“理学渊源”自诩，所以，有“闰八相公庙”这类崇祀性建筑，也就不足为奇了。
岁月如流，虽然社会的变动已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但在当年，就是上述诸多不同功能的建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又与传统的宗法制农业社会同构，鲜明地反映着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的发育程度和特色。
一、六安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