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浮光掠影新马行（随笔之九）：走近马来人村庄

附近的村落，质量很好的国家公路就在旁边。　　

甫下车就见充满爬藤植物的大树，是马来村的活标识。

马来村屋的柚木（Kayu Jati）橱柜，也很有特色。

2010

年5月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走了一下，比较喜欢的还是那南洋风情，包括农村为主题的环保旅游项目。到了一个位于马六甲郊区的马来村，参观了一个人家，觉得他家的周围，果树、花草长势良好，显示了马来人喜欢植被，爱惜树木的性格，也表明马来人对人与自然的融合，是与生俱来的。这点，无论印尼还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欠奉的。

虽然不见马来人传统的高脚屋，但红毛丹(Rambutan)、小酸杨桃(Belimbing)、榴莲树(Durian)、槟榔(Pinang)、爬藤植物、不知名的花儿、村鸡（Ayam Kampung），组成了马来村的一道景色，非常养眼。

这种爬藤植物香港与华南地区也有，但很多只作室内的装饰用，如此野生并壮观的景象实属罕见。

实际上沿途所见，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色大致雷同，但环保意识前者更胜一筹，林木受到保护，这个国家的制度与综合国力强于印尼有关，也是前殖民政府英国人留下的东西，仍然发生影响。

另外，在旅游项目开发方面，除了巴厘岛可圈可点之外，印尼就不如马来西亚，尤其在我的家乡邦加，许多物宝天华的海滨，缺乏投入与管理，肮脏污秽，令人大倒胃口。

没成熟的红毛丹挂在枝头， 顾名思义熟时是红色的。

印尼、马来西亚的村鸡都是瘦长性的，脚很长。

小酸杨桃（Belimbing）树下的小车，表明马来人的生活不差，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华人没有的照顾。

上下图都是不知名的花卉。

做菜用的小酸杨桃（Belimbing）树，果实还很小。

一下子忘记马来话叫啥，好像是Permen，印尼邦加很多，用来腌渍成甜食的。

Sirsak，中文叫刺果番荔枝。是印尼与大马近年盛传有治癌作用的绿色食品，这个还没成熟。

据印尼朋友称，华人一般把Sirsak称作番鬼榴莲， 或红毛榴莲，这里的番鬼指的是洋人， 红毛也是指洋人。

因为sirsak 是由荷兰人（红毛人）引进印尼的。

而广东及闽南，包括台湾，有叫它为番鬼荔枝、刺番荔枝的，或者刺果番荔枝，而台湾多叫释迦果，据说是因为样子像释迦摩尼的头部之故。

果实累累的槟榔树，后面的是高大的榴莲树。

榴莲树下的旅游巴士，打破了宁静的村庄氛围。

马来人心目中的宝贝，榴莲树的雄姿。

这种花叫红鸟蕉，别称小天堂鸟，好像在香港及华南地区较为罕见，是否南洋特有的，应该属于姜花类。

上图是马来西亚执政党国民阵线出资，为该农户树的的欢迎牌。

　　虽然马来文措辞，与印尼文稍有分别，还看得懂，大意是：我们欢迎阁下访问我们令人惊异的美丽花圃，您们会为马来人传统的栽培植物技艺、引人入胜的大自然氛围，以及罕见的家传古董与婚饰物品展出而感叹不已。（原文发表于2010-12-22 18:19）

西加里曼丹的马来话

侨

居在印尼时就知道，西加的居民是马来由族(MALAYU，现在翻译只称马来族 ) 达雅族(DAYAK) 以及唐人（早年当地华人的自称，即华侨；现在已加入印尼籍，统称之为华族），是为西加的三大原住民。此外，还有马都拉、爪哇、巽他、安汶、峇达等外岛来的移民及公务员。

马来族在印尼分布很广：除加里曼丹全岛 (包括东北部、和沙劳越州的东马来西亚及汶莱)外 ，苏门答蜡岛、邦加、勿里洞和寥内群岛；马来半岛，也都是马来族的家园。而且，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印尼语文的基础，犹如中国的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

我在邦戛小学三年级（1948年）就开始有印尼文课。当时还是荷兰殖民政府，称之为“巫文”，印尼人称巫人。

1949年荷兰移交政权后才改如今的称呼。老师告诉我们，印尼文和马来话读音有区别：印尼文中的a在马来话中读成 e音，但并不是都改，这问题我们认知不够，无法讲清楚，哪些要改？哪些不用改，只能靠死记硬背。

例如：apa，马来话是ape。这个ape 的第一个a就没改音。在华侨农场有许多讲普通话带有浓重印尼话口音的邦加岛归侨，他们讲到 apa 时，也讲成ape，所以戏称他们为ape归侨。

马来西亚人讲马六甲MALAKA，读MALEKE；槟榔屿，即槟城PENANG，读PENENG。这就是印尼话和马来话的区别之一。

还记得有几个常用字，读音也很特别。例如，我到椰山外婆家，沿途的印尼人会关切地问：kemane？而印尼文则是 kemana。

印尼文“不要”tidak mau，西加马来话是 ngdak mau，这里的ng。陈汉平老师说，虽然没有一个韵母，读成客话的“五”就对了。

1950 年，学校请了印尼人来教印尼文。他不懂中文，课文讲什么？我们不懂，只会跟着念，看书中的图画猜其意。

小时候，老本地华人长者教导说：“番人相好喊'佳湾’kawan，相打喊'拉湾’lawan”。靠这样教，一年能学到几个字？

那时，没有认识到学习印尼文的必要性。官场使用印尼文，要办事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可当翻译；市场上绝大多数是华人经营运作，通用客家话，与印尼人的交往很少，没有正常的语言环境，就很难学到另一种语言。

当年，在椰山开“峇浪”（零售店）的华人，不会讲一句印尼话，照样做印尼人的生意。这一点华人常沾沾自喜，因而更忽略学印尼文。

另一方面，当地华人没有虚心学习印尼话，而是以客家话创造出、连常交往的印尼人也认可的“邦戛印尼话”。很典型的两个例子如下：吃了晚饭，闲来无事骑了脚踏车逛街，戏称“吃风”，造出邦戛印尼话：Makan angin。

又如糖尿病：kentjing manis，连医生也这么讲！老同学说，他真讲印尼文糖尿病，许多人听不懂，说的也是！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印尼探亲见闻的事，类似创造的字还有呢！作笑料说吧！

可贵的是，参观华人办的三语学校，听到友族小学生用中文朗读课文；我和华裔小学生用筒易的印尼话对话，他以流利的印尼话答复，令我十分高兴。看到二、三代已不懂中文，心中感到悲哀。但见他们的印尼文程度和我们当年真是无可相比，感慨良多。

最关键的是：观念随环境改变而改变。以前宣扬“落叶归根”，现代更鼓励“落地生根”。

经历过许多的我辈，认同这选择吧？（印尼新报 贝仲敏 202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