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酒泉干骨崖》遗留的有关串珠的疑问，笔者选取部分标本做了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研究证实所谓“白陶（滑石）珠”应为烧制滑石珠，并混有不少贝珠；统计了一批红玉髓/玛瑙珠的基本信息并介绍了表面细节；进而以材质、工艺为线索，考察了几类串珠的源流，并着重讨论了贝珠。此项研究为考量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西北地区的手工业与物质交流提供了基础。
干骨崖墓地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祁连山北麓，丰乐河东岸冲积扇顶部，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198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河岸濒临破坏的一部分，墓葬编号107座。该墓地贫富、等级分化不明显，平均每墓随葬陶器不足3件，另有石、贝、金属材质的工具和装饰品。墓地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2016年出版的《酒泉干骨崖》（以下简称“报告”）对此进行了全面报道。以往对甘青地区早期串珠报道较详细的主要是安特生。此后，能将史前串珠材料、尺寸、形状和数量悉数发表的考古简报和报告并不多。简略的报道直接影响了相关遗物的研究。本报告则专设“装饰珠与原料”一节报道串珠。先归纳了串珠的材质，即自然矿物、贝壳和陶三类，继而按“石管珠”“白陶（滑石） 珠”“肉红石髓珠”“煤精珠”“绿松石饰”“萤石料块”“蚌珠”“小螺壳饰”八类进行概述，并例举标本尺寸和形状。然而对串珠材质、数量、表面细节等方面的报道仍有未尽之处。为弥补上述遗憾，近年我们又对部分干骨崖出土串珠做了补充观察和科技检测，所得认识汇集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本文讨论的“浅色串珠”包括报告述及的“石管珠”“白陶（滑石） 珠”“蚌珠”。根据报告，前两类串珠均为“骨白色”。“蚌珠”中有一部分形态、颜色与“白陶（滑石）珠”类似，均为截面呈圆形、较薄的片状或略厚的短柱状，直径在 5～7 厘米。（图一，图二）报告在介绍“白陶（滑石）珠”的数量时，提及“其中少部分为蚌珠”，即这两个条目报道的串珠有一定重合。因而关于浅色串珠至少存在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一，“白陶（滑石）珠”到底是白陶珠还是滑石珠？其二，“白陶（滑石） 珠”与“蚌珠”各有多少？
先看第一个问题。报告采用“白陶（滑石）珠”的称呼，主要基于串珠成分分析和表面特征：ED-XRF 分析表明，珠子中 MgO 含量很高；又因孔内没有明显的钻取痕迹，报告编者推测珠子可能是“含镁质白色黏土烧制的”。《附录八》更进一步提出其或与南方白陶工艺相关。但从“白陶（滑石）珠”的用名也可看出，编写者未完全否定其为滑石珠的可能。为此，我们对所谓“白陶（滑石）珠”进行了取样观察。（图三，图四）这类珠子个体较小，又有一定厚度，在没有进行钻孔翻模观察的情况下，很难判定其孔内有无钻痕。而X射线衍射分析（XRD）提供的认识则有所突破，明确了其主要矿物成分是顽火辉石（MgSiO3）（图五），或含少量滑石（Mg3 ［Si4O10］（OH） 2）。（图六）顽火辉石为滑石高温煅烧后的产物。质软的滑石经切割、钻孔制成串珠，再经高温煅烧以达到提高硬度、白度的做法见于南亚、古埃及等地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国外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研究。近年，国内学者在中原西周时期和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出土的“料珠”中识别出烧制滑石珠。报告中所谓“白陶（滑石）珠”基本可确定为烧制滑石珠。
再看第二个问题。要搞清烧制滑石珠与“蚌珠”的数量，首先要能区分。报告《附录八》已谈到二者在成分和外观上的差别。笔者进而归纳如下：滑石珠颜色略灰暗，相对坚硬、致密，形状更规整、棱面分明；贝质的串珠（以下简称“贝珠”）皆已失去珍珠光泽而颜色发白，层状、质地略疏松，有染指掉粉现象，形态大多已不甚规整，吸水率较高，遇水微呈淡紫色——以上特征不一定都出现在同一枚珠子上，以保存较差的最为突出。（图七）究其原因，烧制滑石珠主要矿物成分为顽火辉石，摩氏硬度约为 6；而贝珠主要成分为石灰石（CaCO3），摩氏硬度约为3——二者结构、硬度不同，风化程度差异较大。
我们据此重新复核了浅色圆片和短柱状珠的材质，发现贝珠实为大宗，烧制滑石珠约占五分之一强。（表一）另外，笔者复查其他“石管珠”和“蚌珠”认为，M35 出土的 B 型腰鼓状“石”管珠，表面有平行纹理、存在掉粉染指现象——应由贝类制成（图八）；M62 的十字孔“蚌”珠（包括M30“蚌贝”）不具备上述贝类材质特点，而与报告报道的 A 型石管珠类似——“呈细砂粒般的毛糙粗涩质感”，似为石质。此外，出土于M85 的一枚A型石管珠，经XRD检测确认为烧制滑石珠（图九）
这样，笔者在报告基础上略做调整，制成表二。可以看出，干骨崖出土串珠四百余枚，以贝珠最多——绝大多数为圆片珠。（表二）
报告介绍干骨崖墓地出土“肉红石髓珠”35 枚。根据外观，笔者倾向称其“红玉髓/玛瑙珠”。“肉红石髓珠”一词是夏鼐先生讨论云南石寨山出土串珠时引入学界的。他参照当时矿物辞典公布的名称对译了 carnelian 一词，并指出这类串珠通体基本一色、以肉色较多，与玛瑙均属于玉髓，区别在于后者有明显层纹。目前的矿物学工具书中，carnelian 一词又作“红玉髓”“光玉髓”等。干骨崖此类串珠颜色从桔黄至紫红（图一〇），与“肉红”相差较多。多数以“红玉髓”称之更简洁；另有五枚呈暗紫色、表面黄色同心圆、平行条带纹理明显，称“玛瑙”更合适。（图一一—图一三）
干骨崖红玉髓/玛瑙珠多为不规整的长、短柱状，有的似乎腹部略鼓，实际多为加工不充分导致。珠子外径5.5～13毫米；最长的管珠孔长 21.5 毫米，较小的圆饼珠孔长约 3～5 毫米。在观察、统计的 19 枚串珠中，外径 7 毫米以下的过半。（表三）
这批珠子表面裂纹、磕缺多，多数未磨圆，有的局部磨平，且留有肉眼可辨的小磨面和磨痕。如 M51 出土的一枚红玉髓珠（图一四）表面凹凸不平、未见磨痕，应是粗成型后即钻孔的粗胚；再如M51、M74、M100 出土的几件（图一一—图一三，图一五），为单面打磨钻孔、另一面无磨痕或磨痕少。类似无磨痕或磨痕较少者均为孔长小于腹径的短珠，其中不少为单面钻成，表现为钻孔一端孔缘规整，另一端孔缘不规则、破裂范围较大。而孔长大于腹径的管珠（图一六—图一九）和较厚的小珠子 （图二〇）两端孔缘均规整，应采用的是两面对钻；孔眼所在的两端面均经打磨，但大多不充分，表现为截面形状不规则、表面不平。总体来看，这批红玉髓/玛瑙珠形状不甚标准、完成度较低。干骨崖墓地二至四段 10 座墓葬还出土了红玉髓碎料。其中，M48、M59、M60 的料块与灰色石片、绿松石料块等同出于陶罐或多子盒中（图二一），其余见于墓内或填土中。从形态来看，碎料包括薄片和料块。除M51 一枚料块已粗成短圆柱状，且一面有圆形起钻痕（表三，报告彩版二〇：4）；其余形态均不规整，若要加工成规整的珠胚，尺寸必远小于本址出土的串珠，因此推测这些是难以进一步加工的废料，或是为了试验加热变色效果打下的剥片。
综上所述，干骨崖红玉髓/玛瑙珠原料不甚统一，成品大多缺乏精加工或有硬伤——或与制作者加工水准和能力有关，原料均一程度可能也有影响。一个加工特点是：短珠经常单面施钻。珠子的制作总体显得草率、稚嫩，结合废料来看，或为当地人初步尝试制作玉髓珠的孑遗。由于干骨崖串珠的形状缺乏特殊性，多数也没有纹饰，要探讨其源流目前只能从材质和工艺入手。干骨崖出土串珠主要是贝珠、烧制滑石珠、红玉髓/玛瑙珠，还零星出土了绿松石珠、穿孔海贝、浅色低硬度石料制成的串珠、煤精珠等。（表二）其中，以下几类的来源值得关注。首先是贝珠，包括圆片状、不规则球状和扁体管状三种直径/长小于 1 厘米、具有穿孔的贝质珠饰，以第一种为主。与穿孔海贝、河蚬不同，此类珠饰经切割，天然形状、表面特征已不可考，无法通过复原贝壳形态探讨其来自何种水域、淡水抑或海洋。从考古发现来看，圆片状贝珠和不规则球状贝珠还见于火烧沟等甘青地区遗址。尤其圆片珠见于祁连山南北，青海共和盆地的宗日和尕马台墓地都出土了数百至上千枚。不规则球状珠报道较少，见于安西潘家庄和张掖西城驿遗址。另外，酒泉地区其他考古材料也说明，西城驿文化至四坝文化阶段贝类饰品比较多见，除珠外，还有蚌泡、穿孔贝壳等，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21～前15世纪。进一步检索周边相当或早于上述时段的考古材料，可知贝珠的发现十分零星，且大体分属两个时代。（表四）较早的三处均位于辽西及西辽河北系区，处于红山文化晚期或更晚，即公元前 3000 年前后。较晚的七处位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年代集中在龙山晚期至二里岗上层阶段，与甘青地区贝珠年代大体重合。值得一提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尚无贝珠报道。因而，若将贝珠早晚两阶段的流传联系起来，证据链上还存在缺环；若说“贝珠在前 21～前 15 世纪可能是一种在西北、北方、中原大范围内流通的装饰品”应大体不差。
中原自新石器晚期至东周时期使用不少蚌质工具，无疑存在贝料资源，也熟知贝类的加工。但出土贝珠太少，且贝饰或其他材质的串饰均不甚流行。若说贝珠为中原制造，还需要制作遗迹等硬证。西北地区目前发现的贝饰最多，但当地是否具备原料是个疑问。贝珠取材于贝类珍珠层。理论上讲，可以提供小而扁平的珍珠层甚至珍珠的贝类种类繁多，包括较为寒冷地区的江河湖泊。多项地理研究表明，四坝文化时期西北局部水资源明显优于今日，如黑河的下游终端湖存在稳定高湖面，仅古居延泽区域湖泊面积就在 1000 平方千米上下；目前为湿地—季节性积水的腾格里沙漠头道湖在当时也存在永久湖泊，同期罗布泊也有较多来水汇入。如以酒泉地区为中心，最近的可提供贝料的地点在何处？笔者认为还不能轻易下结论，需要相关学科合作论证。除境内贝珠流行区，还需注意的是蒙古东部迆北至外贝加尔地区。此区贝类资源丰富，自新石器时代蚌器便以装饰品为主。圆形穿孔贝珠还见于贝加尔湖周边的戈拉斯科夫斯克时代遗址；在更早阶段，在贝加尔湖以西的安加拉河上游、以东的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流域以及蒙古东部新石器时代都有贝珠出土。蒙古东部的坦萨布拉格遗址，不仅出土了由 200 多枚圆片形贝珠构成的项链，还在房址中出土了未完成品。此外，与干骨崖“蚌泡”类似的中心穿孔圆蚌片在戈拉斯科夫斯克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以往学者曾讨论殷墟时期蒙古高原与青海之间或存在沿戈壁西部、黑河流域的交流渠道，贝珠、“蚌泡”在几处节点均有发现而时代略早。但毕竟这些器物形态、工艺均缺乏特殊性。两地所见是由于存在相似资源或生业（渔猎）、各自发展而来，还是远程交流的印证，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二，烧制滑石珠。根据现有材料，此类串珠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及以前的发现十分有限，比较明确的报道有宁夏沙塘北塬，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在常山下层向齐家文化过渡时期，故应早于干骨崖。另外临潭磨沟出土有滑石珠，年代约当前二千纪中期，数量不详。从目前资料看，此类遗物在境内出现不晚于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在青铜时代早期还比较少见，主要见于河西等地。其溯源方向应在北方。其三，红玉髓/玛瑙珠。这类串珠近年常被视为早期中西交流的物证。目前，有可能更早的红玉髓/玛瑙珠来自火烧沟遗址。但材料尚未发表，还不能揣测其来源。就干骨崖红玉髓/玛瑙珠表面特征及碎料来看，当时河西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制作这类珠子，也就不能再将其一概而论归为外来产品。如何利用成分差异和工艺等特点区分不同来源的红玉髓/玛瑙珠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四，织纹螺。表四中的“织纹螺”即报告报道的“小螺壳饰”。尽管被磨掉了体螺层，从残留的“内唇滑层扩张、遮盖整个体螺层腹面”的形态来看，可以确定其属于织纹螺亚科（subgenera of the Nassariinae） Plicarcularia 亚属。该亚属基本都是暖水种，广泛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类似形态的织纹螺饰还见于宗日、尕马台墓地与柳湾齐家文化早期墓葬，应与货贝相似，为远程交换而来，但 Plicarcularia 亚属织纹螺出现的时代似更为集中，目前仅见于青铜时代早期。再看后续的流布。干骨崖出土的串珠中，烧制滑石珠、红玉髓/玛瑙珠、煤精珠在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墓地发现较多，如湟中潘家梁、大通上孙家寨；前两种串珠还见于青海化隆半主洼 卡约文化墓地、甘肃临潭磨沟、岷县占旗、庄浪徐家碾等寺洼文化墓地。值得注意的是，潘家梁、半主洼、上孙家寨、占旗等地的红玉髓短珠有些也是单面施钻。最近的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以干骨崖为代表的四坝文化晚期与卡约、寺洼文化或曾短暂共时。串珠材质与工艺上的一致性，为考察四坝文化与卡约、寺洼等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承关系再添证据。本研究通过观察和检测，对干骨崖墓地出土串珠有了进一步认识。浅色串珠以贝珠为主，并含有烧制滑石珠。两类串珠基本可从宏观特征上区分。红玉髓/玛瑙珠的形态及碎料的出土，暗示当地人群可能在尝试制作此类串珠。串珠的材质和工艺特征为我们探讨其源流提供了线索。出土最多的贝质圆片珠，可能是公元前21～前15世纪广泛流行于西北、北方、中原的一种饰品，目前以西北最多。烧制滑石珠至迟在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已出现在甘宁地区；红玉髓珠、煤精珠、Plicarcularia 亚属织纹螺为青铜时代早期新见串珠，前两种连同烧制滑石珠继续在青铜时代晚期流行于甘青地区，反映了某种装饰习俗的传承。串珠对探讨特定人群的审美观念、区域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学界对早期串珠关注有限、报道粗疏，导致其蕴含的信息多被忽略、相关研究停滞。本研究是为改变这种现状所做的努力。但限于资料，许多问题尚不明朗。若要有所突破，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材质溯源和工艺研究，并寻找原料开采、生产制作等相关遗迹。附记：导师李水城先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陈国科、魏美丽诸先生为标本观察提供了便利；样品XRD检测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地质系徐惠芳教授主管的XRD实验室进行，检测及解谱由该校人类学系研究人员Randall Law完成；对实验给予指导的还有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麦 迪 逊 分 校 人 类 学 系 J.M.Kenoyer 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老师、黄希同学，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艾婉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