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 玉璜

经春秋一代数百年物质与技术条件的丰厚积累，到了社会剧烈变革、生产力迅速发展进步、思想文化繁荣活跃的战国时期，玉璜制作与使用也步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高峰阶段。较前代同类器而言，战国玉璜的形制与艺术风格均发生了剧烈变化，不仅数量众多、形制繁杂、流播地域更为广泛，还出现了出廓式、镂空式、层叠式、分节套合式等诸多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崭新品种。以下依据形制与纹饰图式的区别，将常见的战国玉璜（珩）大致分作以下几类。

出廓式玉璜

图1、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出廓式玉璜

图2、湖北丹江口吉家院墓地出土战国中期出廓式玉璜

图3、山东淄博临淄区商王村战国墓出土出廓式双首龙玉璜

本式璜是战国时期大量出现的一类形构复杂器型，所谓“出廓式”就是在传统玉璜“母本”形体之外以镂空透雕等技法加饰龙、蛇、螭、凤、变体云纹等“附属”造型而形成的一种形构，是战国玉璜中最具特色的创新品种之一。按照目前所能见到此类型标本，可将其分为一侧出廓式、两侧出廓式、两侧及两端出廓式三类。（1）、一侧出廓式璜的标本最为常见，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战国墓出土器（图1），体扁平，弯弧成半璧状，弧背外缘中部镂雕两只左右对称的出廓凤鸟，凤鸟尖喙，冠微上扬，作回首伏卧状，硕大长尾向两侧翻卷，璜体边缘饰规则扉棱，器表两面以蒲纹为地纹，间饰硕大的卷曲羽状纹，周围勾勒凹弦纹边阑。湖北丹江口吉家院出土一件战国中期素面璜（图2），弧腹外缘向下对称伸出两勾云形扉齿，是本式璜中较罕见的例子。（2）、两侧出廓式璜的典型例证见于山东淄博临淄区商王村战国墓出土器（图3），体扁平扇面状，两端作龙首形，龙口部透雕，尖唇，杏仁目，独角，下颌有须，器表阴刻勾连云纹。璜体弧背外缘出廓透雕变体勾连云纹、弧腹外缘出廓透雕左右对称的一组变体螭纹。（3）、两侧及两端出廓式璜是较前两类器形构更为繁缛复杂的一类器形，典型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的此类器（图4），体扁平成拱桥型，两端对称镂雕弯曲呈“U”形的回首龙状，龙作张口吐舌状，尖吻，杏仁眼，长角卷曲后飘，龙体以阴刻线与璜体“母本”分隔，璜体弧背、弧腹外缘出廓镂雕对称的变形凤鸟，弧背上部的凤鸟短小而简约，弧腹下部的凤鸟形体硕大而镂雕繁缛。璜体器表两面浅浮雕三联谷纹。

图4、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出廓式龙形玉璜

镂空式玉璜

图5、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镂空式玉璜

本式璜所见的出土物标本不多，典型例证见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器（图5），体扁宽，通体镂空透雕出左右对称的几组相互连贯纠结的龙、蛇、鸟形，再以浅浮雕、细阴刻线对龙、蛇、鸟的躯体细部精细勾勒，两端、弧背、弧腹以各种动物形体特征为外缘，构成整器轮廓的不规则形。一面雕有纹饰、一面光素无纹。

层叠式玉璜

图6、湖南临澧九里茶场出土战国层叠式龙纹玉璜

本式璜例证见于湖南临澧县九里茶场战国墓出土器（图6），体扁平，弧形，分上下两层，中间透雕分隔，上部分雕琢成双首龙形，龙口作圆穿，上吻宽阔前突，椭圆眼，龙角后飘，龙身表层阴刻卷云纹。下部亦雕琢呈双首龙形，龙首部透雕，口微张，上吻伸长与上部龙身相连结，下吻短而上卷，龙体表面以细阴刻线刻有卷云纹、网纹、绞丝纹、羽状纹等装饰，两龙身上下有弦纹轮廓线边阑。

分段连辍式玉璜

图7、河南辉县固围村祭祀坑出土战国分段式龙纹玉璜

本式璜例证见于河南辉县固围村祭祀坑出土器（图7），是目前所见战国玉璜中形构最为复杂、雕琢最为精细、工艺成就最高的一例。通体由七件玉饰和两件鎏金铜兽头分段拼接组成，双面雕，各部分之间以铜片相互连贯。正中间一件玉饰呈梯形，体表饰简约龙首纹、云气纹，有阴线刻弦纹边阑，上部雕刻一出廓兽形饰，兽作回首卧伏状，张口露齿，椭圆形目，臀上翘，垂危上卷，体表饰水滴纹，下部雕一出廓圆钮。正中间玉饰的左右两侧各对称拼接三块玉饰，其中第一块扇形饰体表阴刻多组简约龙首纹，第二块玉饰雕琢成龙首形，龙嘴微张，上吻宽大而前突，下吻短而前端内卷，龙须弧形外卷，眉与嘴边阴刻绞丝纹，第三块椭圆形玉饰中间镂空成勾云纹，体表阴刻云纹。七件玉饰中，中间五件联为一体，呈双龙首璜体状，最外侧两件椭圆形玉饰各用鎏金铜片与双首龙璜体相连接。整器形构繁缛奇巧、雕琢精整细腻，珍贵而罕见。

上述几类是战国时期玉璜的创新形制，此外春秋时期各种形制的玉璜这一时期仍然继续流行，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几类。

双首龙式玉璜

图8、 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双首龙形玉珩

图9、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双首龙形玉璜

图10、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双首龙形玉璜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双龙首形璜的数量甚丰，表明这一时期此类璜十分流行。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器（图8），两端龙首张口露齿，杏仁眼，上吻宽大而前端尖细，下吻窄细，角弧形后竖，颌下有须，头部五官均有阴刻轮廓线，龙首与躯体间雕刻弧形绞丝纹分隔。龙体表面浅浮雕规则的三联谷纹，谷纹区外侧有弦纹边阑，两面纹饰相同。故宫（微博）博物院收藏的双首龙形璜等与上述器形制雷同，仅器表饰有谷纹、卷云纹、圆穿位置与数量多少略异。此外国家博物馆（微博）藏龙形璜（图9）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器（图10），体较长丰杨公战国器略宽扁，龙眼菱形或椭圆形，器表饰涡纹、蒲纹或卷云纹，雕琢简约。

缘出扉牙式玉璜

图11、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卧蚕纹双首兽形玉璜

图12、北京延庆战国墓出土素面双首兽玉璜

本式璜的特征是在璜体外廓切割出多种外凸或内凹的扉牙形状，形成一类所谓凸凹起伏变幻的装饰性“花边”，此类装饰在战国以前的玉璜中也有少量出现，多为左右不对称的装饰形构，到战国时期数量剧增，成为璜体外缘装饰的一种常见形式。典型例证见于国家博物馆藏卧蚕纹璜（图11），体扁宽，中间部分弧背，弧腹外缘光平无扉牙，两端部分的外缘雕琢有方折状牙脊，器表饰浅浮雕卧蚕纹、谷纹。类似的标本还见于北京延庆出土双兽首形璜（图12）。

纹饰分区式玉璜

图13、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国墓地出土战国夔龙纹玉璜

图14、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云纹玉璜

图15、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夔龙纹玉珩

战国时期的此类璜，溯其源出，多系直接从春秋楚地纹饰“分段式”璜承袭或演变而来，亦有藏家据其纹饰分区状况称其为“两段式”、“三段式”璜等。河北平山县七汲村中山国墓地出土的战国夔龙纹璜（图13），璜体中部刻有窄细的凹槽将纹饰分为左右对称的两部分，本式璜图式的分区方法、繁缛的不减地浮雕夔龙纹与填衬细阴刻线绞丝纹的工艺技法，与春秋时期楚玉“两段式”璜的形构纹饰同出一辙，是直接对春秋楚玉璜传统形制的沿袭。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扁平体玉璜（图14），扁平体略厚，器表纹饰以浅浮雕谷纹杂以云纹为主，有两条纵向绞丝弦纹条状带将谷纹平均分作三区，中间部分纹饰区的中部填饰有方形细网格纹，弧背、弧腹缘部有弯弧状绞丝弦纹边阑，两侧区域均作变体龙首形，外缘微起牙脊，器表谷纹中间饰云纹、方形细网格纹。曾侯乙墓出土的另一件拼接玉珩，器表纹饰亦有条状或弧形绞丝弦纹带隔离均分作三区，与上述三区纹饰璜形构的细微差别在于器表铺满繁缛的夔龙纹，整器外缘均有扉牙（图15）。

阴线刻式玉璜

战国玉璜中，还有一类雕琢纹饰不使用浅浮雕技法、而仅用阴线刻绘图式的标本，例证见于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璜（图16），体薄而宽扁，器表用双阴线刻绘流畅卷云纹，纹饰区外有直线形、弯弧形阴线刻边阑。器表另一面雕琢兽面纹。

图16、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勾连云纹玉珩

图17、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素面玉璜

图18、甘肃宁静双峴乡尤付村出土战国素面璜

此外，战国时期还偶见体扁宽、呈半圆形或扇面状的“传统型”素面璜出现，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器（图17）、甘肃宁静双峴乡尤付村出土器（图18）等。

战国玉璜的形制、纹饰是同类器中最为复杂多变的一类，目前藏家流行使用的几种战国玉璜分类方法，尚没有那种分类法能够将见于著录的玉璜标本精准囊括殆尽。如果仅依“形制”区别或仅据“纹饰”不同的单一标准对战国玉璜分类，则会带来不少标本分类归属模糊、或有些标本分类过于粗约等问题。本文采取“形制”与“纹饰”特征兼顾的方式，仅对战国玉璜作大致分类，严谨说来，亦算不上是一种十分精确的分类法。

战国玉璜的纹饰，多直接从春秋同类器中因袭、衍变而出，动物图案种类以龙纹、螭纹、蛇纹、凤纹及其组合为主，主题纹饰区内亦流行加饰网格纹、绞丝弦纹、羽状纹、花叶纹、水滴纹等细密纹的做法。尤其春秋之际流行的双首龙纹图式，战国玉璜形构组图仍大量使用，只是龙或其他神异动物的整体形构在组图中进一步被肢解、离散、抽象、简化、变形，向着装饰性极强的几何图案化方向发展。以龙首纹为例，春秋之际那种以抽象变形龙首纹形构为单元、繁密铺陈填充整个画面的组图模式已渐趋式微，图式纹饰开始变得疏朗，龙首纹图案作为一个“单体”渐趋独立出来使用，有些龙首纹被极度简化变形，仅剩局部形构而难以准确辨其形制。此外战国玉璜中还流行具有浅浮雕效果的云纹、谷纹、涡纹、蒲纹及其组合图案等。关于战国玉璜图案中这些纹饰的源变，一般认为应系由早期人与动物、植物图式肢解、离散后的局部形构演变过来的，如不少研究者认为圆凸尖顶形的谷纹源出于人或动物的“眼睛”;卧蚕纹源出于早期动物图式的“卷尾”;勾连云纹可能是早期人或动物的“鼻子”演变而来;绞丝弦纹可能是人与动物的眉毛演变而来;网格纹则可能由人与动物的衣格演变而来;蒲纹可能是草带纹演变而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