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女孩想上大学，究竟需要有多幸运？
一个听障儿童去念普通学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她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呢？
01
从小到大，我们似乎很少接触到听障群体。
但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统计局就公布了数据：我国有2780万听障人士，占人口总数的1.99%。另外，根据残联2012年数据，听力残疾的患者人数仅次于肢体残疾。而我国则是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比例来说，大约每50人中就有一个听障人士。但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很难看见他们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画面：
或者这样的视频画面：
我们很难对他们的困难感同身受，甚至极少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究其原因，是因为无形的歧视无处不在。
打开知乎，总能看到这样的提问：
一些听障人士因生活中遭受歧视而到网络上寻求帮助。
而在这些问题下的回答，可以刷到泪目。
很多听障人士在回答里分享自己的遭遇。
一位答主在念初中的时候，因为听力障碍被安排坐在前排。但由于个子高大，同学们对他坐在前排的意见极大。
即便跟同学解释了听力有问题却也无法被大家体谅，最后落得被同学们孤立的下场。
坐在前排成绩却不好，父母老师便齐上阵，打骂是常用的手段，因为他们觉得答主辜负了他们的期盼。
答主更会因成绩不理想而遭到体罚，父母甚至用鞋底打他的脸……
上学时，同龄人还未学会理解他人，虽是无心，却因为排挤孤立，在心底埋下了敏感多疑的种子。
所以，即便他们能顺利毕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却也仍然过得不快乐。
听力障碍是他们与健全人之间的鸿沟。
本就戒备敏感的人，在跟同事相处的过程中难免多疑多虑。如果发生些尴尬的事情，听障的人更会耿耿于怀。
“简言之，心有荆棘。”
小时候被同伴当成异类，长大后也不被人们理解，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很少被照顾到。
比如看电视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就不太友好。
国外的电视节目里常常能看到手语。
但中国配有手语的频道寥寥无几。
甚至，听障人群很难享受到春晚的氛围。
当人们围在一起热闹地看春晚时，不时被小品里的桥段逗乐，而听障人士只能徘徊在热闹之外，满腹地不理解。
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报警器大都是声音提示，这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如同虚设。
关于出行，听障人士更是不易。
比如地铁公交语音报站为主，有听力障碍的人便很难知道自己坐到了哪一站。
比如餐厅排队叫号几乎只有语音提醒，而在银行、医院里，文字提醒也要时刻关注才不会不小心错过。
在路人的异样目光和生活的不便利共同作用下，听障人士便很抗拒出门了。
毕竟后方来车的鸣笛声，他们也极有可能会听不见。
02
去年，对于从事了康复工作11年的谢园长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年。
谢园长十几年如一日，帮助千百名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而就在去年，她带出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大学生：念念（化名）。
念念出生在一个落后的边缘省份，从小就被查出有听觉障碍，于是小小年纪便带上了助听器。
小时候，念念依靠着助听器和康复训练，勉强可以听清声音，大部分时间里，可以如同
普通小朋友一样娱乐生活。
念念的父亲是一位成功且骄傲的商人，因此，在念念上小学时，他没有让念念去上残障学校，而是坚持让念念上普通学校，和普通小朋友一样学习、生活、竞争。
不过，由于听力障碍，念念的成绩一直处于中下游。
到了初中，念念遇到了大多数听障学生都会面临的难题：随着中学学业压力的增加，老师过快的语速和课堂的嘈杂声，都让她难以听清楚讲课的内容，念念不得不更费神地集中注意力。
但教材的难度逐渐增加，念念追赶不及，自然而然地，她的成绩开始下滑。
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三那年，念念的父母做了一个改变念念一生的决定——既然助听器已经无法帮助听障的女儿获得像常人一样的听力，那就一定要做个人工耳蜗才行。
十几岁的少女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喜好和强烈的自尊感，助听器可以随时取下，走在路上便可与常人无异；但戴了耳蜗后，便永远都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念念从心底里抗拒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体外机如上图
于是念念父母求助谢园长，请求园长出面劝说念念。
谢园长了解了女孩子的心思：不想让自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不想把自己的残缺赤裸裸地展示给众人。
找到了问题关键之处，她便去劝说念念：“你有长头发，把人工耳蜗藏在头发里，别人就看不到了，你还是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生活。”
为了更好的听力，念念最终还是妥协了。
戴了耳蜗后的半年，处在叛逆期的念念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刚刚戴了人工耳蜗，并不能很好的听清楚，这使得原本就处在叛逆期的念念变得十分烦躁，甚至拒绝去做康复训练。
可不做康复训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谢园长知道这件事后，又急忙联系同事去给念念做听力健培。
听力健培持续了半年，做好后，念念重回校园。听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念念的学习成绩也慢慢提升。
高考前，谢园长趁着假期又去看了念念。
谢园长担心念念因为心态的问题而影响了发挥，于是不停地嘱咐念念心态要放平和。
当谈论起理想的大学，念念说想要考重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师范系。可她却不知道这个专业是统考单招，单招之前要答一套卷子，甚至不知道还有一场面试。
那时已经是4月，由于准备不充分，念念第一年裸考笔试成绩差了2分。
她落榜了。
坚持梦想的念念并不愿意退而求其次，她选择重整旗鼓，准备第二年再战。
于是在第二年里，谢园长也倾尽全力帮助，想起来在重庆实习的时候教导主任是重庆师大的老师，于是向他取经，更是在念念笔试通过后，亲自辅导念念的面试。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念念终于如愿以偿，并取得了面试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念念喜极而泣。
她觉得自己生来不幸，人生坎坷，所求从来没有回应，但终于有一件事情，在自己的努力下遂了心意。
生来便与别人不同，不能拥有常人的听觉；正常的听力是奢求，与常人无异更是奢望。人生不如意太多，难得的如意便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但即便是念普通的学校、上普通大学这样简单的愿望，对于大部分听障孩子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梦。
03
谢园长开办的康复中心里，最贵、最惹人注意的，便是测听室了。
全套设备差不多近10万元，只是为了更好的测试听障小朋友们的恢复情况。
人工耳蜗可以帮助听障小朋友们听到声音，但始终无法还原到真耳状态。
好多孩子不会发sh、f这些音，good afternoon说得特别不好，因为有些高频声音，人工耳蜗是补偿不上去的。
孩子们听儿歌之类的，听词可以，但听调就不行，也是因为音调分低频率和高频率，而对于高频的补偿，助听器也好、耳蜗也好，都做不到。
戴了耳蜗的听障小朋友们对听力的环境要求也很高，一定要是非常安静的环境下才可以。
所以，测听室成了康复中心最核心之处，不仅能测试孩子们的恢复程度，也能协助训练孩子们在嘈杂的环境中排除干扰，专注去听自己需要听的声音。
在康复中心做恢复的孩子们，经常面临的不止听障这一个难题。
天天（化名）是一个剪着齐刘海胖嘟嘟的小男孩。
几年前，他的父母刚把他从东北老家带到这儿来，那时他已经4岁。但在康复中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得很快，会讲很多话，性格也开朗起来，父母也很开心。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家长都觉得孩子很笨，后来老师才发现了症结：孩子的视力也有问题。
结果，去年年末，医生证实了这个结论：天天的视网膜发生病变，他将在两三年内失明，而国内尚无手术能治疗。
家长们又陷入了一轮的崩溃中。
也就是说，他刚离开无声的世界，就要进入一个没有光的世界。
现在，康复中心的老师们特别注重去培养天天的触觉。
“我们现在要求他上下楼必须手扶着，要养成摸的习惯。”
这样，真的有一天他看不到了，他通过听声音、通过触摸，也可以去有正常的生活。
但并不是所有的听障小朋友们都能如此幸运地及早发现、接受治疗，然后慢慢恢复，拥有不影响日常生活的听觉。
更多的，是向命运低头，无法回到课堂，只能早早辍学，学着养活自己，在繁华的背面苟延残喘。
小梦（化名）的听力在高中就出现了问题。
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经人介绍到工厂打短期工，听力便是在那段时间急剧下降，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说好的日薪70元并未兑现，辛苦10天只得到了100元的酬劳。不仅如此，小梦还要忍受黑中介和跟班不怀好意的明示暗示。
小梦在情况糟糕至谷底之前放弃了这份工作。
在找下一份工作前，小梦同家人说起听力的问题，但并未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帮助，反而被认为是在逃避工作。
小梦无奈，只得自己找了份传菜员的工作。
家人的不理解让小梦更难接受自己有听力障碍这件事，于是她在所有人面前伪装成普通人的样子。
即便听不清、没听懂也要假装自己听见了，可领班和主管却总是在大家面前拆穿自己，让她重复刚刚听到的话，可是她听不到啊，要她重复什么呢？
后来，小梦买了助听器。广告称助听器可以帮助恢复90%以上的听力，可对于小梦来说却没有什么效果。
但负担不起人工耳蜗的小梦，也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此。
这正是我国听障人群的普遍现状。
04
我国7岁以下听障儿童有20万人，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万人的速度增加。
如果能在婴幼儿时期发现问题并及早治疗，其中大多数都能获得正常的听力，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也能最大限度避免。
但在治疗的过程中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康复”工作的紧迫性。
首先，是儿童学习能力倒计时的问题。
即儿童学习语言有一个黄金时期，比如在儿童时期学外语会很快。但如果没有一开始就发觉到听觉上的问题并做手术、戴耳蜗，很可能就错过了学习的窗口期。
蕾蕾刚出生时，通过了听力检查，结果长大后，她的听力越来越差，一开始家长也没有往那个方向想，后来才知道，蕾蕾听力已经下降和受损，成了听障群体。也是因此，蕾蕾做手术和康复的时间都晚了许多。
6岁的蕾蕾在康复中心已经进行了1年的康复，但现在还只能说十字以上句子。
而她的妹妹刚发现听力问题时就及时被家人发现，及时进行治疗，比姐姐恢复的更快些。
其次，康复一般需要1-2年，康复结束后如果想重回普通孩子的生活，可能还要去上一年幼儿园，等到上小学时，许多小孩子这时可能都已经8、9岁了，他们“人高马大”的，坐到一年级的教室里格外惹人注意。
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需要坐到第一排。
如果不坐第一排，他们听不到；而坐第一排，则会挡住后面的同学，其他家长难免会有意见。不过，好在现在年轻人对耳蜗和听障群体接受度越来越高，90后父母中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再次，小学的课程会一下子比幼儿园多很多，信息量大，老师语速又快，佩戴麦克风，上课时四处走动，同学讲话、吵闹等等声音，都会导致听障儿童难以提取出老师的声音。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他们不合群、被排斥，然后在漫长的社会历程中被抛下。
最终康复工作功亏一篑。
但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并接受治疗，康复比较好的那群人，就可以跟正常人没有太大区别了。
像蕾蕾恢复到现在，已经会唱简单的歌，还参加过几次大型活动，跳舞、说儿歌都没问题。
康复中心还有一位叫然然的小朋友，她属于听障程度较轻的一类，只需要佩戴助听器即可，而如今已经恢复得和听力健全的人并无太大区别了。
这次，蕾蕾和然然等六位听障小朋友们更是组成了“听不见的乐队”，与唱作人袁娅维一起演绎全新单曲《听见日出》，共同创造奇妙的乐队现场。
听见日出
在MV里，每个音符都变成了一朵云，唱作人袁娅维带着小朋友穿梭在里面，借由声音的能量，让日出显现。除此之外，大家还创意的“玩”起了声音：无论是水珠下落的滴答声，还是订书机扣下的噼啪声，都被加入到歌里，展现声音的无穷可能。
这些小朋友们依靠耳朵上的“小耳机”，便可以听见配乐，并参与到这首歌的演唱中。
所以，及早发现和治疗可以帮助听障儿童恢复得与常人无异。
但这其中也要面临第二个难题，现实又无奈，那便是：治疗费用难以承担。
平均一侧人工耳蜗的费用将近20万。而且，人工耳蜗体外机每过七八年就要升级一次，又是若干万元的支出。
不升级更不行，因为设备的差距带给听障儿童的体验是异常明显的。
越贵的设备，对声音的处理越是细腻，在声音的频率和分贝的补偿上更是明显，这一差别如同图片的高像素和低像素的差别，也如同智能机与老人机的差距。
然而，几十万的费用已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担得起的。
成立于2012年的公益机构——爱的分贝，希望为听障群体提供一站式的救助和服务，所以一直以来，在进行人工耳蜗的资助和康复资助。
2020年，爱的分贝上线了人工耳蜗体外机升级的资助项目，为听障家庭提供最高2万元的资助金。
但只靠一家之力难免会能力受限。
于是，OPPO Enco耳机联合腾讯公益与北京爱的分贝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这次公益活动。
用户可在QQ音乐等平台上观看“听不见的乐队”的歌曲MV——《听见日出》，点击即可参与公益活动。
OPPO Enco起捐100万元，每多一个乐迷的点击，OPPO Enco就会多捐0.1元，这笔善款将通过爱的分贝，为听障儿童升级人工耳蜗体外机，帮助听障儿童重获新“声”。
听不见的乐队
《听见日出》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恰好呼应OPPO Enco耳机所想要传达的理念：为声音赋予能量，去帮助所有人积极的探索世界。
让听不见的乐队，也能听到日出的美好与世界的曼妙。
除去社会捐赠，国家也一直在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无障碍公共设施。
一方面国家致力于发展信息无障碍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度飞快。
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信息无障碍，而我国在2004年才将这一概念推广。
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站实现了信息无障碍化。
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3日刊，自2013年起，超过800家政府单位搭建了信息无障碍服务平台，3.2万个政务网站实现信息无障碍。
另一方面，国家也十分重视听障人士的生活质量。
早在2017年，在全国政协“无障碍环境建设”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台联副会长郑广台就提出了：希望人人都可以用得起必要的通讯设备和设施。
而如今，7岁以下的儿童已经向国家申请免费人工耳蜗了。
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听障群体人人都可以用得起必要的设备和设施指日可待。
听障人士戴着人工耳蜗或者助听器，其实跟近视的人带着眼镜本质上是一样的。
生而不幸已然痛苦，如果生活多一份便利，人们多一份理解与包容，便能在痛苦中开出一朵娇艳的花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