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一家四代共创一支“神笔”
咬300只笔头换一段甘蔗
毛笔，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首。而徽笔，则发轫于宋代，是以独特的技艺制成的徽州毛笔，既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又有很高的观赏、收藏价值。由于历史上的徽笔产量极少，又大都作为贡品深藏于宫殿宝库，加之毛笔市场的急剧缩减，因此，徽笔及其制作技艺便日渐式微。
杨文和他的徽笔工艺研究所，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毅然唱响徽笔传承之歌的。
杨文1969年出生于制笔世家，祖辈所制之笔曾为贡品。他的爷爷奶奶均为徽笔工匠；同为制笔好手的父亲杨恒云和母亲吴木英在公办笔厂做事。业余时间，父母就在家中手把手地教杨文做徽笔。
杨文从8岁便开始跟随父亲学艺，经历5年的摸爬滚打，到了13岁，才能独自做出一支徽笔，而要达到品相好，又经历了数年的磨炼。他虽然悟性强、兴趣高，但学做笔也吃了不少苦头。整个小学和初中，每天上学前他都要用口水润透笔头，咬完300只笔头之后，才能获得一段甘蔗，边吃边上学去。
一只笔头要72道工序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徽笔的制作技艺相当考究，“一支徽笔的制作过程，需要100多道工序，直到最后成品刻字装盒，其中技艺的熟练程度，是考核一个徽笔工匠是否合格的标准。”杨文说，仅一只笔头的制作，就有72道工序之多。
一般地说，徽笔制作技艺包括“水作工艺”和“干作工艺”两部分，其水作工艺流程主要有：选毛料、叠毛、去油脂、去皮脂和绒毛、齐毛锋、配毛料、梳整毛片、卷制笔柱、披笔被毛、扎笔根等；其干作工艺流程主要有：选笔杆、安装笔头、粘合笔头与笔杆、修笔头与定笔形、刻字等。
杨文认为，下面这些工序最为关键——
选料：制作徽笔，选料是最重要的，所用材料都是冬季的动物皮毛，以黄鼠狼尾毛为上佳，行话称之为“狼毫”。一条黄鼠狼尾只能做一支狼毫笔。制徽笔时，首先要用牛腿骨制成的梳子把凌乱的毛梳理整齐。之所以用牛腿骨制梳，是因为牛腿骨不导电且耐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梳理，一条黄鼠狼尾巴最终梳成小小的一撮儿狼毫，刚好能制成一支笔。
齐毛：右手握住牛骨齐板，左手握紧毛体的根部，然后用右手的大拇指按紧毛体的顶端，从长到短一根一根地拉齐，然后把拉齐的毛体根据需要的长短，从毛体的根部将多余的部分切除，形成平整的切面，再用单面锋刀轻轻剃去倒毛。
配料：笔头是由主毛、副毛、披毛搭配组合而成的，配料时按比例将主毛和副毛混合在一起，披毛则单独处理。
粘合笔头：笔头与笔杆的镶嵌要吻合，两者直径相差不宜过大，否则容易脱胶掉头，笔杆和笔头所使用的传统胶水为松香。
修理笔头：就是将毛笔头整个放置在鹿角菜汁里面，再除去多余的胶汁，用修笔刀清理残毛和不符合规定尺寸的毛，用手把毛笔头修成圆锥形。
理好的笔头还需要晾晒，黄色“狼毫笔”和白色的“羊毫笔”系在线上，悬挂在竹竿上，就像无数飞翔的千纸鹤。
每支笔杆都要手工雕刻，有的雕花鸟鱼虫，有的刻《兰亭集序》，所有的书画都要一气呵成，不能半途而废。雕刻好后，将笔头固定在笔杆上，一支徽笔才算做成。传统的徽笔工匠，书画是必备素养。
杨文拿出一支笔蘸了蘸墨，开始在纸上“试笔”：先试书法，行、草、楷、篆；再试绘画，工笔鱼虫、泼墨山水……“要了解哪些笔适合什么体的书画，那书画就都要懂一点。”
出价十几万也不卖
杨文笔庄的陈列中，有支镇店之宝——“微刻金刚经徽笔”。来自日本的一个电视摄制组曾经专程来拍摄这支早已蜚声中外的“微刻金刚经徽笔”，并当场出价十几万，被杨文以“非卖品”为由而婉拒。
那么，这支笔的珍贵之处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它诞生于十几年前，杨文在眼力、手感最佳时期，花费整整三年时间方才制成，现在的他几乎无法复制了。如此绝唱，怎愿出手呢？那圆柱形的毛笔笔杆上端三分之一位置处，方寸之间微刻着的，竟然是佛教重要经典——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全文，总共5000多个字。
其二，非常漂亮的流线型笔头，全部采用细嫩光锋羊毫作为原料，是在反复研究古代贡品徽笔基础上，运用宫廷做法一丝不苟地做出来的。一只笔头是从一斤羊毛中筛选百分之一精制而成羊毫的，确确实实是符合“万毛选一毫”的原则的，完全达到了“尖、圆、齐、健”的标准。
其三，制作笔杆的那根竹竿，是在几十车竹竿原料中千挑万选而偶然得之的。天然圆滑可人、颜色宜人，巧夺天工，杨文说他做了三十几年徽笔还是头一回遇到。
其四，收藏界有句俗语，叫作“藏墨如藏宝，藏笔如藏草”，说的是毛笔自古易染虫灾、不好收藏。然而，“微刻金刚经徽笔”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该笔已经进行了特殊的防虫、防褪色、防变形等处理，因此更加便于珍藏。
一家四代人接力坚守
至今，杨文的徽笔创新代表作已经有“微刻金刚经徽笔”“滋龄妙笔”“画龙点睛徽笔”和“桃园三结义徽笔”等多件，他制作的徽笔频频参展、屡获殊荣。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在试过杨文的徽笔后，夸之曰：“神笔。”
杨文说，自己从小就在老一辈人的熏陶下，开始接受并坚守一名“徽笔工匠”的身份。一眨眼就是几十年，一直做到现在，从一个稚嫩孩童变成了为人祖父，这其中没有犹豫，却有苦恼。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年轻人愿意静下心来跟着老师傅学习徽笔制作工艺的越来越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徽笔这门手艺不能到我这就丢了，但能有一名能够耐着性子好好学的徒弟实在太难，更多的是受不了苦、受不了累，没有耐心而坚持不下去。”杨文表示。
杨文的年纪越大，这样的苦恼便越深。做徽笔工匠这行，必须要专心且有耐心。思来想去，儿子成了杨文最佳的选择。“没有徒弟学，那就儿子来学，不然怎么办？这门手艺需要传承下去。”经过杨文反复的规劝，本就有“童子功”的儿子，现在渐渐转移了工作重心，慢慢接受杨文所有的技艺。按杨文的话来说，“一家四代人接力传承，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现在真正纯手工制作徽笔的工匠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用机器制造。可是，即便再好的机器，也不可能不折不扣细致地完成100多道工序，所以很难出精品徽笔。”杨文说道。机器制造取代纯手工制作，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取得量上和利益上的最大化，还有一个隐晦的原因：对于一名徽笔工匠来说，纯手工制作太伤手。
因为长年累月接触一些材料和工具，杨文的手粗糙且布满裂纹。“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来不会、也不想用机器去制作。在我看来，徽笔就应该是一个工匠用双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去慢慢完成，纯手工才能出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