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李新伟：“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认定

　　11月18日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做题为“‘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认定”学术讲座。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主持，校内外近300名师生参与此次线上讲座。

　　李新伟先生从“文化共同体”视角出发，通过梳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阐释出“最初的中国”形成与初步发展的过程。

　　首先，李新伟先生指出“最初的中国”基本内涵，即历史时期和现代中国的雏形，其是后世“中国”最久远的历史文化基础。目前，学术界对“最初的中国”存在两种考古学认定途径：一是“核心引领者路径”，该方法侧重寻找具有核心影响力与领导力的文化实体或政体；二是“文化共同体路径”，意在确立与历史时期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李老师进一步解释道，“中国”最初是指洛邑，是地理上的国家中部地区。春秋时期，“中国”一词才有了居于中心的高层级文明体的内涵，是与“四夷”相对的概念。“文化共同体”在二里头文化乃至陶寺文化之前就已形成，并且后世中国正是在这一“文化共同体”体系下传承、裂变、碰撞和融合而后发展起来的。因此用后者解释“最初的中国”形成更为合适。

　　随后，李新伟先生分阶段展示了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情况，并从中探寻“最初的中国”的缘起。

　　距今10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步时期。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精致细腻的陶器显示出陶器制作水平的进步，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反映出远古人类音乐艺术水平的提升，源于高庙文化的獠牙神兽图像和时而可见的八角形纹暗示当时人类萌发的宇宙观，兴隆洼遗址所见的人猪合葬以及带有萨满仪式色彩的遗物表明复杂宗教观念的产生。

　　距今60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既是当时灿烂文化的转折期，又是“最初的中国”的形成期。

　　李新伟先后介绍了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并指出此时形成的三种社会发展模式：以红山、凌家滩为代表的宗教型社会，以崧泽、大汶口为代表的用成组陶器彰显社会身份的社会，以庙底沟为代表的重视集体、务实的社会复杂化道路。以宇宙观为核心、以昆虫蜕变羽化之力为主要萨满技术的宗教观以及对天极神兽的维护仍是继承了前期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形成上层社会的交流网，证据如下：一是凌家滩与红山文化存在有高度相似的玉器，二是暗示与某种仪式有关的大口缸常见于各地区的较大型墓葬之中，三是象牙器的交换共享，四是广大地区对象征王权和军权的鉞这一器物的认可。

　　李新伟解释道，上层社会进行的远途交流行为对维护其身份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上层人士可以获取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知识、特殊物品，以彰显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支持。此外，长途旅行的所见所闻本身可以作为夸耀的资本，塑造个人的英雄形象。进一步推测，这种有意识的长途活动，很有可能会形成旅行记录，并能够积累一定的人文地理知识，增强他们对同一地理圈子的认同感和共识。这种因远距离互相交流带来的文化精髓共享以及地理圈子的共识，会促成当时一定地域内“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这恰好可以和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相契合。后世中国的某些文明因素以及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乃至地理范围都可以从中寻找源头。因此，这一时期正是“最初的中国”形成期。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最初的中国”是在多元文化并行发展以及文化间的传承、碰撞、融合中实现的，并不能明显地看出庙底沟文化的的引领态势。

　　李新伟指出，“最初的中国”就是在距今5300年前后，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此时社会组织形态达到苏秉琦所言的“古国”阶段，加之“最初的中国”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初步形成。

　　宏观来看，距今5300—4300年是社会的分裂时期，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文化式微，庙底沟人群北上和西进，在甘青地区发展成为马家窑文化，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形成东西并立的两大文化体系。良渚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文明结晶。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工程、祭坛以及高等级墓葬、高度统一的发达的宗教反映出其取得的超越前人的文明成果。良渚文明借鉴前期的社会经验和宗教经验，融合创新，成为此时期“最初的中国”内唯一达到早期国家发展程度的政体。李新伟指出，良渚文化采取宗教权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模式，很有可能汲取了前期红山文化以宗教能够较好地凝聚社会的经验。同时，良渚文化出现的玉琮及其神人兽面纹、神鸟形象、“介”字形冠都是对前期獠牙兽面形象、昆虫羽化信仰以及萨满仪式的传承。李新伟认为，在前期“古国”和“最初的中国”基础上，良渚文化进行的“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标志着中华文明正式形成！

　　距今4300—3800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仍然存在。此时，良渚文化衰落，“一石入水激起千层浪”，良渚某些文明因素在其衰落后却得到扩散。琮、璧作为良渚文化核心礼器得以广泛传播， 獠牙神面、昆虫蜕变羽化的形象以及飞鸟图案都可以在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以及后石家河文化中寻找到身影。良渚古城三重布局模式在石峁城址、尧王城中得以延续，良渚文明为“最初的中国”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时，陶寺文化开始显现出重视四方的领导策略，接纳四方的珍品、融合四方礼仪。其势力虽不出晋南盆地，其胸怀俨然容纳“最初中国”，形成最初的“中国梦”。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以其广域王权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成辐射四方的影响力。

　　讲座最后，李新伟先生总结出“最初的中国”形成之路：多元文化在各自传承、并行发展的基础上，裂变、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并在距今5300年左右形成“最初的中国”。至陶寺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时期，“最初的中国”的一体化政治实践迈出了一大步。（撰文：李志伟 配图：源自李新伟老师PPT）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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